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突突直响，又一只船靠岸。早早候在岸上的海货贩子围上来，古旧的码头霎时热闹起来。船上渔民在分拣、过秤，低头不语的海螺、嘴里吱吱叫的螃蟹、面色冷峻的梭鱼、稀泥似的章鱼、通体透明的白虾，一袋袋提上岸来，有的小贩开着蓝漆的铁皮三轮，也有的推着手推车，经常看到几个小贩不约而同地扬手甩掉半截烟，一起凑上前来看货。我看到还有几个女人提着编织袋，靠到船边挑货，这多是家住在岸边的主妇们。在炸雷般讨价还价声中，鲜货被装车运走了。沿途散落下几只透明的小虾满地乱蹦，浑身沾满了泥土，还有的混进了草丛，与蚱蜢并肩而卧，蚱蜢受到惊吓，纷纷跳出草丛。运气好的虾蹦回了海里。它们落水时短促而又清脆的细小声响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那个人之所以这么快被我发现，是因为他正站在船尾，双手别在胸前，与船头那帮吆五喝六的家伙们迥然有异。他头上戴着长沿儿的白色遮阳帽，帽子上没有一个泥点，均匀的针脚微微突起，向着广阔的帽檐腹地投射出一串锯齿状的阴影，双眼和大半的鼻子隐在黑影里。一身青布裤褂也是一尘不染，在阳光下闪着青光，看上去质地格外坚硬，像一块青黑的礁石，掷过去贝壳立刻就会被崩得碎屑飞溅。我离开多年以后再回到村子，很多人还在私下谈论起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他哪像个下海的！”众人一阵大笑，六爷笑掉了帽子，混乱中帽子被几个年轻人踩了好几脚，满是泥脚印，六爷并不气恼，追打着那个年轻人。我突然出现，他们的笑僵在脸上，六爷捡起帽子顶在头上，风吹过来，六爷帽子上几块草末被吹掉，从地上滚来的泥土也在风的作用下逐渐松动，却久久没有掉下来，我望着帽子出神，六爷拽下帽子在腿上拍了拍，分开人群走了，众人也各自散了，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
而现在，那个人站在船尾，眼光随着那些跃回海中的小虾来回起伏，胸前交叉着的双手像半堵墙，即便互相都能望见，却把他和众人分开。在船头，同船的伙计们正在过秤，他们的身上泥点星罗棋布，甚至看不出衣服原色。其中两个人为了争几只泥螺涨红了脸，一个穿绿油裤的人扇动两片嘴唇喋喋不休，一张嘴似乎要振翅飞去，一边说一边捋胳膊挽袖子拉开架势，对面一个红鼻头的胖子紧咬牙关，腮帮子上的肉突突直蹦，别在背后的手暗暗攥紧了木棒子，恨不能把木棒攥碎——这一切的喧闹统统和船尾那个人无关。
早在十几年前，我还是个跟着大人们在码头上跑来跑去的孩子，玩累时停下来，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在船上发呆，海鸥在他头上盘旋，甚至把他当成了可以落脚的礁石。那时我还没能理解他的寂寞。现在，我终于又一次看到他在船上，而且是躲在暗处向船上张望。交叉的双臂、整洁的衣帽就像十八年前一样，没有丝毫改变，这竟带给我由头至脚的阵痛。我忽然想到，我离开半岛以后在人群中的生存态度，和那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细微联系。
那个人是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