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洋酒大行其道，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红葡萄酒有益健康的说法盛行以后，国酒更是退避三舍了。但无论如何，能喝洋酒，一是说明人们的钱包确实鼓起来了；二是说明大家的视线能够向外看了。钱包鼓，日子渐渐好过；向外看，不再谈洋色变。从这些表面现象，也可观察到我们社会进步的实质。
于是，公款请客也好，私费小酌也好，洋酒登堂入室，也算是一种时髦的风景线了。据行家讲，洋酒种类颇多，餐前餐后，饮法不一，或白或红，讲究颇多，但其统一的特点，便是价格不菲。三百五百，普普通通，成千上万，不算稀奇。我们最贵的国酒，和人家最便宜的洋酒，其值相等，但销路特好，多贵的洋酒也有人问津，天价的一瓶路易十六，老外只能驻足观看，而让包起拎走的，是咱们中国的款爷。所以外国的酒商对这个市价，摩拳擦掌，兴奋不已。因为他们发现，不论什么牌子的外国酒，到了中国的酒席上，只要打开瓶塞，倒出来的是液体，只有一个字，干！无论其它，然后，倒入口中，咽下肚去。
这班喝酒者，既不闻其香味如何隽永，也不观其色泽怎样晶亮，更不品品酒产地例如考涅克或香槟省的特色与风韵，也不问问酒的窖藏的年头是多么久远，甚至试一试刚倒出的酒液，给个评价也来不及，便招呼满上满上。其实，喝洋酒应与喝茅台，喝酒鬼，喝五粮液，不那么一致的。但入乡随俗，统统按照梁山泊忠义堂一百单八英雄那样，仰脖瞪眼，一饮而尽。看来，中国人的喝酒，还是延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求其淋漓痛快，只有辣嘴巴、辣舌头、辣嗓子就满足的传统。
但主人说了，我有钱，我愿意这样喝，又奈我何。想想，好像也无可非议。现在，发财的人也真多，财大则气粗，气粗则允许自己随便，随意。譬如，驾私家车，扬长而过，突然，降下玻璃，朝马路上啐一口浓痰；譬如，听音乐会，皮包里的大哥大必然要响数次不可，那传呼机的蛐蛐声，更是此起彼落；譬如，头等舱里，非要把脚架到前面座席上，贵宾厅中，一个人要占三个人的位置，重要场合，人还未见声音先到，宴会桌上，声高八度满座皆惊；譬如，虽然浑身都用名牌包装起来，从头到脚都予以美容，然而一张嘴，满口脏字，村话连篇，令人掩耳，无法卒听；譬如，发了点财，来不及地穿金戴银，有了点钱，急忙忙满头珠翠，为炫耀那块钻石表，金项链，恨不能大冬天都光膀子，打赤膊；譬如，有了一张绿卡，马上瞧不起中国人，认识两个老外，立刻就当假洋鬼子，会说几句洋文，中国话就不够表达他的意思了，到过一些国家，便发现我们的月亮果然不圆了。这类发生在身边的物质富有、精神贫乏的例子，真是不一而足，不胜枚举的。
所以，这位品酒行家对我说，碰上这类饭桌上洋酒要点最好的，但喝起来却像喝二锅头一样在糟蹋粮食的老板，常有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感慨。于是，我想起庄子《秋水》篇里，那段魏牟对公孙龙的对话，倒也有点意思了。他说燕国寿陵地方，有一个士家子弟，非常羡慕赵国人优雅的走路姿态，特地来到赵国首都邯郸，专门学习步行的礼仪和诀窍。结果，他不但没有学到赵人行走的本领，连自己原来的寿陵人的走路姿势和方法，也丢掉了，弄得他反而不会走路了。于是，无可奈何的他，只好爬着回到家乡去了。
这位燕国的公子哥儿，学习走路的地方，是在河北省邯郸市，至今那里还有个学步桥的地名，使人想起这则寓言。看来，物质的一切，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但属于精神世界的一切，例如文化、素养、礼仪、知识等等，便不是付钞票就得到的了，因此就要认认真真的学习。最怕的是那种学得不地道，不彻底，不到家，学了半天只是皮毛，还自以为是，就难免要闹出学步桥上那位寿陵公子的笑话了。
粥和饭，严格讲来，并无不同，只是水放得多寡而已。为什么要使水的成分增多，对饱尝饥馁之苦的中国人来讲，恐怕主要不是考虑到易于消化，而是因为嘴多米少，要让大家的碗里不空，只有多加水了。所以，粥是中国人的食品，是中国人的发明，自无疑义。关于粥，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谱》里作了一个权威的论定：“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以此标准，王蒙先生的“坚硬稀粥”，大概是不合格的粥，袁子才先生一定会摇头不迭的。
食粥一事，是中国旧时文人笔下时常涉及的，因而，有关粥的文字甚多。宋代费衮《梁溪漫志》里，有一篇《张文潜粥记》，讲得最透彻了。“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这说明粥的作用，除物质外，尚有精神上的妙不可言之处。
宋代陆游有一首《食粥诗》，更将粥与长生法联系起来。“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其实，这也是陆游的自勉罢了。因为在中国，凡贫困家庭，大都离不开粥。粥总是和粮食匮乏联系着的，一位伟人说过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的“稀”，也就是粥。从陆游诗里，看到清寒文人于困顿中的超脱，于窘迫中的豁达。他笔下的粥，就不仅仅果腹了。
