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们下榻的旅馆不远处，就是纳尔逊圆柱纪念碑广场。广场并不大，实际上是几条放射形马路的会合中心。那天，詹纳尔先生陪我们参观国立画廊出来，曾在这广场停留片刻，照了几张相片。说实在的，这不大的广场给我留下的印象，倒不是高踞在半空的那位海军上将的荣光，而是在车水马龙的围裹中，显得十分湫隘的广场上，那些平和安详的的鸽群。
总有好几百只吧？或许还要多些，都是清一色的瓦灰色的鸽子，在广场的各个角落，或飞舞，或踯躅，或觅食，或憩息，对那样一个喧腾的世界，处之泰然；对那些众多的游客，行人，街头音乐家，了无畏惧之意；甚至对那些喂食者，还表示出一点亲热的感情呢！
好几位妇女，推着婴儿车，让她们的孩子掰碎了面包，掷给围绕着的鸽子。也许这类小生物的性格温和，并无互相抢夺争斗的行为，也许因为喂食的人太多了，吃得太饱——确实，每只鸽子都那样肥硕，颇像温文尔雅的绅士似的，点头哈腰，互敬互让。有些鸽子还落到婴儿车上，和黄发碧眼的洋娃娃嬉戏。也有的游人，把鸽子抱在手中抚摸，好像并不见到它如何不安，大概也是习惯成自然了。
这种飞飞落落的鸽群，看来是无主的，然而又似乎是固定地栖居在这里，估计年头不少了，也不知繁衍了多少代。于是鸽群成了纳尔逊圆柱纪念碑广场的一个特征。鸽群在伦敦似不鲜见，在议会大厦门前见过，在大英博物馆的庭院里见过。但据我所见不多的伦敦市区，好像以这个广场的鸽群最为繁盛。
那位打败拿破仑的海军上将在半空里，雄伟是有的了，但也给人留下高不可攀的感觉。可那位战胜法西斯，同样在海军服过役的丘吉尔，他的雕像就矮多了，和许多其它雕像同在一块草坪上，他那矮胖微驼的身躯，只占了一小角。这就使人感到亲切一些。至少能相信他曾经是活在世界上的一个人，而纳尔逊，也许年代久远，却成了似乎并不存在的神。但我所以不愿仰视这位英国人眼中的尊神，或者在丘吉尔像前伫立，而愿意多看鸽子，草地，和开得正旺的黄水仙，也许是透露出生机的大自然的一切，更吸引我吧？谁知道？尤其在参观了以杜素夫人命名的蜡像馆以后，这群广场上的鸽子，好像更让我着迷。无论那些数以千计的蜡像，怎样栩栩如生，怎样以假乱真，都只不过是些永远一副姿态的，没有生命的躯壳；而这些灰溜溜的鸽子，也许模样不怎么俊俏，也许吃撑了，走起来蹒跚的体态很可笑，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洋溢着生命力的小动物，那毫无矫饰的自然神态，我以为更美一点。
这个举世皆知的蜡像馆，在我国也是久负盛名，从清朝政府出使英国的薛福成，到前年访英归来的冯骥才，都曾著文介绍过伦敦有、巴黎也有的这类蜡像馆。当然，如今我们慕名而去的蜡像馆，恐怕已非前辈薛福成所见的那样子了。它也是在不断地更新，新的如网球明星麦肯罗、球王贝利、戴安娜王妃，和为英国人熟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滚石乐歌星，演员，电影明星，以及抢劫犯，杀人犯，在浴缸里杀死好几个妻子的恶魔等等，都在展览之列。
我想，这种蜡像馆应该列入“市民艺术”这个范畴里去。因为崇拜名人或者名人崇拜，是市民阶层的一种特性。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流社会，是小市民无时无刻都在追求的梦想，蜡像馆正好满足了这种心理。这些名人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可以靠得很近地观察他们，可以和他们合影，当然也可以觉得这些名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一种刹那时间与名流平起平坐的欣慰感，使自己的精神上得到了餍足。虽然那是个蜡像，但由于惟妙惟肖，形象逼真，所以也并不妨碍市民们去寻求短暂的享受。否则，我就不可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络绎不绝的观众，排着队入场，把整个蜡像馆挤得满满的。
