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喜欢音乐。在上大学时，跟别人学了弹钢琴，弹得还不错。工作以后，一直想买一架钢琴以度闲暇时光，可是由于家里人口多，开销大，积攒不起这笔钱，就一直没买。王冶坪觉得很遗憾，终于有一天，她翻开存折，狠狠心都取了出来，又向上海的亲戚借了一点，凑足2000块，买了一架聂耳牌立式钢琴，了却了丈夫的心愿。
高兴的时候，江泽民便摆开架式唱几句京剧，有时也会哼哼越剧。他的越剧唱得似乎比京剧要标准些，毕竟他是南方人。俗话说：“扬州自古多才子”，江泽民大概要属这众才子中的一个了。
上海，在80年代中期时，是响当当的中国首富之地。尽管市民百姓买东西时会为一分钱争得面红耳赤，可大家互相都知道，对方的腰包是鼓鼓的。那么，上海市最高领导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江泽民一家连保姆共十口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家庭。江泽民夫妇一个月的收入，工资、奖金、津贴加在一起，每月约500多元，人多嘴多，这些工资大部分用来吃饭。早餐通常是煮点稀饭。在食堂买点包子或馒头，中午由于夫妇俩都不回家，全家也只随便吃点，晚餐是主餐，一般是一荤三素。菜不多，全家围在一起也其乐融融。逢到周末，全家人有兴致了，便去买一只烤鸭解解馋。
江泽民在上海时，正好是中国经济有些混乱、物价大幅度上涨时期，老百姓们苦恼，江泽民也不例外。
有时他和妻子一起上市场买菜，便能听到老百姓各种各样的牢骚、议论，他一一记在心里。有一次，与人谈到物价问题，他不无感叹地说，物价上涨，老百姓骂娘，我也苦恼，只是我不能骂，谁说我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呢？我家人多，都是吃我的，刮我的，我都快应付不了了。怎么办呢？只好少吃荤菜，多吃蔬菜。
不知是为了省钱还是口味的爱好问题，江泽民一家特别喜欢吃面条。
1985年，江泽民调到上海，全家搬进市委大院。搬家的这一天，工作人员问江泽民要不要准备午餐？看着乱作一团的家什，他说：“恐怕没时间自己做饭了。这样吧，就请食堂为我家一人来一碗盖浇面吧，别的什么也不要弄。”食堂师傅听说这位新市长要举家吃面条，还以为这一家人根在北方呢。
更让食堂师傅吃惊的是，江泽民一家八口坐下来之后，他让一个儿媳妇去买饭菜票。面条端上来，每碗五角钱，江泽民当场付清，弄得师傅觉得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
江泽民办公时，常常因为开会或公务来不及无法赶回家吃饭。在这时，他总是找个地方吃碗盖浇面。大多数是在市府食堂吃，他说食堂里的盖浇面做得最好吃。食堂的师傅和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都爱叫他“面条市长”，他也笑着答应。
江泽民家庭生活俭朴，从他妻子王冶坪的穿着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王冶坪平时穿着极为朴素，不烫发不施脂粉。夹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没有一丝特别之处。普通的打扮加上她平时总是一副和蔼的模样，简直像是个热心的居委会大妈。
在江泽民刚刚到上海不久，有一天，王冶坪用童车推着他们心爱的小孙子“毛头”去一家宾馆看望北京来的一位老朋友。她对宾馆门卫说要找这位同志。门卫起先挡驾不让进，后来电话核实确有这个人，便让她填一张会客单。坐在一边的另一个门卫说：“算了算了，别难为她了，人家当保姆的，又不识字，你要人家填什么单子？”正在这时，要找的同志出来了，门卫这才知道，这个“保姆”原来是上海市的“第一夫人”。
也难怪门卫会产生误会，王冶坪当时身穿平常的棕色毛衣和青色裤子，脚上是一双平口布鞋，普通又普通。
江泽民一家虽搬进了康平路高干宿舍，但由于人口多，住得并不宽敞。他家楼房共三层，二、三楼共三个房间，三个房间的面积加起来50多平方米。一间是江泽民的办公室，较大，一间是他的卧室，住着他们夫妇和孙子“毛头”，还有一间是二儿媳妇与她的小女儿住的。底楼是二房一厅，一间住“老阿太”与保姆，一间吃饭用，一厅作为会客室，也是全家人看电视的地方。
由于江泽民夫妇两人的老家都在扬州，家乡还有不少亲属。所以，从老家来的亲属也不少，每年得有五六次，每次都是三四人，这样，来人的住宿便成了问题。
江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老家来人，一律在家里打地铺。
家里人口本来就多，冬天时，光盖的、垫的棉絮就是十来床，来人打地铺需要更多的被子，家中没有，于是就有了“第一夫人”向公家借被子的事。
当王冶坪第一次向管理科借两床被子时，工作人员都很诧异。
后来，工作人员建议王冶坪，来人可住行政处小招待所，那里还算干净，收费也便宜，本来就是为机关一般干部的亲戚朋友来上海临时住宿用的。王冶坪笑笑没作答复。
有人对江泽民也说到这事，江泽民说：“不找你们麻烦了，我们自己克服一下。再说家乡来的人，住在一起谈谈家常，更亲热些。”
后来，人们不再把王冶坪借被子、借席子看做是稀罕事了。她一到管理科，工作人员总是招呼说：“家乡又来人啦！”王冶坪笑着直点头：“来啦，来几人！”
在上海期间，江家的副食品供应，是由管理科代办的。家中油盐酱醋、肉鱼禽类，概由管理科工作人员代办，留有发票，一个月结一次账。江泽民经常叮嘱他们，不要去弄便宜货，按市场价买进，不要专门去搞什么东西，市场上有什么就吃什么。
江泽民曾关照工作人员说：“我在上海工作，有时稍有不慎，便会造成不好影响。上海群众来信多，这是件好事，说明上海工人阶级力量强，觉悟高。你们在我身边工作，千万不要帮倒忙，你们不但要为领导服务，更重要的是要起监督作用。”
