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春季要比北京早得多。阳春三月，天安门广场上那片绿区，还刚刚萌发出春意，伦敦已是一片葱绿。
大西洋暖流使这个岛国气候温湿，终年常绿。当我们从伦敦King's Cross车站，乘坐高速火车——每小时125英里通过隧道时，由于气压变化，耳膜都剥剥作响——向英格兰北部的小城杜伦（Durham）驶去的时候，两旁的景色，甚至比伦敦城还绿得可爱，绿得魅人，连一点点冬天的痕迹都看不到了。出发前，主人殷勤关照，劝我们稍稍多穿点衣服，我遂以为这个小城杜伦，可能季节要晚一些。谁知道我们到达杜伦时，在那微风细雨之中，倒很有江南水乡的早春二月景象。
杜伦，其实倒是个山城。在国内出版的普通世界地图集上，是找不到这个小小的城市的。它离纽卡斯尔（Newcastle）不远，但纽卡斯尔的音译新城堡，却是源起于杜伦的老城堡。这种城堡，是古老年代英格兰人抵御苏格兰人入侵而建造的。现在，这座古城堡，以及杜伦古老的教堂，和我们要去访问的杜伦大学东方学院，成为这小小城市的骄傲。
东方学院中文系的Don Star先生（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司马麟）和Carolire Mason小姐（她也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梅凯兰。在英国，所有汉学家差不多都给自己命名古色古香的中国姓氏，而且无论从音从义来讲，说句失敬的话，都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之感）驾车来接我们。
山城不大，但风光秀丽，尤其是那些高低跌宕、错落有致的房屋、街道、园林、坡谷，是那样的自然，没经雕琢，而呈现出一种朴实的美。特别是这种典型的英国天气，一会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使这个城市更加魅人。过去，未到英国，对于著名诗人布朗宁夫人致她丈夫布朗宁的书信里，提到的这种英国春天的典型天气，缺乏感性认识，现在，短短的途程中，便有足够的体会了。刚才步出车站月台时，还是浮云蔽日，薄薄的阳光使人感到燠热；途中，穿过街区时，又微风拂煦，细雨扑面；到达我们下榻的St。 Aidari's College（阿依丹学院）的门前，又是一片雨后新霁的景象。秀树芳草似乎水洗过那样清净，在阳光下欣欣向荣，叶尖上的露珠，闪现出悦目的光辉。
这种多变的天气，和那种英国人的不习惯变化，或不喜欢变化的性格，简直是毫无共同之处。伦敦白金汉宫皇家卫队的换岗仪式，就是这种绝不变的典型。多少年来，这些卫队穿着古老的军服，戴着尺把。高的熊皮帽子，旁若无人，目不斜视，每天举行将近两个小时的换岗表演，包括军乐队时断时续演奏的古老进行曲，包括卫队长那拖长了的口令声。据英国人讲，从他们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这样换岗来着。所以这种Change Cuards（换岗）也成为旅游者非常感兴趣的项目之一。我在观看这种大概还是上个世纪的操演时思忖：论做皇帝，要数我们中国历史最为久远，要论起帝王家的威风，封建社会的那一套繁文缛节，谁也难比我们。可我们破除了，他们还保留着，说明了他们性格里保守的一个方面。奇怪的是并不影响发明蒸汽机，进行工业革命，造协和式飞机。看起来，性格保守和思想桎梏是两回事情。我们从辛亥革命起，至今已七八十年了。封建制度表面那套东西，基本上也已荡涤得差不多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家长制、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崇洋媚外等等封建余毒，已全部从我们每个同志的脑海里肃清。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每年三月份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在泰晤士河的划船竞赛，这也是不知多少年来形成的固定不变的节目，吸引着千万个伦敦人聚集在河两岸，为划船的大学生运动员喝彩加油。