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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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满村听说蔡中郎”――一位于学无所不逮的文化巨匠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东汉时期的一位简直于学无所不逮的文化巨匠。

南宋陆游有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个中郎,就是蔡邕;到了元代,在剧作家高则诚的笔下,演绎出赵五娘寻夫的《琵琶记》,凄苦哀绝的她,所找的那个丈夫,也是这个中郎。宋时说唱,元时戏曲,都以他为主角,敷衍铺陈出动情动容的故事,可见他很长时期内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五十年代,厚今薄古,八十年代,重商轻文,如今更是不大有人提起蔡邕了。

历史上的蔡邕,并无重婚的事实,说他背妻再娶,是天大的冤枉;可他非常的有学问,是千真万确的。可以这样说,他的左中郎一职,某种程度上类似西方宫廷里领着做弥撒的神职人员,执行着主的使者任务。一旦发生什么天象变化,如日食、地震、飓风、海啸,或者,出现什么怪异状态,如飞蝗成灾、井出血水、久旱不雨、江河决口,汉灵帝就要把他这个左中郎找来咨询释疑。不过,蔡邕的作用,更接近原始部落里的巫师,为酋长弄神捣鬼,还要言之成理。为什么挑他来演这个角色,因为他读的书,实在太多,便于引经据典,可以从典籍中寻找答案。

譬如,“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气坠北宫温明殿东庭中,黑如车盖,身五色,有头,体长十余丈,形貌似龙”。天上掉下来这么一条大虫子,灵帝刘宏显然被吓坏了,他是个很糟糕的皇帝,不怕得罪老百姓,但怕得罪老天爷,忙问蔡邕:“怎么回事?”

老实讲,那些暴君、昏君、庸君,只要在台上一天,混蛋只有任其蛋之,恶棍只有任其棍之,无论他怎样的为非作歹,倒行逆施,可怜的老百姓是一点辙也没有的,除非他死。所以,死是惟一的,也是最后的治他们的办法。统治者虽然可以杀死所有反对他的人,但是,总有一天,老天爷要摆平他。秦始皇够凶,也怕天,这才打发徐福去求长生不老之药,结果,还是会翘辫子,和臭鱼烂虾混装在一起,运回咸阳。所以,借助上天示儆的办法,让无道之君收敛,也是不敢造反的老百姓,于忍气吞声之下,那种无能为力、无计可施、无可奈何的自慰了。

蔡邕借此机会,一显学养深厚,二显忠诚社稷:圣明的陛下呀,上苍已经发出惩罚的预警,你该检点一些了。但大多数皇帝怕是怕,不到临终,也并不买老天的账,因此,进谏也等于白搭。可是,古人不像后人那样滑头,尤其古代的读书人,多愚,认死理,总是一条道走到黑,管你爱不爱听,非说不可。

蔡邕书读得太多,认为应该尽责规劝皇帝。他说:“所谓天投?者也。不见足尾,不得称龙。《易传》曰:‘?之比无德,以色亲也。’《潜龙巴》曰:‘虹出,后妃阴胁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图》曰:‘天子外苦兵,威内夺,臣无忠,则天投?。’变不空生,占不空言。”

能在温德殿上听他演说的,自然都是些有头有脸的高级干部。他说罢,哭丧着脸,作忧国忧民状。大家是赞成他呢,还是反对他?很难启口。这场面很尴尬,赞成,等于说皇帝不行,反对,等于说古书不灵,都不好办,颇费斟酌。《后汉书》里有一句现场描写:“帝览奏叹息,因起更衣。”看来,刘宏也不想再听,心烦,借口到卫生间去方便方便,躲个清净,这样,就可以不予表态了。

当蔡中郎大抖学问,大显能耐,大谈特谈,把皇帝听得眉头直皱时,估计在场的那些官不比他小,权不比他少的手抱朝笏的高干们,肯定觉得不是滋味。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在《三国演义》里搞连环计的王允,那时虽不是司徒,很有可能也在场。听蔡邕最后那两句话,“变不空生,占不空言”,板上钉钉,意思说陛下您就等着倒霉吧,那口吻,王允也不会受用,蔡先生,口气是不是大了点?

