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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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雅爱诗章魏武帝――在中国帝王中真正称上为文人的,曹操得算一个

八十年代初期,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的传记时,在众多资料中,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是剧作家和他的剧团同事,在詹姆士一世的驻跸行宫里,堂会演完以后,夜里还得为之站岗的细节。那时已经有点名望的莎士比亚,而且为供奉剧团的股东之一,也得穿上制服值勤。我不知道他是否像现在伦敦皇宫戴着高顶熊皮帽的御林军那样子?更不知道他在雾气弥漫的英格兰之夜有些什么感想?

他快活呢,还是尴尬,或者竟是麻木?吾人已不得而知矣!

这位苏格兰的跛子国王,如今,即使在他的故乡,也没有什的文字之美,令我们这些学子,充分领会这位大师的艺术魅力。么人会提到他了;而莎士比亚,却成为这个地球上的所有语种,都能闻音而意会的词汇。记得解放前在南京国立剧专读书的时候,听孙家?先生讲授莎士比亚课的情景,她朗读莎剧中那应该算是古文的英语,那铿锵的语调之美,接着,口译为中文,那华彩的文字之美,令我们这些学子,充分领会这位大师的艺术魅力。

但是,当我为他作传的时候,想到一个巨人,竟被一个小丑式的君主,侏儒般的帝王,如此这般地役使着,不禁为这种斯文扫地的场景,生出一丝莫名的悲哀。

当然,辱没大师,侮弄天才,也不仅仅是在威尔登宫里站岗的莎士比亚的遭遇,在中国有记载的文人活动史中,很长一个时期,文人的际遇要比莎翁还糟糕些。好一点的,为侍奉,为弄臣;次一点的,为家奴,为仆从,几乎不具有独立人格,是一辈子附属于人的人。因此,为主子站岗放哨,给老爷擦背搓澡,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司马迁在他受到最屈辱的宫刑以后,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不无苦涩地道出这种说是文人,实为贱民,名为近侍,地位很低的现状:“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这境遇,听起来蛮心酸的。

文人作为一个自觉的,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在心境上有所飞跃,不再臣服于谁,不再附属于谁,不再视自己为奴仆的人,这一步,这一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曹操给改变了的。这当中也包括曹丕、曹植,也就是文学史惯称的“三曹”的共同努力,从此,中国就有了两种文人,一种是御用的,一种是非御用的。当然,非御用的不见得不可以御用,同样,御用的也会丢掉皇家的饭碗而非御用;反过来,非御用的不见得不想成为御用的,吃香喝辣,同样,御用的说不定脑满肠肥之后,想要一份非御用的清名令誉,也说不定的。所以,有这两种文人出现,是好事情,但他们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非泾渭分明的格局。

由于三曹,中国有文学以来,开始出现异类文人,有别于官方的、主流的、正统的、在朝言朝的御用文人,实在是文学的大进步。有了这种不一定听命君主,不一定遵旨创作,与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具有相对程度上能够自由创作的文人,对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肯定会起到促进和推动的作用。这是公元196年,东汉桓帝建安年间出现的文学盛况,故名之曰“建安文学”,或以其代表人物,名之曰“建安七子”。

只有一朵花支撑着的春天,终究要显得冷清,所以,曹操,虽然他杀害文人,名声不佳,但他能够容忍文人,在不危及到他的统治威权下,给文人较多的选择余地,较大的活动空间,造成建安文学的辉煌。而且,曹孟德不像汉武帝那样,把司马相如、司马迁,当作可以呼来叱去的狗那样对待,而是在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杀人才能解决问题时,还是能够平心静气与孔融、杨修之流探讨文学,甚至开个玩笑什么的。将他们当作人,当作文人,而不是部属、下级、听差、茶房,在封建王朝中,这样的统治者,敢于突破流俗之所轻,敢于改变周秦以来视文人为末流的观点,真是了不起。