同时，通过电视直播，被全英国人关注着。我们那天恰巧到哈代的家乡去参观，未能恭逢其盛。晚上在Dorset看电视，才知道剑桥大学的赛艇，冲上堤岸，撞断了，没有赛成，改在第二天，即18日礼拜天举行。当我们回到伦敦，因为河两岸观众拥挤，堵塞交通，不得不绕道而行，可知观看者的鼎盛场面多么浩大。使我觉得诧异的是，充其量只不过是高校一级的运动水平，怎么会如此引人注目？举例而言，北京的清华与北大，上海的复旦与交大之间校际运动比赛，决不会有多么多观众捧场的。更让人奇怪的，所有关心这次划船竞赛的人，都泾渭分明地，非拥牛津派，即是拥剑桥派，而他们和这两所大学简直风马牛不相及。陪同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的英中文化协会的两位小姐，Elizabeth Wright（芮立）是拥剑桥派。而PennyBrooke（布鲁克）则是拥牛津派。她们两人并不曾在这两座学府攻读过，然而，现在成为对立面的原因，则由于她们家族由来已久的传统。有的人就因为他父亲、他祖父、他曾祖父是拥牛津派或剑桥派的，所以他也不变地继承了这份遗产。而且他的儿子、孙子，肯定会继续按他们家族沿袭下来的观点，为剑桥或者牛津，到泰晤士河边去站脚助威。这种执拗到顽固、迂腐到可笑的绅士派头，真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可是，在赛艇的设计和制造上，却年复一年地改进，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倒半点也不保守。今年牛津大学的赛艇，据该校中文系的刘涛涛女士讲，全部设计数据，都是用电子计算机精密演算出来的。
看来，人家着重内容的变化，而不在乎形式的否定；我们则忙于表面文章，思想里的旧东西，倒不着急清除。珍本书化而造纸，古文物砸烂卖铜；公园封闭，用以遛马；古刹禅林，变为厂房这都是“文革”豪举。连春节也以革命化的名义，让社员荷锄到田头上去过。在英国，许多宗教性节日活动，至今还存在。应该说是迷信，但并不妨碍他们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反封建多年，残余势力还丝缕不断。仅就文艺一项而言，前不久，我们不还从小说或电影、电视剧中，拜读到或者欣赏到提倡寡妇为孝公婆而矢志守节、姑娘为抚遗孤而终身不嫁等等作品么？
杜伦，正是以它不变的古老山城的秀姿，吸引着我们。所以说它不变，这只是一种外观的直觉。其实，这座小城与伦敦一样，也相当现代化的。虽然没有很高的摩登建筑物，没有穿梭的公共汽车，城市显得安详清静。但是，这里却有一座新兴的大学，十几个学院分布全城各处，成为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人城。
这座大学始建于1832年，在英国各高等学府中，不算历史悠久的大学，但这个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系，在英国众多的大学中文系里，算是有点名望。就是这座大学的中文系学生，还曾用汉语演出曹禺的话剧《雷雨》呢！服装、道具是特地到北京订做的，而且演出颇受到英国完全听不懂的观众欢迎，恐怕是想象不到的。
英国大学一年有三个学期，九个礼拜学习结束，放七个礼拜的假。每个礼拜，从周一到周五有课，星期六和星期日便休息了。我觉得在英国当一个大学生，要比我们国家的大学生轻松多了。也许因为刚刚考试结束，马上就要放假的缘故，学生们的精神状态也确实很轻松。司马麟先生是个典型的英国人，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温文尔雅，礼貌而又矜持，汉语说得也好。我接触的一些会说汉语的英国人，可能因为所学的老师籍贯的不同，而在普通话里搀进一点南方味、东北味、广东官话味道，是很普遍的。有一次，在招待会上，我就听到一位盛装的英国女士，讲一口胶东口音的中国话，让我大吃一惊。可在牛津时，一位教授的北京话，说得那样字正腔圆、嘎巴蹦脆，真堪与邓友梅笔下的隶属旗籍的那五媲美。司马麟先生语音还算标准，中文系同学三年级时，要到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所以普通话都还可以。