八十年代初期，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的传记时，在众多资料中，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是剧作家和他的剧团同事，在詹姆士一世的驻跸行宫里，堂会演完以后，夜里还得为之站岗的细节。那时已经有点名望的莎士比亚，而且为供奉剧团的股东之一，也得穿上制服值勤。我不知道他是否像现在伦敦皇宫戴着高顶熊皮帽的御林军那样子？更不知道他在雾气弥漫的英格兰之夜有些什么感想？
他快活呢，还是尴尬，或者竟是麻木？吾人已不得而知矣！
这位苏格兰的跛子国王，如今，即使在他的故乡，也没有什的文字之美，令我们这些学子，充分领会这位大师的艺术魅力。么人会提到他了；而莎士比亚，却成为这个地球上的所有语种，都能闻音而意会的词汇。记得解放前在南京国立剧专读书的时候，听孙家？先生讲授莎士比亚课的情景，她朗读莎剧中那应该算是古文的英语，那铿锵的语调之美，接着，口译为中文，那华彩的文字之美，令我们这些学子，充分领会这位大师的艺术魅力。
但是，当我为他作传的时候，想到一个巨人，竟被一个小丑式的君主，侏儒般的帝王，如此这般地役使着，不禁为这种斯文扫地的场景，生出一丝莫名的悲哀。
当然，辱没大师，侮弄天才，也不仅仅是在威尔登宫里站岗的莎士比亚的遭遇，在中国有记载的文人活动史中，很长一个时期，文人的际遇要比莎翁还糟糕些。好一点的，为侍奉，为弄臣；次一点的，为家奴，为仆从，几乎不具有独立人格，是一辈子附属于人的人。因此，为主子站岗放哨，给老爷擦背搓澡，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司马迁在他受到最屈辱的宫刑以后，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不无苦涩地道出这种说是文人，实为贱民，名为近侍，地位很低的现状：“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这境遇，听起来蛮心酸的。
文人作为一个自觉的，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在心境上有所飞跃，不再臣服于谁，不再附属于谁，不再视自己为奴仆的人，这一步，这一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曹操给改变了的。这当中也包括曹丕、曹植，也就是文学史惯称的“三曹”的共同努力，从此，中国就有了两种文人，一种是御用的，一种是非御用的。当然，非御用的不见得不可以御用，同样，御用的也会丢掉皇家的饭碗而非御用；反过来，非御用的不见得不想成为御用的，吃香喝辣，同样，御用的说不定脑满肠肥之后，想要一份非御用的清名令誉，也说不定的。所以，有这两种文人出现，是好事情，但他们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非泾渭分明的格局。
由于三曹，中国有文学以来，开始出现异类文人，有别于官方的、主流的、正统的、在朝言朝的御用文人，实在是文学的大进步。有了这种不一定听命君主，不一定遵旨创作，与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具有相对程度上能够自由创作的文人，对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肯定会起到促进和推动的作用。这是公元196年，东汉桓帝建安年间出现的文学盛况，故名之曰“建安文学”，或以其代表人物，名之曰“建安七子”。
只有一朵花支撑着的春天，终究要显得冷清，所以，曹操，虽然他杀害文人，名声不佳，但他能够容忍文人，在不危及到他的统治威权下，给文人较多的选择余地，较大的活动空间，造成建安文学的辉煌。而且，曹孟德不像汉武帝那样，把司马相如、司马迁，当作可以呼来叱去的狗那样对待，而是在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杀人才能解决问题时，还是能够平心静气与孔融、杨修之流探讨文学，甚至开个玩笑什么的。将他们当作人，当作文人，而不是部属、下级、听差、茶房，在封建王朝中，这样的统治者，敢于突破流俗之所轻，敢于改变周秦以来视文人为末流的观点，真是了不起。
鲁迅先生的话，是有大见识的，他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尽管，建安七子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他们父子的部属，在相府那儿拿工资，领补贴，享受局级或者处级待遇。孔融甚至当到政府的建设部长，这项任命，要没有为丞相的曹操画圈，汉献帝也不敢任命他。虽然后来到底砍掉了脑袋，但是，在他没有出事以前，曹氏父子对他，对七子的其他文人，是一种文人与文人的同行关系，而不是主子与奴仆、帝王与臣僚的关系。
汉代的两位司马，以及枚乘、严忌、桓宽、王褒之辈，好像没有得到过这份平等的待遇。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或主要以文学来谋生的文人，也是较早不以服务帝王为己任，不以官方意志为准绳，按自己意愿写作的文人。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非体制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在一篇题目很长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作品中，认为他们的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下来，“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潮流。
