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这里记录的只是“美国之音”制造的几个比较大的谣言，其他各种等级的谣言均未一一罗列。不过，从这几个谣言中，人们已经不难看出“美国之音”这家官办造谣公司的真实面目。值得一提的是，自6月4日中国军队一举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美国之音”完全撕下了它标榜的所谓“客观、公正、真实”的面具，赤膊上阵，公然造谣、传谣，攻击中国党和政府，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这说明，它输得太惨了，不得不“图穷而匕首见”了。不过，我们应当警惕，“美国之音”并未因此而稍有收敛，相反，它们宣称对于中国人民的批评（应当读作攻击）“决不会被迫妥协”。事实上，目前，“美国之音”在造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美国之音”很快把谣言造到我们党新产生的中央领导核心头上，凭空捏造、拼凑出一些天方夜谭式的、不攻自破的“内幕新闻”。我们要注意“美国之音”的这一新动向，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及时地予以揭露和批驳。
（摘自《共和国历程》）
第三节 平民总书记不平凡，跨世纪新型领导人
中南海内，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正闪动着光辉，中国12亿人为之惊奇、敬佩。
1985年，江泽民任上海市长后说：“我与前任的老市长不同，我是一位平民市长。”
1990年，邓小平坚决要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三军不可一日无帅，新的军委主席在哪儿？
江泽民是一位开放型、世界型的领导人。
“苟利国家生死，岂因祸福避趋之。”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江泽民遗憾自己没打过仗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继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之后，第五位最高领导人是江泽民。
中南海内，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正闪动着光辉，中国12亿人为之惊奇、敬佩。然而，他的生活之路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1926年7月的一天，江苏古城扬州正是酷暑难熬的时候，江泽民与所有的婴儿一样，平平常常地降临人世。他的父亲叫江世俊，写得一手好字，是朱自清的同学。江泽民是次子。
他有一个叔父叫江上青，受过高等教育，政治思想活跃。由于江上青只有两女而无子，大哥江世俊便把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弟弟，从此，江上青便成了江泽民的父亲。
对江泽民来说，江上青给他的政治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江上青曾就读过上海艺术大学、暨南大学，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曾多次被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苏州监狱等处，前后共有两年之久。
出狱之后，江上青的身影活跃在扬州、仪征等地，他的身份明里是国文教员，暗中仍从事革命工作。1939年8月29日，他被一个名叫王仲涛的叛徒出卖，在武力冲突中饮弹身亡。他被安葬在江苏省泗洪县崔集。1982年春，泗洪县为江上青烈士修建了陵园。
江泽民的家庭与中国千百万个家庭一样，普通而平凡。可是，当他凭借努力，1985年调任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市任市长时，一种谣言如空穴来风在海内外盛传：江泽民是李先念的女婿，有人甚至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使谣言如同真有其事一般。
谣言的潜台词便是：江泽民是依仗这层关系平步青云的。
江泽民听到这个传言后，咧嘴一笑，觉得滑稽，未予理睬。可谣言越传越广，好事之徒把它传到了海外。于是，“江泽民原系李先念之婿”这类新闻一时间充斥港台各大报纸的版面。
江泽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辟谣了。
有一次上海高级干部会议上，他郑重其事地向人们说明，他的妻子姓王，名冶坪，她不是李先念同志的女儿，自己也不是李先念同志的女婿。
这以后，谣言才得以渐渐平息。
在江泽民调北京，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1989年他一家老小赴泗洪为江上青的50周年忌日举行了一个纪念活动。江泽民由于公务没能参加，但他给妹妹订了三条纪律：
一、纪念活动，仪式从简，不在形式，而在实际。
二、地方工作很忙，家庭搞纪念活动，不要麻烦地方党政领导人，绝不准任何亲属接受地方宴请。
三、尊重地方干部、群众，所有亲属不能有任何特殊的表现和其他任何奢望。
纪念仪式上，亲属们只为烈士献上了一个自备的花篮。
江泽民没有把江上青看作是叔父，不论在哪儿，他都说自己的父亲是江上青。
受江上青的影响，江泽民在上大学时便热心于学生运动。他于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地下工作。