也许因为英国学校里执教人员，无论多么了不起的学者，到年头一律离休的缘故，国此教职员都比较年轻。这位自称与侠盗罗宾汉同乡的司马先生也就四十多岁的光景，和那些年轻学生的关系，看来很亲切，他们之间是非常融洽愉快的。所以，杜伦虽然有个古老的，似乎很少变化的外貌，但整个城市因为年轻人较多，而有股充满青春活力的朝气蓬勃感。杜伦大学的神学院也是很负盛誉的，附近Cathedral古老教堂更增添了它的荣光。但司马麟先生陪我们去参观教堂、古堡时，发现那些研究神学的学生，并不是如想象的道貌岸然，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就在与教堂毗邻的学生宿舍窗口，我们看到了鲜花、斜挂的吉他，听到了立体音响传出来的通俗流行歌曲。
Cathedral教堂相当古老，据说和伦敦的西敏寺大教堂的历史不相上下，但是，与西敏寺大教堂华丽的建筑风格不同，这里以其朴质无华的特点，引人注目。许多地方还是采用木结构的建筑形式，数百年来，仍旧相当坚实牢固，主人颇为之自诩。不过，陪同我们参观的英国人，大部分都到过中国，深知木结构建筑是中国的传统工艺，因此只是有节制地自豪一番。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自豪的，倒是给这些古老的东西，注入新的生命，使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适应生存下去。
他们利用教堂与古堡之间一座古建筑物，改成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外表是古老的，还挂着旧时代的贵族封号与徽记，里面却是全新的、温湿度自控的最新设施。这样，在古老与现实两方面，收到相得益彰的好处，同样，我也认为在教堂的正殿之外，于偏廨一隅，设立那么一间精致的自助式的咖啡室，使游人憩息，也是很有风味的。何况英国人特别讲究的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的Tea time（喝茶时间）。一到Tea time，有点类似我们的工间操，一律放下手头的工作，到茶室去喝上一杯咖啡或者红茶。这好像也成了他们一种不变的生活习惯。但是出售热饮的小卖部，却完全自动化了，你只要投进几便士硬币，咖啡或者红茶便流满一杯，端走便是了。这就是不变中有变，守旧中图新。能够做到保守而不偏执，而不狭隘，恐怕是资产阶级革命对封建社会冲击得较为彻底的缘故。我简直很难想象，在这样一座具有古文物性质的教堂里，许许多多镶嵌着天使、圣灵、玛利亚图像的彩色玻璃长窗上竟会出现飞行员与飞机的形象。原来，这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空军的功勋，特地镶嵌上的。看上去，并不感到刺目和突兀。相反，我倒觉得这座教堂和人们更接近些。
假如我们要这样尝试一下，恐怕很需要一番勇气，而且不知该费多大周折呢？
我觉得，他们还足以自豪的，倒是那种用我们的话讲，应该称作文明礼貌的程度非同一般，在我短促逗留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记得来杜伦的旅途中，在约克郡车站上来了一对老夫妇，那位老先生把笨重的提包放在行李间，送走老伴进到车厢。然后，又回身走出去，到月台上把一位年轻的抱着孩子的母亲接上车，将婴儿推车折叠拢，存放在车厢入口处的行李间里，我估计，这简直像洋娃娃的婴儿，肯定是老先生的孙子，要不，便是外孙。但列车重新开动以后，老夫妇坐在通道这边，除偶尔交谈一两句外，便埋头在报纸里。那年轻的母亲只顾逗孩子，坐在通道那边，压根儿不理会这对老夫妇。这时，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一家人了？下一站到了达林顿，那对老夫妇卷起报纸，也未跟年轻母亲告别，径直下车了。
