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师北伐
曹丕死后，继江夏和石亭两战之后，孙权发动了第三次北伐。当时，孙权闻魏国迁合肥至新城，知道石亭之后吴国在淮南已经处于优势，便于该年冬季御驾亲征。吴军集结后，乘船至合肥城外的水上驻数日。孙权不肯下决心上岸与魏军主力决战，就略施小计，大军逐次退去，形若班师。合肥守军已经奉诏罢兵，满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遂上表，请不罢兵。十几天后，吴军果然又来到合肥城下，见魏军戒备森严，只得引兵退去。
吴嘉禾二年即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吴大帝孙权亲自率大军举行第四次北伐，进攻合肥新城。然而，孙权跟以往一样，不敢对合肥实施坚决围攻，因为一旦坚决围攻，就必须准备与来援之敌进行陆地上的大厮杀。往昔曹操在时，孙权不敢离开水面到陆地上决一胜负，对合肥的进攻均为蜻蜓点水，来试探一下，很快就撤走。如今，魏国已经移建新城示弱。孙权仍未改变以往的打法，不坚决围攻，而是示威，是其审时度势欠佳。这次试探对方，摊子拉得很开阔，孙权另遣卫将军全琮征六安。
魏征东将军满宠并未亲自守合肥，而是坐镇寿春，以主要兵力集结在寿春，合肥不过是前沿阵地而已，仅有步、骑六千人。
满宠对六安颇为担心，致信安定守军军心：“庐江（魏国庐江郡治在六安）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县，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
孙权大军来到合肥新城，见其离水太远，不敢下船，在水上待了二十多天。满宠接到战报后对部将说：“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遂潜遣精骑伏于城外隐蔽处。吴军果然上岸耀兵，魏军伏骑出击，疾驰而至，斩首数百级，或有赴水死者。
满宠见合肥新城已没有危险，便自寿春溯淮而上向杨宜口（今安徽省霍县西）。全琮见魏军向山后集结，自己已过于深入，恐军不利，遂向后收缩。当时，有人建议分兵抄掳。全琮认为此时不宜分兵，便对部下解释道：“夫乘危徼幸，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体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微功以负国也。”就这样，孙权此次北伐无功而返。
陆逊回到武昌后不久，太常潘溶、镇南将军吕岱平定武陵，于冬十一月班师回江陵。
吴国后方安定、国力增强后，孙权便开始做试探性北伐，即第六次北伐。这时，孙权年事已高，所以不再将兵亲征，而是遣将出征，自己坐镇后方，全面主持。
魏明帝曹叡崩，吴国休整数年后，吴大帝孙权于吴赤乌四年即魏正始二年（241年）夏四月大举兴师主持第七次北伐。这次北伐，吴国在东、西两线均有势在必夺之地。东线要夺取六安，以便直逼寿春，对合肥形成远同态势；西线要夺取襄阳、樊城。东线由卫将军全琮、威北将军诸葛恪负责；西线由大将军诸葛瑾、骠骑将军步骘、车骑将军朱然负责。
在东线，吴国卫将军全琮督率主力数万人进至芍陂（湖泊），决开湖堤，以遮断寿春方向的援军。其余的部队由吴威北将军诸葛恪节度，围攻六安。魏扬州刺史伏波将军孙礼率领州兵先至芍陂，吴军发起猛攻，自旦及暮，魏军死伤过半。孙礼“犯蹈白刃，马被数创”，仍奋不顾身，手秉木包鼓，激励士气，坚守阵地。次日，假节都督扬州军事的魏豫州刺史征东将军王凌率援军赶到，向吴军侧翼实施有力突击。王凌击破吴军中郎将秦晃所部五个营，秦晃以下十几名军官战死。吴将张休、顾承堵住缺口，遏制了魏军发展进攻的势头。随后，全绪、全端赶到，吴军转入反攻，王凌退回出发阵地。孙权论功行赏，以驻敌之功为大，退敌之功次之，晋升张休、顾承为杂号将军，全绪、全端为偏、裨将军。于是，全氏父子与张、顾生隙。王凌、孙礼与全琮浴血争塘，双方力战连日，伤亡惨重，僵持不下。而六安不可猝拔，全琮意志动摇，遂烧毁安城邸阁，迁魏庐江郡百姓退走。诸葛恪也放弃对六安的围攻，引兵归还。看来，吴国要想经略淮南，唯一可行的就是集中全力坚决围攻合肥，以重兵挡住来援之敌，长久围困，直到城中粮尽。
在西线，都督荆州军事的吴上大将军右都护陆逊不同意夺取襄阳，因而此番没有领兵上阵。
此后，吴赤乌六年即魏正始四年（243年），孙权主持第八次北伐。诸葛恪袭击六安，破魏将洲项营，掠夺人口而还。
