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王汶石文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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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一九五五年(二)(3)

上午去南院门及北大街新华书店,买得一本巴甫连柯短篇小说集,读第一篇《话的力量》、第二篇《我的同乡尤苏波夫》和第六篇几个小故事。《话的力量》给人的感染极大,可选作中学课文。几个小故事的头一节,是小儿子失掉了,读着使我落泪,心情很沉重,但这个沉重的压迫人的情绪,却暗暗地潜然地鼓励着人,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想战斗想工作的欲望和坚毅的力量,使人不愿静静地坐着。

巴甫连科的短篇,都是很短的,没有复杂的情节故事,可以说是小东西,但它却又超过一整本书。它就像一首美丽的壮烈的诗,激动人心的诗。

下午外调的李某回来了。向领导小组汇报,集体看材料。某人问题可以肯定。芦的问题也明朗了,但也棘手。那个谢某人真真假假,出尔反尔,弄得许多人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又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精力。

明天得花一天时间,把这个案情仔细研究一下,派遣无问题,其他问题如何审查,须决定并及早动手。

晚去看《哈森与加米拉》电影,郑主任买的票,同行六人。这个影院建筑得很不错。

七时二十分开演,刘方的外甥女坐在我旁边,这是个小影迷,非常喜欢讲话,她给我介绍哈森,并问我有无小孩,当他知道小汾是我的孩子后,她简直像看见老朋友似的问长问短。

电影《哈森》是近年来国产片较优秀者。演员全系哈族青年,他们都是第一次上银幕,但他们的演技都相当纯熟自然,全剧情节紧张动人,有诗意。新疆的自然景色也极其美丽壮阔,在这个辽阔壮丽的画幅上,哈森与加米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电影还有缺点的话,无非是剧本中有若干部分是勉强嵌上去的,使人感到有打补丁的痕迹。

回来已九时半,现在已是十时一刻,不想再做什么事了。腹鸣不已,只好休息。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阴晴

晚在电影公司看电影《流浪者》。

巴甫连柯说:“我相信电影是散文的产物,而不是戏剧的产物。”这是非常正确的,我想还应该加上一句:电影更是诗的产物。

《流浪者》是一部篇幅浩瀚的激情的诗。它使人激动、流泪,它使人深深感到善良正直就是最珍贵的美。

它使人深深地憎恨资产阶级对于人的偏见,憎恨那一个社会。虽然作者在最后粉饰了它。

拉兹,或者千百万的拉兹在《流浪者》这部影片里还没找到出路,作者没有给他们找到真正的出路。然而,路是有的,这就是中国人民所走过的路,中国人民深知这一条道路,而印度人民中的觉悟者,也是知道这条路的。

这部影片的制作者,他们全体都是优秀的艺术家,他们都是诗人,全体参与者,都有着一颗激动的诗人的心。

这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又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东方国家里,日本和印度的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们,他们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他们是朋友,他们追求着人的权利,但不彻底。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晴

昨晚在影片公司遇一平,他是好久就说要来的,前天才到,住作协。是来检查陕西省文艺工作的,为的召开艺术工作会议。在影院,未多谈。他的样子没什么变化。

上午与××谈话,讲到解放后,在原机关的事时,哭得很伤情,他哭是因为许多不好的事情是别人主谋,但他全揽在自己身上,今天说出真情,自觉一向委屈。在那里的情况我是了解的,许多坏事并非是他所为,他不过与那些人气味相投,有时就被人纠合而去。

历史问题,假编的那一套,不知他如何解脱。

下午继续谈,最后他否定了派遣问题,讲起真实情况来,很自然,可信。他在旧社会是个读书刻苦的人,他的生活也是很悲苦的。

晚在影片公司看印度电影《暴风雨》。此片比《流浪者》稍差,但一般讲来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导演、演员、摄影甚至连照明都是很高明的。演员的形象,从任何角度看,都有着造型的美。表演全都很细致,真实,生动,特别是那个女孩子拉利,要刚就刚,要柔就柔,要老练就老练,要活泼就活泼,她自始至终都表现了一个单纯的性格的复杂的心理,她表演得恰如其分。

影片也确实深刻地暴露了高利贷者的罪恶,然仿佛罪恶只是由于一个高利贷者,透过他,还感不到他的阶级群,这一点远比不上《流浪者》,从《流浪者》中,人们体会到那种可恶的有产者阶级的偏见。而这个影片,却似乎只有高利贷者一个人是坏蛋,全部影片在于诅咒恶人,劝恶人为善,劝善良者舍己为人。如像一平说:贯穿着甘地主义。的确,这部影片和佛教思想是默合的。

听一平说,他们建议要和我们合拍两部电影,一部是唐玄奘的故事,一部是释迦牟尼的故事,主要希望我们投资,他们都是私人企业,摊不起那样大的本钱。

天已经晴了两天,云还迟迟不散。明晚就是中秋佳节了,不知月儿的命运如何?

