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王汶石文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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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犹争一唱醒万家(编后记)(1)

在汶石逝世两年之后,终于编成了《王汶石文集》四卷本。面对那厚厚的一摞书稿,我的心头又一次涌动着无法排解的哀伤:汶石最终也未见到他用一生心血铸就的成果——文集的出版,这给他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而我编完了他的文集更有对亲人汶石的倍加思念……

一九四六年,我调入延安西北文艺工作团,便与汶石相识、相知到相恋,从此一直在文艺战线工作。三年西北解放战争中,我俩同在一个班,一路行军、同台演出,至一九四九年西安解放后我们结婚。作为汶石的战友、伴侣,我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我心目中的汶石值得记述的事很多,往事都历历在目。可让我无法承受的残酷的现实是,一夜之间,我最敬爱的亲人,突然地远去消失了,且走得那么凄凉、孤单,面对这一切,我无能又无助,留下的只是心灵的长长的疼痛……

为了完成汶石未竟的事业,能弥补他的一些遗憾,我有个割舍不下的梦想——一定要把他的文集献给热爱他的读者,使他的在天之灵能得到些许的安慰。把这个梦变成现实,也就是我晚年有限人生旅途上的动力,我相信有梦想便会有未来,它催促我奋进。于是我把失去亲人的哀伤,深深地埋在心底,踽踽独行在汶石留下的两百余万言的字里行间。我精心挑选,编辑文稿时,发现那不是普通的手迹和一些呆板的方块字,而是汶石用毕生鲜活的生命和奔涌的热情,向读者、向党交的一份合格的答卷。

对于汶石已发表过的作品,以往已有许多评述,我无能力也无需赘言。文集中收入了一些未发表过的文章,及整理出的数十万字的日记,欢迎读者、评论家,甚或是文学史家们来评述。

就我现在的心态,在整理成文集后,只能简要地告诉读者一些鲜为人知的汶石一生的追求、信仰和他所走过的生活历程,帮助读者了解汶石其人和他的创作生涯,能提供一点较系统的补充资料。

“一代生活造就一代作家。人是跳不过自己的影子的。作家也难跨过自己的生活阅历。”

遵循汶石的生活轨迹,有两个客观的事实存在:其一,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个多月之后,他来到了这个世界,有幸从青少年时起,便与大多数同辈的革命青年一样,追随革命、追随党,始终在党的关怀教育引导下成长。其二,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的一个月,党组织指派地下交通员,将他送入延安,并开始了他的文艺工作生涯。是巧合,是机遇?也许二者皆有,这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两点铸就了汶石献身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也铸造了日后从事文学活动的生活观和艺术观。

在望愈所著《汶石艺概》一书出版说明中,该书责任编辑王平凡这样论述汶石:“丹纳在论述艺术家的本质时,提出一位艺术家总是属于他的那个艺术群体,属于他的那个环境和他的那个时代。王汶石的创作生涯自有他的客观环境。那就是面临民族危亡的重负,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豪情壮举。当然王汶石更有他的个性素质,是客观环境作用于一个人的个性素质。王汶石有幸于前辈作家的是,他的创作伊始,就走上了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铸造了他的艺术思想和作品风格。”这段论述精辟地概括了汶石一生的道路和如何从事文学活动的,是符合汶石的实际的。正如汶石在《饲牛郎之歌》一诗中所写:“……潇洒上战场/提笔写文章/描绘新人物/讴歌新时光……”这是他心迹的表白、毕生的追求,也是他经历的总结,即为了革命走上了战场,是位用笔作武器的战士,自觉肩负起“描绘新人物,讴歌新时光”这个革命的使命和责任。

早在一九四一年,在东北竞存中学毕业时,汶石创作了《毕业歌》(戴赞翼曲),其中写道:“……我们将要分别/然而这不是离散/团结创造耐苦奋斗(竞中校训)/永远也不会忘记/在祖国的土地上/我们百十只手儿拉起/朝着敌人冲去/在黑水白山/高插起猩红的/我们的国旗。”在这首词里,年轻的共产党员,不仅表现出了气吞山河的气概,显示出他的政治抱负,描绘了他未来人生的轨迹,也显示出了他的文学才华。从那时起,至他逝世一周年时发表的遗作、不足千字的小散文《小记无忧》中写:“……有树遍体空洞,天然生成。主人道:此乃无忧树,以其不堪为梁柱,亦不堪解板材,且投之炉灶,又无光无焰,樵夫亦不垂顾,是以无忧……余窃谓此树之生存观,堪称存在主义之极致,惟不为我辈之取效。我等共产党人,宁忧患终生,亦争为社会用才……我等幸存者,尚需为党分忧,而退而不复梁栋,亦乐为改革而光焰熊熊……”

从十九岁年轻的共产党员到年近八旬的老共产党人,时空相距六十载,汶石对党的那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在炽烈地燃烧着,晚年虽不复为梁栋了,但仍要“为改革而光焰熊熊”。这是汶石毕生的写照与追求。这也注定了他的全部创作活动,都是要认真深入生活熟悉生活,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时代特点的作品和人物形象。