中国的知识分子,稍有些地位,人五人六以后,总觉得自己在权力的盛宴上,应该有一席位置。可哪里知道,你以为你是个人物,可文人在统治者和高层官僚眼里,其实比屁都不如,找你来咨询,和找戏子来唱堂会,和找姐儿来“马杀鸡”,意思是差不多的,要你讲让皇帝开心的话,而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否则不是找不痛快吗?

作为一个能出入宫门,得睹天颜的文人,有幸接近最高权力中枢,最聪明的状态,莫过于做黄花鱼,尽量溜边。上头让你助兴时,你可以扯开嗓子,大唱赞歌,最高命你举杯时,你可以上蹿下跳,狂呼万岁。谨记一条,切莫卷进上峰勾心斗角的漩涡,切莫与其他臣工竞逐领袖的恩幸,尤其不能存有分一勺残汤剩饭的幻想。

屈原就吃过这亏的,他自视甚高,认为只有他才能挽救楚国,结果,楚怀王不买他的账,嫌他碍手碍脚,放逐出都城,流浪在汨罗江边。既没人请他签名,与他合影,也没人邀他演讲,请他指导,喝不上鱼翅,吃不到海鲜,嘴淡得出水,心冷得瑟缩,他只有孤苦地咏唱:“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嫉妒,是人类的致命伤,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这种人性的基本弱点。蔡邕所犯的错误,与屈原同出一辙,四个字,“高标见嫉”,遂种下了杀身之祸。岂止那些嫉妒的官员,要收拾他,即使他的舞文弄墨的同行,也不会放他一马的。因为经过汉桓帝、汉灵帝的两次党锢之祸,汉末的知识分子,像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都削剪得所剩无几了。于是,蔡邕成了亮度最强的灯泡,别的文人,都是小瓦数的灯泡,在他的强光前,不由得黯然失色。加之,他太拔份,太冒尖,太无所不能,太抢大家的风头,可想而知,那些嫉妒的同行,会用什么样的卫生眼球看他?

熹平四年,他要立万世名,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他老人家,站在太学门口,按照时下常规,必然被摄像机照着脸,被麦克风堵住嘴,被滚烫的赞颂塞满耳,被穿旗袍、大胸脯的礼仪小姐贴身搀扶着,汉代也许没有这一套仪式,但那成功的感觉,凯旋的感觉,晕晕呼呼的感觉,应该是同样的。

类似这样的盛会,不但古代有,当代也有,在那里,既能看到过被谀者那张幸福得意的面孔,也能看到过谀人者那张天花乱坠的嘴巴,但更能看到会场外的撇嘴不屑,过道里的窃窃非议,洗手间里的摇头骂街,电梯间里的声声冷笑。尤其那莫测深浅的一笑,确如司空图评诗所云,大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蔡中郎大概认为人们挺爱他,其实,这种在公开场合的捧场和叫好,比奶油点心还甜蜜的话语,是当真不得的。

汉代兴不兴给评论家塞红包,未敢悬拟,但要一个作家,免费而且真心地去赞美同行的作品,是非常难的一件事,用《圣经》上的譬喻:富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来形容,不算过分。只有绝对的大师,肯对比自己大不如的同行,有一点施舍的慷慨,可以说几句好话;否则,只有绝对的小师,因为实在没有可以骄傲的资本,才会五体投地对所有比他强的同行,叫好不已。

除此以外,那些依靠权力使文章增值的作家,用钞票将自己堆成巨匠的作家,过去曾经发达、如今业已过气的作家,压根狗屁不是、自我感觉好得异常的作家,诲淫诲盗、靠裤裆里那玩意讨生活的作家,述而不作、耍嘴皮吃白相饭的作家……所有以上这些在创作上徒有虚名的作家,其共同点,就是妒火中烧,酸性大发。对于同行,尤其比他强的同行,必视为仇雠,必不共戴天,必想尽办法灭了,才罢休的。