十月五日星期三

中秋、国庆在晴朗的日子里度过。一平住作协,假日里随便谈谈。今年的节日过得很愉快。节日刚刚过去,无止境的秋雨又下起来了,雨把季节提前了,已到处呈现着暮秋的景象。

昨日上午去宣传部,谈×人的问题,江部长的意见和我们接近。只提出不要草率收兵做结论,怕“漏”。

昨日下午回文联,因李×不在,下午晚上均未开会。和××谈了很长时间,主要谈他解放后在原单位时的言行,这些人在大区撤销时所做的和以后所做的,都是十分恶劣的,造谣、诽谤,对党恨之入骨,有计划有组织地攻击党,到后来互相串通,挑拨是非,鼓动反对领导,给各文艺单位的工作造成极大困难,但是,属于一般的落后思想。

下午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宣传部的指示,确定了下一步斗争计划。接着召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大会,将情况作了报告,并将计划布置下去。

晚间应邀去戏曲剧院看马健翎同志改编的《赵氏孤儿》。在剧场见赵、王部长,王通知我可把文联肃反工作做一安排,交待给棣赓,照顾我把剧本写完。但后来又说再搞一礼拜到十天,不知为啥要规定具体时间。

黄昏时老舍来西安。

十月六日星期四

昨天上午,在作协举行党内会议。中宣部苏一平同志提议召开的,会议内容是征求对党委领导的意见,即党委应如何领导文艺工作。会议到后来发生了点小小的不愉快。我和××同志有一两句顶撞。原因是他提出作协取消,变成个小组。我听了不高兴,他还有另外几人,害怕做一小点领导工作,就像怕火烧眉毛似的,经常在说一些泄气话,而泄气话里还带些风凉的味儿。本来并不是那样困难,但他们总是叫喊,喊得人心惶惶,好像轮流做点工作是莫大的灾难似的,这种情绪经常散布着,不断地加重了某些人的“灾难感”,许久以来,我就很反感这种个人思想,按捺不住急躁情绪,顶撞了起来。

会后,高彬批评我态度不好。我承认,但心里好久都不平静。把党委给的工作,当做“个人的灾难”,对做行政工作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的同志冷眼相待,风言风语,这种做法,令人难耐。

还是党委正确,他按照需要分配一些党员担负某些行政工作,又尽量照顾这些同志,给他们以创作的条件和鼓励,这种办法虽然是暂时的,但在目前却是实际的、可行的,因而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党派我做些行政工作,我愉快,党又抽我写作品我也高兴的原因。党总是尽量照顾我们的工作愿望,这愿望也是合乎党的利益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时刻准备着,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原来自己并无那种行业的兴趣。然而据某人的观点看来,这却是缺乏作家的气质,叫做浮在上面,叫做晃来晃去啊!他引了西蒙诺夫的一句话:作家的劳动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言外之意,仿佛党对党员作家的活动,都不得“侵犯”似的。好一个神圣的作家!

也许是久雨不停的原因,为什么我常常压不住一点火气!

分两个小组开会。有些疑点,看样子得等同案嫌疑分子的材料。

上午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册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书,是陈云同志的报告,读后有收获。另买一册波列伏依特写集《我们是苏维埃人》,读了第一篇,文章显得单薄,不像巴甫连柯的短篇那样厚实。无论就思想感情和艺术技巧上看,巴甫连柯都要高明、深邃、动人、耐人寻味。

读书,读过的书,要记住,也要忘记,记住它,是为了接受它的影响;忘记它,是为了避免它的影响。这是最近数日来,读书时偶尔想到的读书方法和目的。

从今天起,除肃反斗争之外,要利用剩余时间读书和进行作品思考,否则养成了荒废时光的习惯,不仅时间浪费了,精神也会受影响。

从职业上讲,我有自己的理想,但终究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者,却不能完全由自己来决定,也许终生只是一个无什么固定职业的工作者。写作我酷爱,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放弃这种爱好。但是否最终会成为职业的写作者,却不能完全由我来确定,我既无此权利,又不如此主观。