在延安时期,除参加整风、大生产运动和文工团的演出活动外,还积极投入街头诗歌及大秧歌运动。特别是参加过陕北农村的土改、民主普选、征粮等工作,同时了解了许多陕北地下党斗争的故事,熟悉了农村生活,为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写出了一些受军民欢迎的剧目,如反映边境地区民兵、群众智斗敌特取得胜利的秧歌剧《边境上》(关鹤岩、韩维琴作曲);反映国统区佃农不堪反动派的欺压“缴农”盼解放的歌剧《望北桥》(刘烽、定洲作曲),及歌词《庆祝胜利》《民歌联唱》《解放区人民之歌》等,是文工团在延安和解放战争中长演不衰的节目。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内战,翌年春胡宗南率二十五万大军进犯延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下,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打响。西工团奉命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战场,直至西安解放。在整个战争期间,因汶石是团里少数几位嗓子好的演员,他演戏、唱歌,是位受观众欢迎的演员。除演出工作外,主要还担负创作任务,部队的战前动员、战后的庆功,配合部队的思想教育开展的“三查”、“诉苦”,对战俘进行阶级教育等活动,文工团都要有新节目上演。常常是一到驻地汶石便下连队去了。有时赶写出歌词,竟来不及谱曲,有些歌词便是用民歌的曲调或熟悉的歌谱练唱几遍,晚上就演出了。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文工团凡有演出任务,都会有汶石的剧目上演或有他参加演出的节目。

现能查到的资料,汶石先后创作了七个剧本,二十余首歌词和一些战地通讯及报道。在这些剧本中,无论剧本的构思、人物的刻画、矛盾冲突的安排、歌词的讲究,应数歌剧《望北桥》《黑牛坡农会》(岳松作曲)。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在《望》剧中扮演主角老农的韩维琴,在谈到该剧时讲:“唱词很感人,每次演出我都是含着眼泪唱的。”可见其歌词的生动和富有的激情。该剧的主题歌是:“望北桥上望北方望北方/北方万里起红光起红光/红光照那里那里得解放/自由的旗帜高插在望北乡。”《黑牛坡农会》有这样四句唱词:“黑牛坡苦难多/我祖宗三代住在黑牛坡/老人在黑牛坡劳累死/儿女在黑牛坡受折磨。”概括了佃农几代人的生活和广大群众在农会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故事。这些是汶石在思想、艺术方面较成熟的剧本,由于战争环境,彩排演出后连剧本都未留下。

这个时期的作品,大部分是配合当时的形势任务与战争需要而创作的,均起到了积极宣传、鼓动的作用。记得一九四八年黄龙山的壶梯山战役时,汶石赶写了《慰问伤员歌》(定洲作曲),“带着人民的叮咛/怀着无限的热情/向光荣负伤的同志/致亲切的慰问/休养吧/人民的功臣/祝你们早日康复/再上前线/把敌人消灭干净……”在这次战役中,西工团的部分女同志,临时抽调到野战医院做护理工作。在黄龙山麓的窑洞内,我们为伤员演唱了这首歌,没有时间练唱,是把词、曲抄在一张纸上,练唱两遍,一架手风琴伴奏,就唱起来了。这样简陋的演出,也给整个病区带去了欢乐,掌声久久在黄龙山的山沟里回荡。另一次演出是在韩城某地的荣军疗养院,为重伤残荣军演出,这是一场特殊的演出,晚会竟没有按原安排的节目进行,每个节目演完后,台下都喊:“再来一个!”剧目不便重演,合唱便成了主要的节目,把所有会唱的歌唱了一遍,以满足观众的要求。自然也安排了《慰问伤员歌》,此歌竟反复了几次,只剩一只胳膊或腿残的伤员不能鼓掌,便举着拐杖摇晃,喊:“再来一遍!”我们为伤员带去了慰问和鼓励,也让我们年轻文工团员的心灵受到了又一次洗涤和升华,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是不能忘怀的,我们在一生的革命征途上也是受益匪浅的。

这些剧本、歌词多是在老乡家的锅台边或草铺上,或行军路上以膝当桌或演出间隙在后台创作的。一些作品也反映出汶石在尽力追求,注重形象和艺术性,注重人物的刻画、语言技巧和对话的凝练与戏剧效果。这些自然对汶石日后从事文学创作都是很有益处的。可是也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加上他自身艺术素养的局限,在总结这个时期的创作时,汶石自己讲:“称得上是真正艺术品的不是很多。”由于战争环境,绝大部分作品演出后,连原稿都散失了。少数作品发表后,在编辑文集时,从中选发了一些,如秧歌剧《边境上》《复仇》,歌词《解放区人民之歌》《庆祝胜利》《民歌联唱》,说唱《郭栓背枪》,战地通讯《少年英雄》等,可反映出汶石早期在延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创作概况。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汶石才离开文工团,调西北文联,担任《西北文艺》副主编,也兼一些行政工作。其间一度离开编辑工作,便深入到甘、青藏族牧区生活。那时这个地区解放不久,匪特的反动气焰极为嚣张,杀人放火,造谣惑众,用极残酷的手段杀害干部和群众,某县的副县长都被杀害。驻甘部队依靠群众,平叛了那里的匪患,巩固了新生的政权。汶石从那归来后,对刚刚平叛的事件,有着深刻强烈的印象,他敏锐地认识到平叛暴乱的重要意义,便构思创作了他的中篇小说,也是处女作《阿爸的愤怒》,反映牧区老猎人反对叛乱与其子发生矛盾冲突,塑造了令人尊敬的老猎人的形象。在这次牧区生活中,汶石还记录了五百余首流行的民歌花儿歌词,为他熟悉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语言、风土人情,打下了基础,也为其作品增色。发表后,被上影厂鲁韧改编为电影《太阳照亮了红石沟》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