鲁迅先生的话,是有大见识的,他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尽管,建安七子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他们父子的部属,在相府那儿拿工资,领补贴,享受局级或者处级待遇。孔融甚至当到政府的建设部长,这项任命,要没有为丞相的曹操画圈,汉献帝也不敢任命他。虽然后来到底砍掉了脑袋,但是,在他没有出事以前,曹氏父子对他,对七子的其他文人,是一种文人与文人的同行关系,而不是主子与奴仆、帝王与臣僚的关系。

汉代的两位司马,以及枚乘、严忌、桓宽、王褒之辈,好像没有得到过这份平等的待遇。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或主要以文学来谋生的文人,也是较早不以服务帝王为己任,不以官方意志为准绳,按自己意愿写作的文人。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非体制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在一篇题目很长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作品中,认为他们的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下来,“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潮流。

所谓“通脱”,说到根子上,是文人对于创作自由和个性自由的追求。

然而,文学迈出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任何新的尝试,总要打破旧的格局,而一旦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抵抗、反扑。倘若探索实验,还在文学的范围以内,至多视作离经叛道,犹可容忍。倘逾轨出格,使得利益格局发生变化,这时,若不煞车,若不就范,某个文人的脑袋,就有可能撞到刀口上去。

同是杀身之祸,曹操以前和以后的文人,便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屈原被楚灵王赶出了朝廷,他只会在汨罗江边,眼泪鼻涕一大堆地伤心哭泣,绝不敢革命;司马迁犯了“错误”,他宁肯忍受汉武帝的宫刑,在蚕室中将泪水往肚里吞,也不敢跑出去造反。而在曹操以后,那个阮籍,对不起,大醉三十天,硬是不理会你司马昭。那个嵇康,你可以杀我的头,但在下刀子以前,你得让我抚完一曲《广陵散》。这等风骨的文人,你能让他在威尔特郡潘布罗克伯爵的庄园里,为詹姆士一世站岗吗?

所以,曹操了不起,他给文学史带来纷繁复杂的变化,先是文人品类的非单一化,然后才有文学世界的多样化。一个文人去为帝王站岗,也许能使这位统治者添些许风雅,但所有文人都去站岗的话,这太清一色的文学史,怕就不那么好看了。因此,曹操的这一手,自觉的行动也好,不自觉的行动也好,“善莫大焉”。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他的文写得有声势。而且,在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那一刻,其实是个很浪漫、很多情、很讲朋友和义气的诗人。譬如,他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不完全是她的《胡笳十八拍》写得让他感动,更重要的,她父亲蔡邕是他的朋友。而且那是一位大学问家,他要求回汉的蔡琰,将她父亲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种对文化、对文学的开放的精神、包容的姿态,也不是所有的领袖人物,都能具有的胸怀。

应该看到,他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黄河流域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文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主流和非主流文人竞相为之的目标。因此,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尤其出身于草根阶层,文化低,素质更低的皇帝,便以扫荡文化为能。

由于大局已定,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应□,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这种荡涤人类文明成果的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的共鸣。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数千年过去,本来的浓,会渐渐地淡,本来的淡,会渐渐地消失,如今谈起建安文人,仍挂在嘴上的这些名字,也就只有“融四岁,能让梨”的孔北海了。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三曹,长居霸主位置。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北地称伯的陈琳,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曾经很浓过,浓得化不开过,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本来也许就淡,淡到后来,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但是,三曹所营造的建安文学的包容格局,所形成的建安文人的个性色彩,对于中国文学所起到的表率作用,先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否则,只有屈原和司马迁,而没有阮籍和嵇康,只有站岗的莎士比亚,而没有不站岗的莎士比亚,那一部文学史,恐怕就不会这样丰富多彩了。

文学的潮流,从来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涌来。李、杜的诗篇光焰万丈的时候,初唐的王、杨、卢、骆,就退出文坛的中心位置。等到元、白的唱和“自衣冠士子……悉传讽之”的时候,李、杜也就觉得不新鲜了。同样,当杜牧等走上文学舞台中央的时候,白居易老先生自然多少有过时之感了。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其实倒是文学发展的正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