蜡像馆是要凭票入场的，票价也并不便宜，可观众之多，出乎想象。但纳尔逊广场附近的、收藏了许多名画的国立画廊，相对比较起来，参观者就少得多了。尽管是免费的，吸引力也较蜡像馆逊色，因此，很为那些给人类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师们，如达芬奇、拉斐尔、伦勃朗……抱屈。
也许因为我在这里欣赏了纳尔逊海军上将指挥海战的场面——这是整个蜡像馆最宏大的制品，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厮杀声的音响效果中，那些在战舰甲板上的将军、士兵、水手、伤员，浴血奋战的情景，使我们走过上下几层展室，才得以结束这种强刺激而清静下来——所以我觉得纳尔逊碑下的布满广场的鸽子，和我从国立画廊中，欣赏了那么多仰慕已久的名画原作，走出来的心情，十分吻合。因此，詹纳尔先生（一位对中国当代文学很感兴趣的博士）为我摄影的时候我请他用鸽子和游人作为背景，无需乎那高耸的圆柱纪念碑。
作为英国人的一种骄傲，蜡像馆煞费苦心构思这个大海战的场面，也许是值得的，可以理解的。仅就这一局部来讲，也还能给人留下印象。但是，整个蜡像馆，实在应该算作一锅大杂烩。我不知道据说是英国的一道名菜的“李鸿章杂碎”，其味道是否与此近似？当我们看完了以地狱统称的那些绞刑、电椅、枪杀、断头台、奸淫、盗掠、谋害、抢劫种种蜡像以后，紧接着就是纳尔逊这赫赫战功的大海战场面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原设计者所想达到的效果。这大概是市民艺术的一种特点，它能够把最神圣的和最卑微的，最高尚的和最庸俗的东西，融为一炉。也把商业化、市场心理、追求感官刺激和低级趣味，与艺术羼杂在一起，于是成了难以领教的大杂烩。
因而，我走出蜡像馆，确实感到一阵轻松。隔天以后，来到这个广场上，宁可多看几眼鸽子，而不愿向英雄致敬，恐怕就是在蜡像馆里，被超过忍耐度的音响效果震得晕头胀脑，一想起来，就条件反射地头痛了。
其实，把市场价值规律注入于艺术生产之中，也算是一种常见现象。有一次，和英国同行谈话时，他们对中国已经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表示惊异。狄更斯和哈代的绝大部分作品，也已有了中文译本这件事，同样使他们感到兴趣。例如《罗米欧与朱丽叶》、《德伯家的苔丝》，还有多种版本的译文，更使他们意外。可是，一听说英国的推理小说作家阿·克利斯蒂的几十部作品，中国差不多快出全了的时候，就有点不可理解了。说起来，也很简单，只不过是生意经罢了！翻译界、出版界如此现象不算个别的话，那么文学界也无独有偶地出现过翻版别人作品，复制外国佳作以多得稿费，一味低级趣味，拼命粗制滥造来牟取暴利的丑闻。因此，我反而感到在这个绝对商业化的伦敦市中心，有如此一块留给鸽子活动的广场，倒也觉得即使像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追求利润、剥削剩余价值、掠夺海外殖民地之余，能够注意到生态的平衡，文化的保护，环境的优美，以及有一块让鸽子啄食的地方，创造出一种宁静和平的气氛，恐怕不能一概斥之曰罪恶的。
我喜欢这广场上的鸽子，我期望我们有这样的鸽子广场。
鸽子对人是容易亲近的，但要对所有人都毫无顾忌之心地信赖，恐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能对它们有任何伤害。在这里，我没有见过追赶扑打鸽子，更没有见过蹂躏虐待鸽子的现象，也看不到持汽枪以射杀鸽子为乐的恶少，和偷几只鸽子，掖在怀里、回家炖了吃的歹徒。也许不该把话说到绝对化的程度。但是，如果有什么伤害行为，以致使鸽子感到生存危机，怕它们早就飞得远远的了。
还记得那年冬天，北京玉渊潭湖面上，落下来四只白天鹅，被一位勇士射杀了一只以后，这两年玉渊潭再不见这些嘉宾光临了！