因此,蔡邕的倒霉,还不仅仅由于他有资格附在皇帝耳边说话,遭政治家的忌;他的学博今古,涉猎文化艺术的各门各类,其造诣,其成就,无不臻于顶峰的极致,也遭到那些处于颓势,无法振作的同行嫉恨。这也不奇怪,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比较缺乏竞争精神,比较信奉平庸哲学,比较习惯你比我好不到哪块去,我也比你差不到哪里去的生存状态。这样,大家才能彼此彼此,相安无事。

由于要维系这种均衡,人们便约法三章,大家也恪守不移,谁也不能突出,不能越位,不能出列,不能各色地挤在一起,死在一块;谁要比别人多干,多想,多得,多拥有,那就甭打算有好日子过。这就是一个平庸社会里,只能产生平庸的沙丁鱼罐头法则。然而,蔡中郎却不平庸,《后汉书》称他“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是一个能够驾驭文学艺术所有门类的全才,而且拥有居高临下和绝对优势的大师。

蔡中郎的全部倒霉,就在于此。

我们常常感慨,欧洲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既是画家,又是雕刻家,同时还是工程师和建筑师,甚至还是机关枪设计原理的最早构想者,万能的上帝怎么如此偏心,竟赋予他如此全面的智能?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这种表现出全才全能的优秀分子,也是不乏其人的,蔡邕就是一个。只是在中国这种小农社会里,所奉行的谁拔尖就掐谁尖的沙丁鱼罐头法则,害得集文学家、词赋家、史学家、绘画与书法家、音乐演奏兼制作家于一身的蔡邕,最后落一个死于非命的下场。

刻在太学门口,成为样板的《六经》碑石,只是他书法成就的一个方面。最为后人高山仰止的,莫过于他独创的飞白手段。飞白,亦作飞白书,笔画中丝丝露白,像枯笔所写,形成书法的特异表现风格。中国的汉字,有多少人在写,写了多少年,谁不想出新,但他却能在工匠于墙壁间涂刷漆垩的过程中,得到奇窍,力辟蹊径,别出一格,写出新颖,实在是令无数写字人叹服不止的。

唐?李绰《尚书故实》说:“飞白书始于蔡邕,在鸿门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可见他的创造性,与他无所不通的颖悟能力分不开。唐?张怀?《书断列传》载:“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因此,他引用袁昂《书评》,说“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为神”,认为蔡中郎“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究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

在音乐才能上,从《后汉书》上的一则记载,可见蔡邕在这个领域里所达到的高超精美境界,用冠绝今古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一场误会,顿时化解。

张骘的《文士传》,就把他说得更神乎其神了:“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东间第十六可以为笛。’取用,果有异声。”伏滔《长笛赋》序:“柯亭之观,以竹为椽,邕取为笛,奇声独绝。”讲的也是这件事。那具焦尾琴,也非虚应故事,直到南北朝时,还在国库里收藏着的。从《南史?王敬则传》:“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便知道实有其物,所传非假了。

所以,他的女儿蔡琰,被掠胡地,嫁为胡妻,思念中原,作《胡笳十八拍》,传之邺下,令曹操读后,不胜感伤,因为他“素与邕善,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看样子,她能写出这样哀婉悲愤的诗篇,自是家学渊源,是基因在起作用了。

在绘画方面,蔡邕也曾是高手,不过,饱经魏晋南北朝的战乱,画卷大都散佚。在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一书,尤可看到画目中载有他的作品,至少《讲学图》和《小列女图》,到了唐代,还作为官府的收藏,偶尔拿出来可供观赏的。至于在辞章方面,只消看当时知识分子所推许的名流郭林宗死后,“四方之士七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也就知道他的文章在学林中被高看的程度。众望所归,蔡中郎也不遑多让,挥笔立就,竣稿后,“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吾为碑铭多矣”,傲气中表露蔡邕自矜其长的疏狂,但他看到王逸所作的《灵光殿赋》后,因为早先他也有做这篇赋的打算,“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这种自省,也可看到他不护己短的胸襟。但是,正如屈原深爱着他的楚国,而楚国却并不爱这位伟大诗人一样,极具才华的蔡邕,却被憎恶大师、难容大师的平庸社会,推上了死亡之路。