有一次，管理科跟江家结伙食账时，王冶坪听说上月吃掉500元，吓了一跳，忙把一个月的订菜单、发票都拿过去仔细看了一遍，她说：“一个月吃掉500元，这样下去怎么了得？猪肉吃得太多，要限制些。小品种也要减少，以后多来点大路菜。”
其实，江泽民爱吃的菜很普通，一样是土豆、青椒炒肉丝，一样是凉拌茄子，还有上海的鸡毛菜、扬州的“狮子头”和活鱼等，都是家常菜。江泽民爱惜粮食就如同他爱吃面条一样出名。
有一次，在外地开会，早餐时，供应的是豆浆、馒头、酱菜和每人一个荷包蛋。一位同志因血脂高，不吃荷包蛋。江泽民吃完了自己的那一份，便对那个同志说：“一个鸡蛋，能含有多少胆固醇？我看你偶然吃一次，没什么关系，不然，岂不是浪费了吗？”他又笑着说到：“要不，你不吃，我把它吃掉吧，我还有点饿呢。”大家都笑起来。
江泽民不论在家在外吃饭，总不喜欢桌上有剩菜。在外面他自己带头，每顿都叫大家把菜吃光，不要充文雅，不要浪费。在家里，孙子吃不下去的饭，他觉得倒掉可惜，自己就三口两口地把剩饭吃完。
江泽民的生活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不挑不拣的习惯使他有一副结实的身体，宽挺的肩膀，再加上他特有的方正脸庞，饱满前额，给人一种淳厚敦实之感。他那一口带苏北味的普通话，以及偶尔夹杂的上海话，让人感到既亲切又幽默。
平民市长入主中南海
江泽民离沪前夕，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以林则徐的一副对联相赠：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后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作家赵浩生问及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有何感想，江泽民便援引了汪道涵赠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心情。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第一件事便是抓党的自身建设。
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党和政府主要抓七件大事：
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
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
三、取消对领导人员少数食品的“特供”。
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
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
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
七、严格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是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这种从自身抓起的工作作风，立即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关注和欢迎。
江泽民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并不是他出任总书记后才开始的。他在1987年7月1日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今日论坛》节目播出的《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里，已谈及党风建设问题，他说：
“在过去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参加共产党，就要面对生死的考验；现在我们很多共产党人成了领导者，大小是个官，这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在新的条件下，在执政党的条件下，手中有了权之后，脑子里始终保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也是很不容易的，这对于我们确实又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只是江泽民说这话的时候还未成为总书记，这篇广播稿也未引起上层领导的重视。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接替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这之前，原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已看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领导班子有魄力，有威信，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于是他便正式向中央提出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表示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他反复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带着邓小平的希望和党中央的信任，江泽民又一次挑起了重任。