陆逊于吴赤乌八年（245年）病故后，大都督朱然于吴赤乌九年即魏正始七年（246年）征柤中，夜袭击破魏将李兴所部步、骑六千人，斩、获数千人而还。这是孙权主持的第九次北伐。
公元247年全琮、步骘病故，248年朱然病故，吴国一时丧失北伐的能力。68岁的朱然疾笃时，孙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每遣使打探病情，辄亲自召见，口自询问，入赐酒食，出送布帛。创业功臣病危，其意所钟，吕蒙、凌统最重，其次就是朱然。少时同学朱然死后，年迈的吴大帝孙权素服举哀时，觉得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因而为之感恸。朱然等相继死后，吴国要靠诸葛恪等新一代人物保卫江山了。
自魏文帝曹丕病故后，吴大帝孙权先是攻江夏、战石亭，接着又亲征合肥新城，再征合肥新城，利用魏军西向而大举北伐，令朱然和全琮袭击魏国，倾全国之力决芍陂和围攻樊城，遣诸葛恪袭击六安，派朱然击柤中，总共领导九次北伐（不包括使孙布诱击王凌部），直至垂暮之年，老一代将帅全部去世，方才罢手。这九次北伐，未必孙权次次亲征，但每次都是孙权主持的，所以仍称为孙权的北伐。
孙权不仅在行动上不断北伐，在思想上也对北伐念念不忘。譬如陆逊曾上疏“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解释道：“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涮，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当然，孙权的九次北伐，虽曾取得过石亭等胜利，但始终未能打破南北对峙的僵局。
吴国手工业和海外交往
吴和魏、蜀一样，富有者穿丝绸，劳动群众穿葛麻。江东的丝织品质量虽逊于蜀、魏，麻葛织品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地自古即以盛产盐铁著称。春秋战国时的吴、越，西汉时的吴王刘濞，都以煮盐冶铁而致富强。周瑜亦曾以吴“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的理由，劝说孙权抗御曹操，因而有赤壁之捷。《刀剑录》言：“吴主孙权黄武四年（225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斗方，皆南钢越炭作之。”武昌附近的大冶至今犹以盛产钢铁著名。当时孙吴两度以武昌为首都，即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时，亦令重臣陆逊等坐镇武昌。其所以如此重视武昌，除武昌为长江中游重镇外，其铜铁资源富饶，当亦为原因之一。《诸葛恪传》言丹阳及其近郡山出铜铁，山越能自铸甲兵。山越所以能为吴患，其住地出铁为一原因。
由于孙吴的手工业特别是造船业发达，所以与海外关系也有发展。孙权黄龙二年（230年）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我国台湾省）及亶洲（今日本）。他们费了将近一年工夫没有找到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当时吴国所辖的交州已包括朱崖洲（今海南岛）及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州刺史吕岱曾“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所谓“奉贡”，实即互市。孙吴与大秦（罗马帝国）也有交往。《诸夷传·中天竺国》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使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这是大秦人从海道来者。
孙吴的海上交通往来，加强了祖国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当时东南亚所产的象牙、翡翠、玳瑁等不断进入中国，中国的土特产品以及文物等也传到各国各地区，这就为东晋南朝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陆逊之死