提到蔡邕的死,必然要涉及到两个人,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始时就出现的董卓和王允。这两位,一为武将,一为文臣,一为丘八,一为书生。按道理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蔡伯喈有一百个理由应当死在董卓手里,后者也有过要杀他的意思。然而,杀人如毛的军爷,却对这位大师,表示出一个大老粗干部,对于知识的莫大尊敬和言听计从;相反,同是知识阶层,同是文化精英,却被女人般的嫉妒心所控制,对比他强许多的同行,略无顾惜,毫不怜悯,本人央求也不行,大家说情也不行,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推下去杀了。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如果说投江的屈原,算作领衔人物,杀头的蔡邕,也该排在死鬼榜的前列。世事难料,应该杀他,而且精于杀人之道的董卓,没有杀他;不应该杀他,而且说实在也不大精于杀人的王允,却下令将其处死。由此可见,文人要狠起来,有时候比武人更杀气腾腾。

于是,我想起一篇纪晓岚谈狐的文章。

有客问狐仙:您老人家已经道恒通天,修得仙体,还有您觉得可怕的什么吗?狐仙答曰:万物相生相克,岂有不怕什么的道理!客又问:若是如此,那您老人家最害怕什么呢?狐仙直白道出一个字来,曰:狐!客大不解,并大惶惑,问:既是同类,何以畏之?

狐仙发表了一通很精彩的言论:“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客人闻之咋舌,想不到同类竟是如此可畏!

因为纪昀也被同类陷害过的,他有位姻亲在山东做官,出了点问题,这位老先生嘴快,透过风去,要他们检点些。好,那些嫉恨他的家伙,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将其牵扯到这宗案件里,有口难辩,只有认账。最后,被罚往乌鲁木齐效力。经过这次没太受罪的充军,纪晓岚对同类的认识,可谓深有感触焉!

成精的狐仙尚且畏惧同类,何况乎凡夫俗子的我们。

记得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一位不大的戏剧家,一位很大的文学家,像甲鱼似的,咬住一口,决不撒嘴,差点要了我的命。所以,这些年来,在文坛冷眼观察,同类之间,若是旗鼓相当,量级相等,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绝不会惺惺相惜,绝不是不沉的湖。因此,差不多水平的作家,有可能成为盟友,不会成为朋友。尤其是只有一份利益的时候,你得了,我就光头,我得了,你就零蛋。或者,一口陷阱在前,推我进去,你就活命,推你进去,我有生路。这时候,就必然成为相残、相整、相角力、相厮杀的死敌。这种甲鱼咬人的老戏文,多年来为什么不断上演的缘故,根源就在于此。

幸好,纪晓岚学问淹通,有一点类似蔡邕在东汉末年学林中的领袖群伦的地位。于书无所不读,三坟五典,诸子百家,稗史演义,方术五行,他不但读得要比别人深入,还能读出他的见识。出自他手的《四库提要》,“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辞淡而雅,人争服之”(昭□《啸亭杂录》),便是雄证。这位才华出众的纪大烟袋,走运的是碰上乾隆。虽然弘历也写诗,但他的职业是皇帝,算不上纪昀的同行,才敢要他来当《四库》馆的总纂官。蔡邕倒霉,碰上心胸狭窄的王允,想当年,中郎先生在汉灵帝面前侃侃而谈的那会儿,王允只有站在后排竖着耳朵听的份,现在,刀把子在这位同类手里攥着,你就把脖子伸出来挨宰吧!