十月九日星期日

七日上午作协召开会议,研究和苏尔科夫举行座谈会的准备工作,并草拟了八个问题。下午二时到大厦,因友人外出参观回来得晚,会到四点钟才开。苏尔科夫同志,先问了有关作协分会的一些问题,由健翎同志一一解答。之后,由苏尔科夫同志讲解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每一个问题,他都有独到的见解,深刻、具体而生动,他讲起话来,热情洋溢,他是那样博学,仿佛世界上没有他不熟悉的事情似的。座谈会开到六点半,回到家天已黑,九时许和一平、宗元、汤洛、高彬一同乘车去南院门吃羊血。

八日上午宣传部,和××谈省文联肃反问题,做个安排,以便我一两日内抽出回机关。整谈了一上午,主要还是××的问题,我们有了争论,他的意思仿佛我们从好的方面想得多,其实,我们是正面反面反复研究材料的,个别问题需再查查。

今日星期,上午和玉墀带着汾儿,同去端履门百货公司,买了一套蓝咔叽布棉衣,花了十八元九角六分。

下午三时,作协召集部分同志和老舍先生举行座谈会。他是来西安采访有关李万铭的材料,准备写讽刺剧的,这是他解放后将要创作的第五个剧本,此外还有其他的文章,他是一位很有成绩的作家,他今天在会上也讲到这一点,他强调提出劳动和劳动纪律问题,他的写作精神值得学习。

七时半从建国路动身徒步到文联,情绪愉快。

十月十日星期一晴

从东屋的屋脊上望去,天边呈现着橘黄色的晨光,不知什么地方降了大霜,早晨觉得有些冷,许多人都穿上了棉衣。

重新考虑这一时期的斗争,又想到××的问题,想王为什么总是不愿考虑我们的意见?原来他有个先入为主的看法,以为我总是从没问题方面想得多,因而我提出某些看法,他不愿相信,采取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先入为主和固定的看法,其力量是多么强大啊,从思想方法上来说,这是属于主观唯心论的范畴的。

昨晚写了一份有关凤翔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夏的政治情况,帮助西安市教师学习班,了解一个当时是国民党凤翔县党部书记长的情况。写好交给了屈。

下午领导小组会,王来传达了中央最近关于肃反斗争的指示,强调调查研究,提出逢右反右,逢“左”反“左”。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且说不冤枉一个好人,需做到有人证、物证,不轻信口供。又讲了一个聊斋上的故事,说明证据还要防止假证据,证据必须是真的。因而,决不许逼供和诱供,中央指示,不能硬“顶牛”。方案是处理一批,放下一批,集中力量搞清一批。

最后,告诉我们,我走后把领导小组的工作交给棣赓负责。王走后,我们继续研究了情况并制定了方案。

晚饭后,从省文联搬回来。适遇杨青从北京回到西安,去看了她的小儿子。

壁舟叫去看电影。《两亩地》印度影片,是一部水平很高的作品,看后令人感到非革命不可,非把土地交还给农民不可。比起我们描写土改的影片《土地》来,要动人许多倍,要深刻许多倍。由于环境的关系,作者还不可能给印度农民找出一条道路来。虽然,这条路在我们看来,是那样明白。影片表现了印度人民的坚强性格,让人感到这样一个民族是不会长期地被压迫下去,他们解放的日子似乎不会太远。

近来常常想到“同志”,这两个世界上最美丽最可贵的字,它是千金难买的,不,不止千金,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交换。“同志”这是生命和血的结晶,应当像珍惜自己的眼珠似的去珍视它。“同志的爱”,是一切爱情里最伟大的爱情。可是竟有许多人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有个别人,常常把同志看做路人,把同志看做是一种偶然的、暂时的结合,而他们最宝贵的是气味相投的“友朋”。友情也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但友情只有是同志间的友情,才是有价值的,离开革命志趣的友情,终会变成营私的帮会的、市侩式的结合。有些人却把这种勾结奉为至上,像苍蝇热恋着腐鱼。

十月十一日星期二

上午给延安专区建社大队同志谈建社工作经验。这是前天宗元约我做的,原以为只是作协几个同志听,不料他一说出去却来了好多人。我毫无准备,只把一九五三年在渭南建立双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过情况和几点体会讲了讲,用了两个多小时,很不系统,只是摆龙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