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党中央决定组建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汶石争取到了这次难得的机会，代表西北文学界赴朝慰问，再次经历了那血与火的战争生活。战争是严酷的，在汶石所在的那个慰问分团，就有两位文艺工作者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了。汶石写了《记住这笔血债》的日记。回国后，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了歌颂中朝英雄的军队，抗击美帝取得胜利的四幕歌剧《战友》（刘烽、李作柱作曲），由陕西省歌舞团和汉中歌剧团同时上演，后又给“抗美援朝代表大会”献演，演出取得成功。该剧先由《剧本》月刊发表，后又由张鲁作曲，于一九五二年作家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无疑，这些作品的发表和上演所受到的关注，为汶石把文学创作作为终生的选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说：“要以坚定的信念，无限的热情，全部的心血，毕生的精力，去从事党的文学事业。”便把自己全部身心投入在古今中外知识的海洋里，勤奋、刻苦地遨游、探索；同时在渭河平原广阔的农村天地里认真、踏实地跋涉、耕耘。
汶石认识到智慧与知识对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意义，他更明白对于一个要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放飞无限的思想和感情，都需要具有渊博的学识。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汶石有这样一段记载：科学和文明（重点是原作所加），是我们全体干部所面临的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不管你过去有多少理由不曾获得文化科学知识，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在最短的时期内，获得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一个有学问有修养的社会主义新人。
“我们强大的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岁！”“在钻研科学文化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的顽强精神万岁！”科学与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是一位敏感、睿智的有志青年对社会发展的远见卓识，既提出了祖国应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个人又应以“顽强的精神”在短时期内达到“有学问有修养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因此，为要摘掉在知识方面是个“贫汉”的帽子，汶石把自己变成个嗜书如命的“痴汉”了（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日记）。
其实，汶石和他同辈多数青年一样，由于形势和革命工作的需要，没有系统的学习深造机会，都是在革命的征途上，自学成才的。远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西工团每人要完成两石小米的任务，汶石主动请缨参加了垦荒种地小分队，为的是农闲、雨天不出工时可以读书。虽然有七年时间生活在文工团较散漫的环境，但舞场、扑克牌摊他很少光顾，为不轻易让时光流逝。在杨家岭毛主席的图书馆、延安鲁迅图书馆、团里的图书室，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是那里的常客。即就是在行军驻地、演出的间隙，他都怀揣个自制的小本，总要写写画画记点东西。直到以后的数十年，勤苦学习的精神，始终如一地坚持着。在他看来：“世间没有集一切智慧于一身的智慧之神，如我只将某一大智者作为智慧神来祀奉，我将变成一个智力贫乏的丧失头脑的人。这就是一直到现在还是一边写作一边啃书本子，这也就是我一本书一本书，或者是对一本书，一次又一次揣摩、评点、推敲、玩味，有时还做点笔记、提纲、辛辛苦苦从头学起的缘故”（见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日记）。
为此，在生活中形成惟一的爱好是读书，惟一的兴趣是逛书店购书。有时读了某篇作品，还要把有关的文学史和评介文章、传记购回研读。在汶石十四平方米的书房内，摆满了书柜，一些线装书还横放在顶上，地上有空隙的地方，也被书占据着，还溢出占领了客厅和过道的一部分。汶石的精神世界是充实而富有的，相比之下，他个人的生活却是淡泊俭朴的，从不注重物质的享受。也许是因为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注定要受苦受难，甚至要受折磨、摧残。
一九五五年我俩刚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解除行政工作后，汶石变成了作家编制，要执行中央决定停发工资，要自给。而我那时只有百元工资，需我们供养接济的却有十余口人，汶石只好每月贷款百余元，以补家用。一九五八年《风雪之夜》出版，才还清三年全部贷款。至一九六年元月中央文化工作会议后，才开始领取工资。其间，省宣传部要调他去，也可像别人一样到外单位兼一份工作，汶石宁愿负债，过清贫日子的作家生活，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在咸阳生活时，一段时间往返西安都是骑自行车。一九六四年《黑凤》出版，收到一万元稿费，汶石当即便将这笔款缴了党费。就凭他一如既往的对事业的执著顽强的毅力，开朗豁达的性格和他的自信，无怨无悔辛勤地行进在文学这条迷人而艰辛的路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汶石再度解脱了行政工作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渭河平原农村生活中去了，参加粮食统购统销，从办农村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的全过程。