三国君臣之中，刘备与诸葛亮自古被誉为鱼水关系，君臣相得，关系最好。魏国曹操自领宰相，死后则由其太子曹丕继位，其间也没有大臣权倾君主的现象出现，君臣关系基本融洽。唯独孙吴依靠江东朱、张、顾、陆等大族的支持起家，对这些大家士族多采取优容相待的策略，因而孙吴大族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都很大，君臣关系常常陷入紧张的局面。孙权逼死丞相陆逊就是其中明显的例证。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孙权为吴王，立长子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孙登为皇太子。太子官属有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宾客有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于是东宫号为多士”。孙登生母身份低贱，连其姓氏都未见于史册。孙权所爱王夫人生子和、霸，登常有让位于和之意。孙权赤乌四年（241年）孙登死。第一年，孙权立和为太子，不久，封孙霸为鲁王。权之爱霸，更甚于和，对霸的待遇，同太子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和、霸不睦，大臣也分为两部，比较正派的大臣如陆逊、诸葛恪、顾谭、朱据、屈晃、滕胤、施绩、丁密等维护太子，公主鲁班（孙权宠姬步夫人所生的长女，嫁给全琮）、全琮子寄、杨竺、吴安、孙奇等则想依靠鲁王孙霸捞取政治上的好处，所以拥戴霸而“谮毁太子”。
孙权生性多疑，而晚年尤甚。他设立中书校事监察各级官吏，陆逊居于相位，当然也就成为孙权侦查、监视的重点对象。加之孙权宠信校事吕壹等小人，这些人恃宠弄权，离间君臣，擅作威福，挟嫌报复，把孙吴政坛搞得乌烟瘴气，充满恐慌气氛。大臣们人人自危，却又敢怒不敢言。陆逊对此也毫无办法，只能与大臣潘浚窃窃私议，“言至流涕”。
夷陵之战使陆逊一战成名，也使陆逊继周瑜、吕蒙以后，成为孙吴赖以抗拒魏、蜀两国的人才支柱。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陆逊官拜上大将军、右都护。赤乌七年（244年），陆逊继顾雍之后拜相。孙权在诏书中说：“惟君天资聪睿，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表面看来对陆逊的宠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在古代的君主集权时代，人臣权势达到顶点之时，也是生命处于危机之际。
一次，孙权得疾，遣太子孙和到长沙桓王孙策庙祈祷，太子妃叔父家离庙很近，乃把太子请到家中。公主鲁班闻知，乃向孙权进谗，言太子不去庙祷告，却往妃家计议，于是和宠益衰，两派大臣的争斗也更厉害。孙权认为“子弟不睦，臣下分部……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乃废太子和，赐鲁王霸死，另立所爱潘夫人幼子孙亮为太子。
以上的事，不只是立谁为太子的问题，而是孙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的反映。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可以拿陆逊同孙权的关系来说明。陆逊是跟随孙权时间较久、功劳很大的大臣，孙权把兄长孙策之女嫁给了陆逊。吕蒙死后，陆逊成为抗拒魏、蜀两国的主要支柱。但孙权对陆逊的重用，主要在军事方面，始终没有交给陆逊军政大权。最后孙权令陆逊代顾雍为丞相时，虽口头上说“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但事实是，孙权既不听从陆逊屡求保安太子、黜降鲁王之谏，又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亲近陆逊的吾粲。孙权更“累遣中使责让逊”，使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
赤乌八年（245年）二月，陆逊饮恨而死，时年六十三岁，只做了不到半年的丞相。之后，吴国开始走向衰弱。
随着曹魏政权的衰弱，一支曹魏内部的势力司马氏集团迅速崛起。尽管一代枭雄曹操历经百战，建立曹魏政权，却也抵挡不了历史发展的脚步，终在三马食“曹”的进程中灭亡了。此后，司马氏建立了晋朝，经过多次的南征，打击并消灭了反抗势力，逐步灭了蜀国、吴国，最终天下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