苏东坡“半夜不眠听粥鼓”的诗句，出自《大风留金山两日》这首诗。这是他在朝廷的倾轧中，被排挤出来，放浪江湖，跌落到生活底层，饱尝艰辛之后，才体会到这种饿肚子时聆听粥鼓的亲切感情的。大凡太快活，太优裕，经常酒足饭饱，声色犬马，桑那按摩，三陪服务的作家，是不容易体会饥饿、贫穷的真切滋味的。苏轼的另一首求粥的诗，更是坦荡无遮，一副穷文人的本色了：“岂如江头千顷雪，茅檐出没晨炊孤。地碓舂秫光似玉，沙瓶煮粥软如酥。老我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杖君家去。”这时候的苏东坡，已经是一谪二贬，落拓不羁的文人，闻粥而去的浪漫情怀，多少是他在身处困境中的精神寄托了。假如有大款请客，小秘作陪，东坡先生就怕唱不出“大江东去”了。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什么人能跟什么人相通，来往，交际，接近，是有其规律的。看《水浒传》，便知道凡赞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汉，才聚齐到梁山泊；淡茶一盏，薄酒一杯，小菜一碟，谈诗论文，肯定是《儒林外史》中文人雅士们的集会：而吆五喝六，猜枚行令，觥筹交错，水陆纷陈，不消说，在座的便是些《三言两拍》里官佐商贾，市井小人，酒肉朋友，饮食男女之流；若是听到抬轿吹拍之声，捧场喝彩之词，老爷伟大，长官英明，上司正确，仕途光明，便知是《官场现形记》里的盛会。彼此同为肉食者，脾性能接近。大家同是喝粥者，心情易相通；在官员那里落座的，保险不会有一位喝粥的文人。
旧时文人，很提倡甘于清苦的精神，在《颜氏家训》中，提到了一位叫裴子野的文人，说他“有疏亲故属，”凡“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苦，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只有自己饥饿过，才能体会别人饥饿的痛苦，裴子野与众亲友一齐捧碗啜粥，那是充满了人情味的温馨场面。同样，从郑板桥《家书》看到，给他弟弟的信里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也可知只有自己清寒过，才能了解别人清寒的窘境。中国文人与粥，这种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于他们自身的贫苦体验而来的。正因如此，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里，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间的疾苦。
由此看来，若曹雪芹一直过着“钟鸣鼎食”“锦衣饫食”的生活，未必会写出《红楼梦》来。他的文友敦诚、敦敏兄弟，在诗中说到他贫居北京西山时的窘迫景况，“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使我们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于他家境没落以后，处在生活贫穷线上，才了解到人世的沧桑，时事的艰窘，仕途的险恶，命运的坎坷吧？
敦诚的诗，自然有诗人的夸张成分。曹雪芹那时的确生计艰难，但尚可以到小铺去赊二两酒，看来，还不到只能以粥果腹，舍此别无其它的地步。因为，按常理，即使再薄的酒，也比再稠的甚至坚硬的粥，多费上几文。何况中国人喝酒，最起码要一碟花生米吧，连斯文扫地的孔乙己，还以茴香豆下酒呢！若以郑板桥自叙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顿无下顿的七品县令嘛？要饿得两眼发青，曹雪芹写不出《红楼梦》，郑板桥也画不出墨竹了。然而，他们过着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无疑问。在物质水平上，与大多数人相同，因此在认识上，更接近劳苦大众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戴着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里的作家，一天到晚打饱呃，从无饥饿之苦，穷困之痛，也就难以与喝粥的中国大多数人共鸣，便一点不奇怪了。
中国旧时文人，由于喝粥的结果，多半喝出一个淡泊的精神世界，实在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他们或坚贞或自守，或安贫乐道，或充实自信，或知足不争，但在他们的笔下，却总是程度不同地要发出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对世界的真实反响。有的，哪怕为之付出生命，也要说出大多数人想要说的话，这就是喝粥文人与大多数喝粥普通人的心灵感应了。
文学，要都是风花雪月，虚无缥缈，没有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恐怕也够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