所谓“通脱”，说到根子上，是文人对于创作自由和个性自由的追求。
然而，文学迈出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任何新的尝试，总要打破旧的格局，而一旦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抵抗、反扑。倘若探索实验，还在文学的范围以内，至多视作离经叛道，犹可容忍。倘逾轨出格，使得利益格局发生变化，这时，若不煞车，若不就范，某个文人的脑袋，就有可能撞到刀口上去。
同是杀身之祸，曹操以前和以后的文人，便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屈原被楚灵王赶出了朝廷，他只会在汨罗江边，眼泪鼻涕一大堆地伤心哭泣，绝不敢革命；司马迁犯了“错误”，他宁肯忍受汉武帝的宫刑，在蚕室中将泪水往肚里吞，也不敢跑出去造反。而在曹操以后，那个阮籍，对不起，大醉三十天，硬是不理会你司马昭。那个嵇康，你可以杀我的头，但在下刀子以前，你得让我抚完一曲《广陵散》。这等风骨的文人，你能让他在威尔特郡潘布罗克伯爵的庄园里，为詹姆士一世站岗吗？
所以，曹操了不起，他给文学史带来纷繁复杂的变化，先是文人品类的非单一化，然后才有文学世界的多样化。一个文人去为帝王站岗，也许能使这位统治者添些许风雅，但所有文人都去站岗的话，这太清一色的文学史，怕就不那么好看了。因此，曹操的这一手，自觉的行动也好，不自觉的行动也好，“善莫大焉”。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他的文写得有声势。而且，在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那一刻，其实是个很浪漫、很多情、很讲朋友和义气的诗人。譬如，他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不完全是她的《胡笳十八拍》写得让他感动，更重要的，她父亲蔡邕是他的朋友。而且那是一位大学问家，他要求回汉的蔡琰，将她父亲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种对文化、对文学的开放的精神、包容的姿态，也不是所有的领袖人物，都能具有的胸怀。
应该看到，他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黄河流域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文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主流和非主流文人竞相为之的目标。因此，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尤其出身于草根阶层，文化低，素质更低的皇帝，便以扫荡文化为能。
由于大局已定，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应□，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这种荡涤人类文明成果的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的共鸣。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数千年过去，本来的浓，会渐渐地淡，本来的淡，会渐渐地消失，如今谈起建安文人，仍挂在嘴上的这些名字，也就只有“融四岁，能让梨”的孔北海了。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三曹，长居霸主位置。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北地称伯的陈琳，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曾经很浓过，浓得化不开过，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本来也许就淡，淡到后来，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但是，三曹所营造的建安文学的包容格局，所形成的建安文人的个性色彩，对于中国文学所起到的表率作用，先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否则，只有屈原和司马迁，而没有阮籍和嵇康，只有站岗的莎士比亚，而没有不站岗的莎士比亚，那一部文学史，恐怕就不会这样丰富多彩了。
文学的潮流，从来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涌来。李、杜的诗篇光焰万丈的时候，初唐的王、杨、卢、骆，就退出文坛的中心位置。等到元、白的唱和“自衣冠士子……悉传讽之”的时候，李、杜也就觉得不新鲜了。同样，当杜牧等走上文学舞台中央的时候，白居易老先生自然多少有过时之感了。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其实倒是文学发展的正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