按说,王允和蔡邕有着较多的共同经历,都为反过宦官干政而战斗过,都因为斗不倒阉竖而饱受陷害过,都被迫逃亡在江湖间流浪过,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可是,性格上的差异――王允,较偏执,认死理,心胸狭隘;蔡邕,较豁达,不拘泥,思路开阔。王允,只有小圈子的来往,颇冷清;蔡邕则有过往密切的文人朋友,如桥玄、马日□、王朗、卢植、曹操,很热闹。王允,“刚棱疾恶”,大概活得比较累;蔡邕,会“大叫欢喜,若对数十人”,这种多血质的性格,估计活得要比较轻松些――或许这就是两位知识分子素不相能,形同水火的原因。而气量较小的王允,对这样一位风头太足的人物,肯定是会在心底里骂娘的,这种同类间由歧异生出的嫉妒,那是很可怕的。“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假设董卓也有一点文艺细胞,能写得几句歪诗、几笔孬字,还自费出版过一两本小册子之类,就怕也会像王允这样鼠肚鸡肠了。

来了,就放手使用,这倒显出粗人的可爱了。“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老实讲,外行领导内行,固然弊端多多,但似懂非懂而装懂,略知皮毛硬充行家里手,门窍不通却非常敢想敢干,甚至敢于蛮干的半瓶醋的顶头上司,那好像麻烦更多。

董卓,大老粗,知道自己知识不起来,但不装知识分子,既不到中关村买张假文凭,也不到外国什么野鸡大学混个假学位,更不倒腾一些洋垃圾到国内来装新左派,而是找一个现成的大知识分子,来装点他的门面。开始,蔡邕拒绝了,董卓威胁他:蔡先生,你要不来给我做事,“我力能族人”。什么叫“族”,就是满门抄斩。他一下腿软了,雇了一辆牛车,慌不迭地从杞县赶往洛阳报到。牛屁股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总算没误期限,战兢兢地上班以后,想不到颇受重用。居然,这个杀人如毛的军阀,有时,还把蔡邕的话当话。“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燕,辄令邕鼓琴赞事。”

董卓,作为屠夫,罪该万死,在肚脐上插一支蜡烛,点天灯,是他应得的下场。但是,作为对蔡邕破格相待的上司,没有知识分子的忸怩拿捏、酸文假醋,尽显老粗本色,确是倾心相待,我想,蔡邕作为知遇之人,为这个坏蛋的结束,说几句纯系个人感念之语,也不至于要杀头弃市。他本可以不说――他要是聪明人的话,他要是了解王允那种寡妇心态的话。但他,就是那个真性情,毫不设防的蔡邕,还是把不说也可的话,说了出来。没想到,“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

好!这下子被抓住了话把。“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日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积怨多年,妒仇嫉恨,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得以报复的机会。

其实,王允也很卖力地给董卓当差,“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正因为他同样为这个几倾汉室的大贼,鞍前马后地服务过,所以,他在置蔡邕罪时,不提这一段,只是抠他不该因私恩而忘大节。

中国文人因祸从口出而遭殃者不胜枚举,但像蔡中郎这样简直是没病找病者,真是少见。他大概以为王司徒,还是早先对他表示仰慕的二、三流作家,在作品讨论会上,大家可以神侃乱弹呢!哪知道文人的妒心,有时毒如蛇蝎,至此,蔡中郎才意识到同类的可怕,后悔也来不及了,可怜的大师只要求给他留条命,“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听都不听,拂袖而去,心里想:“蔡先生,您就别做大头梦了!”

以言定谳,不足为奇,思想犯罪,古已有之,但只是人性之常,感情闪露,便十恶不赦,必死无疑,也太过分了。“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一个在中国做了大官的外国人,实在看不过去,跑去对王允讲:“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

这就更戳了王司徒那根文化人的肺管子,你们越看重这位大师,我就偏要让他大师不成。古往今来的文字狱,杀文人者,必为帝王,这一点是对的;但操刀者,则常是文人同行,这一点也是不错的。他荒唐地辩解:“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后汉书》)

马日□听了这段道出他妒妇心思的混账逻辑以后,明白和这个不可救药的小人,无法再谈下去,走出门来,仰天大叹:“王公其不长世乎!”果然,蔡邕被杀以后不久,王允也被董卓余部砍下了脑袋。这是发生在公元192年的事,一个妒人的小人,和一个被妒的大师,就这样匆匆谢幕,走下舞台。

然而,这种样式的戏剧,在沙丁鱼罐头法则继续有效的情况下,大概还会一演再演的。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