他像一滴水，融入到群众生活的大海中，以一个普通的工作队员要求自己，凭借他的组织工作能力和经验，在工作中，他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领会政策精神，认真又灵活地去贯彻，熟悉、掌握各阶层群众的思想状况，树立先进，带动中间和后进者，特别对于老人、妇女、青年都是有针对性地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又与各级干部广交朋友，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亲自参与解决疑难问题。并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除一些简单的劳动如打土坯、担水点种、烧火煮饭、夜半点火防霜外，并能驾驭耕牛去耩地。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昨天下午种玉米，用耩子冲沟，每三张耩子为一组，第一耩拓边，中间一耩点种子，第三耩覆土。六头牛，两组。我提了一犋耩子。多年不耩地了，但没发生什么大困难……正耩时，队部教导员来了，他对于我会扶犁耩地一事甚为惊讶，一再说不简单。其实耩地也不是太难的技术活。”
由于汶石以身作则、细致入微的工作，深得群众、干部的信任和拥戴。
当在某村工作告一段落，汶石要离开那里时，群众、干部堵在门外欢送他，依依不舍地把他送了一程又一程的场面，实在令人难忘和感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汶石的《风雪之夜》《黑凤》已出版，戴上了作家的头衔，他挂职咸阳任县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主持召开过电话会议、动员兴修水利和秋收秋播。在工作中仍和以往一样，严于律己，不要任何一点特殊、额外的照顾，又非常尊重各级领导和干部。如一九六五年，汶石受省委委派，担任咸阳地区社教工作团副团长、咸阳市工作组组长，工作繁忙，任务重。当时，咸阳大众剧团，有个剧目要参加会演，剧团的同志拿着市委宣传部给汶石的一封信希望汶石能帮他们修改剧本。汶石原本就是一位组织观念党性原则很强的同志，拿着信逐级向有关领导请示、汇报，得到大力支持后，便雷厉风行投入了剧本的修改工作。为不耽误太多社教团的工作，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便日以继夜、废寝忘食，把眼睛都熬红了。时值古城七八月流金铄石天气，汶石脱了个光膀子，汗珠还是顺着脊背流，我没有经验便用冷水毛巾去擦，结果激出了一背痱子，刺痒难耐时，只叫我用手摩挲一阵，仍伏案工作。反复修改、推敲，提炼主题，重新刻画了人物、安排戏剧冲突，剧名也由《女队长》改为《第一个浪头》。有时他就住在剧团，在排练现场说戏，帮演员逐个分析人物、刻画角色，当起了导演。该剧在地区会演后，又选拔参加了省上的调演，演出受到观众、地区、省及中宣部主管文艺的领导们的一致好评。为演员、剧团和咸阳地区争得了荣誉。
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汶石不只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也用一位文学工作者锐敏的眼光观察、分析、研究、思考着生活，为他生活的宝库积累增添着财富。在《王汶石小说选》的自序中他有这样一段记载：“在那些日子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奇特，那样令人感奋。我不无惊喜地发现，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时常显现出某种闪光，某种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情愫的闪光。这正是我所最珍贵最触动我心灵的东西。”在农村生活中汶石开掘了一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富矿。在开掘、提炼这些宝藏时，便给自己立下了“描绘新人物，讴歌新时光”的创作信条，写“新人物、新时光”的这一观念，也是汶石对党的文学事业自身的责任和价值的体认与守护，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时代的风貌和本质，这也是汶石创作思想最重要的主题。这一思想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汶石的全部创作活动，写出了读者喜爱和评论家公认的反映农村新人新生活的小说。表现了作家对农村变革的鲜明立场和对农村生活中新事物的艺术感受，反映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不可遏阻的历史进程，唱出了汶石在中国农村大变革中发自肺腑的对新事物的赞歌。
一九五五年冬，汶石再次返回渭南乡间，这年冬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农民和几千年来的私有观念决裂，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热情，像磁铁一样紧紧地吸引着他，他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农业合作化的喜悦中，连除夕夜和一九五六年的元旦都是在那里与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度过的。他在这年的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风雪天……没有一个部门不受农业合作化浪潮的冲击……全国人民欣喜若狂，这是一个多么幸福，多么令人鼓舞的年头啊！在我的短短的三十五个岁月里，亲身经历这样伟大革命运动不止三四次了。我是这些运动的参与者，我是我们这时代的伟大事业的见证人，这是我的最大幸福。”
“晚间社委会干部继续研究制定各种计划。一直紧张地工作到深夜，人们用不倦的工作迎接新年。”这是生活的真实记录，又何尝不是《风雪之夜》小说的蓝图呢。
火热的生活冲击着汶石思绪的堤岸，给他那么强烈的震撼。一九五六年元月返回西安，一鼓作气写了《风雪之夜》《少年突击手》两篇小说均交与当时筹办《延河》的同志挑选，他们留下了《少年突击手》。时值《人民文学》葛洛来约稿，便带走了《风雪之夜》，葛是二月下旬返京的，三月号的《人民文学》便登了出来，且放卷首，还加了热情洋溢的按语，向读者推荐。这是全国首席权威的文学杂志，无疑这样的关注对汶石强烈的创作欲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开启了他思维的潮水闸门，使他多年对生活的积累和思考，对艺术的追求和探索，得到了展示的舞台，文思像奔涌的大河一泻千里势不可挡，接着就写了《土屋里的生活》和《卖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