江泽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长期在机械研究和工业部门任职。从上大学直到1955年，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在上海结婚成家。
江泽民的妻子王冶坪也是江苏扬州人，与江泽民从小青梅竹马。王冶坪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经营一家工艺美术品制作工场，收入不算丰厚但过日子也不困难。江泽民与王冶坪解放后结婚，婚后生有两个儿子。
1956年，江泽民奉命前往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学习。一年之后回国，可没能留在上海，而是调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担任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
不久，江泽民又调回上海，与家人团聚，担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与此同时，全家人分到了一套房子，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全家团圆的愿望。新房在上海曹杨新村普通职工宿舍，这一住就是30年。王冶坪也随丈夫一起调入研究所工作，任文书，后来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1966年6月，江泽民再一次离开上海，离开妻子和儿子。他先是调到武汉，担任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同年9月，担任党委书记。他与一位大学毕业生同住一个房间，除了工作，便以读书来打发时间，消弭对妻子和家庭的思念。
1970年，江泽民由于政绩斐然，被中央调往北京，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长。江泽民任此职，除了他专业突出，工作勤恳之外，还得力于他对英文的精通。后来，他又出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
“文革”期间，和所有的领导干部一样他也受到审查，好在他家庭出身没有问题，又基本上是个搞科研的知识分子，所以受的冲击不大。
1980年，江泽民受到提升，担任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两年之后，江泽民出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很快他又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直至1985年回上海任市长。
江泽民靠着自己的踏实和努力工作，事业平稳地发展。他的背后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性，那就是王冶坪。
在1985年以前的30年，不论丈夫官至何位，王冶坪始终带着两个儿子和老母亲居住在曹杨新村的职工宿舍。她精心地培养孩子，照顾母亲，每天匆匆忙忙去赶公共汽车上班，下班后手不闲地忙家务。她生活极为简朴，难得买件新衣服。菜市场上，她也会像其他上海市民一样去讨价还价。她家里有七八口人要吃饭。
在单位，王冶坪给人和蔼、稳重之感，与同事之间相处得非常好。
1985年，江泽民任上海市长后，全家从住了30年的曹杨新村搬到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高干宿舍。王冶坪伤感地离开了与她相处多年、给过她许多帮助和照顾的邻里。
江泽民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江民康，次于叫江绵康。两个孩子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在儿子最需要父亲的时候，江泽民为工作离开了他们。母亲用那柔弱的肩膀撑起了整个家，让儿子在充满了爱的环境下健康长大。当江泽民回到上海时，大儿子江民康已做了父亲。
最让王冶坪欣慰的是，两个儿子很有出息，很争气。老大在“文革”期间，服从组织，上山下乡，不仅表现好而且刻苦读书。王冶坪不溺爱儿子，她认为别的孩子能吃的苦自己孩子也能吃。丈夫的经历告诉她，好男儿志在四方。
后来恢复高考，老大江民康考上了大学，以后又考上研究生，再以后赴美作了留学生。老二江绵康参军，退伍后进了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通过自学考入职工大学，并到德国西门子公司进修学习，期满后回国。
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深感责任重大。他坦然地说：“我长期在基层和中央部门工作，没有地方、城市工作的经验，特别是缺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工作经验，今后要虚心学习。”
当得知中央要调派他去上海任职时，江泽民确实有些顾虑。上海那么大，又是中国的东大门，自己能领导好吗？虽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地方和中央机关主持工作，但毕竟带有专业性，与什么都管的市长有所不同。
到上海后，他曾说：“我与前任的老市长不同，我是一位平民市长。”意思是，自己没有扛过枪打过仗，也没有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自己是从一名普通市民成为上海市市长的。
