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修武汉长江第一桥的时候，嫌蛇山的原黄鹤楼碍事，拆了。现在这座巍峨的仿古建筑，是后来重建起来的，成为武汉三镇的一个景点。
在中国，凡识得几个汉字的人，无不知道唐代崔颢那首题名《黄鹤楼》的诗，也许全诗记不下来，但打头的这两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总是能挂在嘴边的。正因为这首诗实在太家喻户晓，结果，反宾为主，倒不是诗因楼而名，而成了楼因诗而存。
想到这里，也很为文人手中的那支笔，能起到这大作用而感到骄傲。
接下来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一直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千古传诵，深入人心，以致人们能够习惯鹤去楼空的怅惘，而绝不能承受诗存楼无的遗憾。所以，拆楼以后的很长一段岁月，虽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并没有动手重建，但是从未有人敢说一声从此不修黄鹤楼。最后，到底将楼修了起来，而且修得更堂皇。在促成这座名楼再现武汉三镇的诸多因素中，应该看到，崔颢的诗，是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诗在，则楼必在。文学，虽说是很小儿科的东西，但有时候，秤砣虽小，力拨千斤。
因为，这首诗即使在唐代，也够脍炙人口的了。据说，写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大诗人李白，登黄鹤楼后，突然涌上来赋诗一首的欲望，但见了崔先生的这篇作品之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就是李白的清醒了，他不像时下的某些作家，尽管写得十分狗屎，但自我感觉良好，还相当地大言不惭，令人不敢恭维。李大诗人虽是一个狂得连“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主，但他承认人家写得好，叹了口气，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出，崔颢题诗在上头。”
李白很赞赏崔颢的诗，启发了他的诗兴，套崔先生的诗路，写了首《鹦鹉洲》诗：“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并不以此满足的李白，嗣后，又仿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大家巨匠不害怕重复别人，即使摹描的痕迹仍在，也不讳言仿作。怕什么呢，他相信自己的才气，也有这份功力，把握写出若不超过崔颢，也能达到工力相敌，未易甲乙的绝唱。
崔颢的《黄鹤楼》可谓不朽，要没有崔颢的诗，对不起，这座楼恐怕早就完了。我们记得，在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年代里，曾经是世界古城中保留最完好的北京城墙，说拆不就拆了嘛！及至到了那个狂热的十年“文革”中，就更不用说了，红卫兵以大破四旧的名义，多少不该毁灭的文化积累，说毁不就毁了嘛！然而，五十年代决定拆掉这座楼来修大桥的时候，还说好了将来要修，表明了这座楼的非同小可，之所以如此重要，我想，不在于它的建筑学的价值，老实说，是与崔颢这首诗有着莫大关连的。
一首不朽的诗，使一座建筑物安然无恙地流传千古，哪怕拆了还得再建，证明了文学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找到，八十年代的江西南昌，终于把烧毁了数百年的滕王阁，重新建造了起来，那还不是因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文章么？如果不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滕王阁序》，我想南昌人不会兴致勃勃地在旧址荡平夷灭、历史湮没无考的情况下，重建一座滕王阁的。其实，滕王阁与滕王已无任何瓜葛，至于他是何许人也，很少有人说得上来，不过借其旧名而已。
人们走进新建的滕王阁，大概只知道王勃了。他写过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十年浩劫中，谱成语录歌，曾经唱遍中华大地。他的《滕王阁序》，至今能琅琅地背诵出来者，不在少数。文人在历代统治者的眼中，确实是无足轻重的蝼蚁之辈，但他们的笔墨，却具有超越时间的传世力量。
类似的山水名胜，由文人笔墨着色而名者，还有很多。岳阳楼，因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而名闻遐迩。醉翁亭，经欧阳修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记》一文鼓吹，成为著名景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古战场，也因苏东坡的词与文，而赋予了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至于杭州西湖里的翠堤春晓一景，只是经作过太守的苏东坡和白居易二位诗人所修筑，而具有了特殊的文化韵味。当年郁达夫先生游杭州，步行苏堤有感，写过一首诗：“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亦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文人笔下的山水，倒过来成了对文人最好的纪念。“东坡原是西湖长。”包括他生活过的颍州西湖，杭州西湖，惠州西湖，如今都是游览胜地。文人的笔墨，一旦与风光揉和到一起，成为名胜佳迹，便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存在。
由此想到，对于文化名人的最好纪念，倒是应该在他们与山水的联系上着眼，用不着在他们的故居上大做文章。近年来，故居热十分流行，有成风之势，将死去的名人，和活着的名人，曾经居停过的房屋保留起来，以作纪念，其好意当然值得肯定。但一旦热情过度，缺乏节制的话，将名人扩大化，将故居扩大化，便有泛滥成灾的可能。把太多的故居留存下来，对一定时期内住房相对紧张的中国城市来说，会成为不胜其烦的负担。如果因保存一处现在被认为是名人、若干年后也许并不一定还是名人的房屋，而使时下一家三代挤住在亭子间里的平民百姓，无法迁进新居，后人会不禁要问，有这个必要嘛？
其实，宋代著名诗人李清照的老爹李格非，早看透了这一点。他在《书洛阳名园记后》，从战乱这个角度论说故居之未可长久：“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离乱，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即或不发生类似状况，读唐诗，我们知道，王维的应在陕西蓝田的辋川别墅群，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司空图在中条山王官谷隐居的休休亭，用今天的观点看，绝对算得上是货真价实，而不是假冒伪劣的名人故居。但千年以后，除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尚能附会存在外，其它的早已夷为平地，一点遗迹也找不到了。
说到底，还是山水风光更长久些，对于名人来说，死者已矣，健在的若是想留名，还是学一学崔颢，写出一首《黄鹤楼》来，那才是真正的永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