经过四中、五中全会，中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在江泽民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前，有人曾问他：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何时引退？这个职位又将由谁来接替？江泽民说，这“事关重大，需要由党和国家来最后决定”。
江泽民敬佩邓小平，称他是“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久经考验”的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江泽民接替邓小平职位之后，这个文职官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首长。他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打过仗的军委主席。从此，他常常出入于军队，只是从不穿军装。在此之前，毛泽东、邓小平都曾长期担任军内首长；华国锋虽不是军内首长，也有过“华政委”的历史。
江泽民第一次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露面是在1989年11月中旬，那是空军隆重集会庆祝人民空军成立40周年时，江泽民与杨尚昆、刘华清、杨白冰以及洪学智、秦基伟、迟浩田、赵南起等人一起出席了大会。江泽民身着中山装，杨尚昆身着毛料大衣，主席台上其他成员一色戎装，肩佩军衔。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号召空军将士团结在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中央周围，为空军现代化、正规化而奋斗。
江泽民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总是把求稳、求安定放在第一位，尽量避免政策上的大起大落，政治上的大转弯。他常在各种场合重申一系列的政策“不变”，重申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理顺内政上。
江泽民第一次重要的国事访问，是1991年5月对苏联的访问。从苏联回来后仅仅三个月，苏联风波骤起，政局大变。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的极大冲击。江泽民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面临着新的重大考验。当时，汪道涵正好自上海来北京，当问及江泽民有什么话要带回上海时，他不无担扰地说：“不要因苏联事变使上海的知识分子‘万马齐喑’！”
中国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安然地渡过了由苏联解体带来的危险期，稳步地发展着自己的经济。作为决策者，江泽民的足迹遍及中国大地，中国的百姓们渐渐地了解了他，并且拥戴他。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1989年10月1日，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他的身影出现在北京的各大场所。北京的群众第一次对他有所了解。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
江泽民对广播大厦彩电中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那里转了许久。演播室里，江泽民与播音员谈了起来。
“为什么你们坐在这里播音不紧张？而我就很紧张。”江泽民风趣地问。
播音员笑着问：“您在大会堂作报告紧张不紧张？”
江泽民答：“不紧张，可是面对摄像机就紧张。”
“道理只有一个，就是还不习惯。如果让我去大会堂作报告，我一定更紧张。”听了播音员的话江泽民哈哈大笑。
演播室里的人都有一个感觉，这个新的总书记很随和，好接近，没有什么首长的架子。
复兴门立交桥的花坛旁，人们在美丽的环境中充分享受着节日的欢乐。有人在观花，有人在拍照，不少孩子正在嬉闹。
上午10时多，一辆乳白色轿车停在花坛旁，车上走下来的是江泽民等人。一个正摆弄相机的小伙子，一抬头发现了这位身材魁梧、身着蓝色中山服的人，他觉得面熟，突然，他怔住，说：“这不是江泽民同志吗？”人们一下子围了过来。
江泽民是和李瑞环、李铁映、李锡铭、丁关根同志一起去慰问节日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们。车过复兴门桥头，看到这里群众多，他临时决定停车，看望百姓。
江泽民先是步向桥头，向一名正在执勤的解放军战士问候，战士向他行了军礼，他伸手握住了战士的手，请他转达对广大指战员的问候。
之后，江泽民开始和群众攀谈起来。一个身着红色衣裙的小姑娘率先朝江泽民奔来，还伸出了小手。江泽民非常高兴，他握住小姑娘的手，连声说：“你好！你好！”一旁的李瑞环称赞说：“这是个勇敢的孩子。”引得旁边的孩子都抢着伸过了小手，尖着嗓子喊：“爷爷，节日好！”
看到一个女孩子额头点有“吉祥痣”，江泽民对孩子母亲说：“我的家乡也有这个风俗，小时候我也点过红痣。”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