也许是出于一种没打过仗的遗憾之情，江泽民在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可对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倾注了满腔的心血。他还是上海武警部队的政委。
1987年，江泽民率领上海市委、市顾委、市纪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委武装委员会的100多名领导者，来到吴淞炮台――当年淞沪战役的重要战场，接受国防教育，过了一天军营生活。
在江泽民的倡导下，上海市委常委决定，把“军营一日活动”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让全市数千名局级以上干部加深对军队的了解，接受“天下虽安，国不可一日无防”的教育，要干部们更好地关心、爱护、支持军队建设。从此，“军营一日活动”成为上海领导干部们的必修课，在全国具有典型性。
为了增强人们的国防意识，凡是上海有比较大的军事活动，他再忙也要挤出时间来参加，做到身体力行。在他的提议下，上海市委确定，每年7月，常委集体听取警备区军事工作的汇报。他还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国防教育应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
陈毅当年曾为上海建设立有汗马功劳。在处理军民关系上，江泽民经常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告诉手下“一班人”，千万不能把当年陈老总留下的军政军民团结的好传统在我们手里丢掉，要像爱护眼睛那样爱护它，不能掺进一粒砂子。
1986年5月，按中央政策，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其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江泽民逐一加以解决。尤其是几十名人武工作人员，家属子女在外地的移交时需办理随军手续进上海，但上海当时有关的落户政策却不允许随便入户。江泽民出面了，他强调这次人武部的改归情况特殊，与平时一年一度的军队干部转出和家属随军性质不同。于是，“特事特办”处理了这件事。
1988年，上海市委决定，驻军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免税两年，还为驻军提供了近千万的无息、低息贷款，大力扶植以随军家属为主的小型企业。
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现今的条件下，人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送子当兵的现象越来越少。每年到这一天，江泽民必然出现在电视上，亲自动员，向全市市民发表讲话。
在一次全市征兵工作会议上，他说：“今天，我做市长的亲自过问，你们区长、县长不该不问，回去后也要亲自动员。征兵是以命令的形式传达的，命令没有什么商量余地，命令就要坚决执行。”
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也做了大量的辅助工作以保证完成征兵任务。市政府实行了“三招服从一征”，即招生、招工、招干服从征兵的政策。为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政府规定，对应征青年实行入伍、招工“两张通知”一起发的规定。这在全国当时也属少见。
江泽民关心军队，关心民兵，关心军政关系，甚至关心到武器管理问题。他在上海几年，对国防建设工作作出了贡献，对军事战备有了全面的了解，这为他以后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80多岁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坚决要求辞去职务。然而，三军不可一日无帅，新的军委主席在哪儿？
人民大会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召开，数百名代表神情严肃，他们在谨慎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经代表们选举，江泽民当选为新一届的国家军委主席。结果一宣布，会场上响起长时间的掌声。掌声中包含着肯定和希望。
江泽民是个多才的人。人们常看到他与外宾交谈时不带翻译，不免有些惊奇。江泽民的英语水平确实不错，大学的功底外加后来的学习，水平达到能直接用英语与外宾对话的程度。“文革”时期，一切混乱，闲来无事的时候，找英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来读，既不犯“错误”，又学习了英语。
有人问江泽民究竟会几种外国语？
他的回答是：“印度语，我会一些日常用语；法语强一些；日语、俄语、英语也学了很久，其中，英语好一些。”
可以说，江泽民是一位开放型、世界型的领导人。
江泽民还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闲时写一些诗词，以抒情怀。
江泽民的藏书很多。虽然官位频频晋升，但仍不失知识分子对书的嗜好。工作人员为他做的书橱有好几个，共有书二三千册。在上海市委大院里，藏书最多的是汪道涵，其次便是江泽民。
公务之余，江泽民除了逗逗孙子，听听音乐，便是看书。学潮期间，他与大学生对话，有位学生大谈美国《独立宣言》如何如何，江泽民说：“你仔细读懂了《独立宣言》没有？我倒是可以用英语把《独立宣言》都背出来。”工作人员为他订了《华盛顿邮报》和另外几份英文报，他又让订了一份俄文版的《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