直到我们到了杜伦，在月台上和接我们的司马先生、梅小姐寒暄的时候，那年轻的母亲和那可爱的洋娃娃，也落入了她真正家人的包围圈里。这时，我才明白那位老先生只不过是“助人为乐”罢了！但是，我只看到他“助人”的一面，并未看到他“乐”的一面。如果说，通过助人而得到乐趣，或者为了乐趣而去助人，这种因果关系，至少还能使物质的支出，得到精神的收入为补偿。那么，这位老者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天性，一种本能，从他的神色表情看，不是助人，而确实像爷爷或者姥爷履行自己的职责。
中国向来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五千年古国文明，闻名于世。何况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按道理讲，我们本应该是世界上的表率。真遗憾，十年浩劫，七斗八斗，弄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紧张起来，把一些最起码的文明礼貌都斗掉了。一些青年人，在“文革”中尚是儿童，一开始就受到砸玻璃窗、向教师脸上啐唾沫的教育，所以拨乱反正，非一个两个文明礼貌月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位老先生的影子，在我脑海里久久萦思不忘，总是想把他的这件小事告诉别人，确实也是有感而发。还可以举许多例子，都是些小事情。例如一个英国人推门进来或者出去，只要你在他后面，他决不会撒手而去，一定等你走过才把门松开。乘电梯也是如此，已经先在里面的人，总是按住开键，等人上完了，才松手，免得自动关门夹住他人。在马路上，因为我们中国人习惯慢慢溜达，英国人，无论男女，都一路小跑，节奏很快。只有在这里，你才能体会到“奔忙”这字眼的确切含义。他们超越了你时，往往向你抱歉，决不会嫌你挡道碍事。至于推婴儿车的妇女，坐轮椅的残疾人，处处受到照顾，得到人们的帮助，更不在话下了。就在杜伦，我还看到一辆属于赈济性质的，专门给残疾人和不能行动的孤寡老人送面包与副食品的汽车。这种类似我国对五保户的赡养照顾差不多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在金钱世界里出现，颇使我惊讶。我没有看到这辆车怎么送，也不晓得什么样的人，和多少人能享受到这种福利；我在别处再也不曾见到这种车子，也许只是偶然的现象吧？但是肯于帮助人的风气，倒经常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间见到。尤其是问路的时候，假如是一位妇女，她会不惮其烦地告诉你该怎么走。
说实在的，杜伦古老的教堂，远不如杜伦街头的普通人和大学里的学生们，使我更感到兴趣呢。在看遍了那些主教的棺柩、十字架以后，走了出堂，明亮和煦的阳光，已经拂开云翳，照着我们这些好容易从中世纪气氛里走出来的人，呼吸顿时舒畅多了。刚才，天色还晦暗得连照相都困难，平整如毯草地，绿莹莹地发亮，绕着教堂的碧水，在密树浓荫的缝隙里，闪烁着惬意轻快的波光水影。几只鸽子在飞翔，小城杜伦是那样的安详静谧，是那样魅人和美，美得有如世外桃源。特别在这样的气氛里，真有飘飘欲仙之感。于是便有人提议合影留念。
我们选择这样的角度，那样的姿态，想把我们在异国他乡的这一镜头记录下来。这时，一位中年英国人也在附近兜揽游客照相，这种在国内常见、在英国却罕见的现象，我感到诧异。通过交谈，才知道他是矿工，因为罢工的缘故，生计受到点影响，所以到这里，挣些许对家庭不无小补的外快而已。
我们到英国时，正赶上这场全国性的煤矿工人罢工，电视每天都在报导工人的斗争、与资方的谈判、政府的措施。据说，因为地下资源挖掘殆尽，资方紧缩生产规模，解雇工人而引起这次工潮。直到我们离开英国，罢工还在坚持着。这位十分质朴的煤矿工人，以营业性照相师的面貌出现，使我从杜伦的世外桃源气氛里，回到现实中来。他那额头的皱纹，表明他生活得也并不轻松啊！
小城是美丽的，然而它终究是人间，也必然会有它自身的属于人间的欢乐与愉快、烦恼与悲哀。要不然，教堂大门那铜环就不会被摩拭得很光亮了。据说，在中世纪，不知有多少无辜的罪人，握住这道门环，渴求神的赦免。现在，当然不存在这种保护了。但是，铜环依旧那样光亮滑腻，看到这位矿工，倒联想起在美好背面的许多许多，不由得站在那里沉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