西方人对于鸽子，受宗教的影响，感情又比其他飞禽类更深切些。《圣经》里那个造方舟避难的挪亚，要不是放出的鸽子给他衔回翠绿翠绿的橄榄枝，不知还要傻等多久，由此起始，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也受到人们格外的关心。
撇开宗教不讲，一个城市，除了健康的人，活泼的儿童，茂盛的花草树木，显出生机盎然的气势外，若缺少了麻雀的啁啾，喜鹊的聒噪，燕子的呢喃，鸽子的叨咕，还有那些黄莺、画眉、百灵、靛颏的鸣啭，这城市岂不寂寞单调么？
爱鸟周活动，在我们国家这个城市、那个地区开展起来，真是令人振奋。但是生产以屠杀鸟类为主要用途的汽枪工厂，似乎还在不停地制造，有些商店在减价处理卖不出去的汽枪，正大力推销，这也真是令人费解。一些持枪的青年，仍旧不受谴责地以射杀鸟类取乐。前几天《北京晚报》刊出一条消息，哥哥玩汽枪，把妹妹的眼睛打瞎了。这个从打鸟到打人的悲剧，不正表明“文革”的影响与余波，在青少年心灵中也在起毒害作用吗？
回想十年浩劫当中，岂止鸟类遭殃，连人（其中包括创造我们新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都不当人待咧！“文化革命”实际是一场残忍的比赛，酷刑的展览，法西斯专政的预演。人与人的关系只剩下两个字，一个是恨，一个是斗。舍此之外，别无其他。所以，这种恶的泛滥，非一时半时能够沉淀的。不是有驱车围剿黄羊的官长么？不是有猎杀白鳍豚的渔民么？不是有枪击白天鹅的青年么？不是有用铁钉喂海豚的游客么？这就是在恨与斗中发展了的残忍天性，在无法施之以与人的情况下，只好拿动物来发泄兽欲了。
纳尔逊圆柱纪念碑广场的鸽子，是幸运的。但是，我想，当那个被打瞎了眼睛的小姑娘长大一点，等我们国家两个文明的建设有了一定成就以后，她那另一只明亮的眼睛，定会看到我们的鸽子广场。
在伦敦，不但有成群的鸽子，还有许许多多的狗和猫，种类之杂，数量之大，在日常生活所占位置之重要，饲养训练学问之深奥，与主人关系之亲密，都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我没有亲眼看到狗的医院、美容院、服装店。但我在电视里，见过广告推销的猫食罐头，装潢很漂亮，打开来倒在盘子里，一只大猫和三只小猫，一会儿就给吃光了。甚至在有色人种较多的地区（通常是不富裕阶层聚居在这里），也能在杂货市场里，看到出售狗窝或者猫窝的摊贩。这种窝很像一只巨大的懒汉鞋，质量有草编、棉织和毛毡的区别，价格也不相同。至于在小汽车里，探出一只狗头，打量行人和街道，则更常见了。由此可以想象，他们对于动物的爱护、怜惜，到了何等地步？太过格也就难以赞美了！
有一次，我乘地铁回到我居住的旅馆所在地Strand，一对绅士夫妇也在这一站下车。伦敦地铁里面，有许多纵横交错的通道，常常碰上街头歌唱家，在这里自弹自唱。应该说，唱得还是满不错的，也许通道里音响反射和共鸣性能良好，听起来显得那样悦耳。歌唱家当然希望你为他美妙的歌喉，付上一点钱，但你不付，他也微微一笑，不会在意。不过，从他衣衫的寒怆，可以判定他决不是为艺术，而是要让艺术为肚子服务的，真遗憾，出国后变得阮囊羞涩的我，也只好掉脸离去。不光我，包括那对绅士夫妇，同样走开，而且还昂着脖子不屑一理地走开的。
我和这对绅士夫妇，前后脚乘电梯升到了地面。在地铁出口处，一条显然不是离开了主人，便是迷失了方向的狗，正在那里张望、寻找，发出呜咽的声音。
他们已经走过去了。当我走到这条毛茸茸的、长相奇丑的狗身旁，那对夫妇先是犹豫地站住，接着返回来。那种异常的关心，使他们不忍离开这条可怜样子的狗，蹲下身来抚摸它，难以形容的怜惜之情，从他们脸上流露出来。我相信，这对绅士夫妇，倘不是保护动物协会的会友，也一定是什么爱狗俱乐部的成员。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那位在地铁通道里，无人问津的歌唱家……
也许，我在想，没准这条狗是属于他的。它正在这里忠诚地，等待着怀抱吉他在孤独演唱的主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