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身穿结婚礼服的男女青年好不容易挤进人群，他们告诉江泽民，今天他们结婚，能在这个日子见到中央领导同志，感到很高兴。江泽民一听，立即作了一个拱手动作，祝贺说：“新婚志喜！新婚志喜！”
就在气氛十分亲切、热烈的时候，丁关根提议：“我们一起照张像好不好？”“好！”人群齐声欢呼。
江泽民和群众挤在一起，记者们拍下了一张张难忘的照片。
1992年12月底，正值天寒地冻之时。中南海内，江泽民正准备外出。他这次要去的是江汉平原的农村，他要亲自去看看农民的生产、生活现状。
在孝感地委办公室，地委书记张忠俭在对江泽民的到来表示欢迎之后，拿起打印好的汇报材料准备汇报。江泽民立即说：“请不要念汇报稿，材料我可以自己看，你给我们讲点真实的情况。我们想听到的是既不夸大又不缩小的情况，你们有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定快。”
江泽民的话使这位地委书记放下了包袱，他向总书记道出了原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总书记要我讲真话，那我就讲讲。现在的农村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喜中有忧’。”
他直率地告诉江泽民，孝感地区的农民收入在减少，支出却逐年上升。
江泽民从口袋里掏出那本随身带的硬皮笔记本，仔细地记了起来。
在四天的视察中，江泽民不知多少次地掏出笔记本，他要把这些农村问题带回北京，逐一进行研究解决。
为了得到真实情况，江泽民每到一处都要临时走访几户农民。在田边、地头和简陋的农舍，他都会突然提出和农民交谈。
农民们见这位身穿绿色军大衣的干部挺和气，又能讲湖北话，也愿意和他说心里话。
江泽民的笔记本不仅记乡镇干部的汇报，也记老百姓的怨言和牢骚。
在荆门市的一次调查中，团林镇党委书记李玉森告诉江泽民一连串农民编的顺口溜：“想的是致富，缺的是技术，少的是资金，盼的是服务。”
“高价水，高价电，高价药，高价肥，高价种子，高价膜，低价卖粮划不着。”
“农村干部雄赳赳，又催种来又催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
“不想多种田，不想不种田，不想种好田。”
“三提五统交得起，物价涨不起，粮价跌不起，摊派担不起。”
“不求官，只求安，天一黑，把门关，你着你的急，我打我的鼾。”
……
江泽民记下这些顺口溜之后，问李玉森：“这些生动的语言，是群众流传的，还是你自己发明的？”
李玉森回答：“这些都是群众中流传的。”
江泽民说：“这些顺口溜说明了许多问题，这是农民的呼声，我们要认真研究。关心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威信，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切不可掉以轻心。”
江泽民把农民问题提得那么高，使在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都很感动。一个农妇拉着江泽民的手说：“我们明天杀猪，请您多留一天！”江泽民笑笑说：“祝你们的日子越过越兴旺！”
这次视察一结束，江泽民便在武汉主持召开了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
自从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每月一省”成了他众多工作计划中的一项。1990年1月底，又一个新春佳节就要来临，这是江泽民在中南海过的第一个春节。刚刚从山西考察回北京的江泽民，心里惦记着老百姓的节日生活，惦记着群众的年货，便提出要到东单和王府井商业区去看看。
下午3时，在东安市场正忙着购买年货的顾客们惊喜地发现：江泽民总书记就在他们中间。他从一个柜台挤到另一个柜台，与售货员交谈，给他们拜年。由于人太多，他总是在问商品的价格，许多顾客把江泽民当成购年货的人。
有人喊：“总书记在这儿！”大家抬头，四处寻找，江泽民这时已经挤得满头大汗了。一下子，所有的手都伸向了江泽民。
秘书说：“江总书记今天是专门来看望大家的！”江泽民笑着大声说：“我是来给你们拜年的！”群众鼓起掌，有人喊：“总书记，春节好！”江泽民忙着与每个人握握手。
江泽民对售货员说，“你们很忙，可忙是忙，对顾客的态度要尽可能好一些。”
江泽民又问一位顾客：“现在东西贵不贵呀？”顾客说：“还可以，现在物价比较稳定。”挤到绸缎柜台，他问售货员：“你们这里顾客多吗？”
“春节期间，顾客大都来买吃的，到我们这儿来买绸缎的是不多。”
江泽民说：“不管人多人少，都一定要为顾客服务好。”售货员直点头。
又走到一个柜台，江泽民看到柜台上有几辆行李车，便问多少钱一辆，是不是国产货，售货员一一答复，他又问：“50多元一辆，顾客嫌不嫌贵？”
“不嫌贵。”售货员答道。
江泽民说：“不嫌贵就好。”
江泽民离开时，握着东安集团公司领导人的手说：“今天，我们不可能向每个同志拜年了，请你转达我们对全体商业职工的问候，祝大家春节愉快！”
金秋的一天，气爽天高。西安古城游人不绝。突然几辆小轿车鱼贯驰入西安交大校园，引得师生们驻足观看。
不久，校园内传出消息，江泽民总书记到了学校。不少人前往校长办公室，想去一睹总书记的风采。
校领导潘季、史维祥也是在江泽民到达前一会儿接到通知，没时间作任何准备或布置，只能站在校园内迎候。
江泽民走下车，他身穿一件深蓝色茄克衫，满面红光，步履轻捷，显得格外精神。校方领导伸出手，江泽民也紧走了几步迎上去。没有组织的围观学生也不自觉地鼓起了掌。
在校领导的陪同下，江泽民一行上了行政楼，他要先了解了解情况，与熟悉的老教授们叙叙旧，然后再到校园转转。
在行政楼里，一位满头白发、拄着手杖的老人走在前面。江泽民注意到了这位老人，他紧走几步，侧着脸看看，果然不出所料，这是他1947年在交大读书时的电机设计课老师。他忙上前握住了老教授的手，恭恭敬敬地喊了声：“严老师，您好！我是江泽民呀！”
83岁的严教授记得还是在50年代的时候，他见过这位学生。时隔30多年，老教授怎么也没想到，已是中国首脑的江泽民竟一眼认出了他。老教授激动不已。
拉着严老师的手，他们一起走进了会议室。会议室洋溢着欢声笑语，江泽民坐在沙发上，一直向前欠着身子，他一一询问老教授的身体状况，与他们随便拉着家常，叙着往事。
“记得我们的系主任是钟兆琳教授，现在住在华东医院，我在上海时，几乎每次去华东医院，都要去看望他。”江泽民说自己很希望老教授们多保重身体。
他还深情地谈起了几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他说：“当时念的什么书，作者是谁，我都记得。我在长春汽车制造厂当总工的时候，严老师、沈老师、蒋老师去了，我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在长春饭店吃了便饭，后来还合了影，现在我还保留着这几张照片。”一旁的严老师笑着点头，说：“那是顿很丰盛的招待。以前的学生才真是叫德才兼备，学生对老师是那样尊敬，现在……唉！”严老师没说下去。
江泽民知道严老师要说什么，他接着说道：“我讲这些想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想说明尊师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很好的传统，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成长，从小开始就受到多少教师的培养，这些都是很难忘的。讲这个意见，就是对现在的年轻学生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发扬这个传统。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到现在，包括在上海当市长、市委书记时，见了钟老师总是毕恭毕敬的。”
这时，来了几个学生，他们是下课后来参加座谈的。江泽民见到他们不禁勾起了对自己学生时代的追忆，他接着感慨地说：“交大是我的母校。我读的电机系基本都迁过来了，应该说这里是我的母校，严教授是我的老师，教我‘电机设计’；沈教授教我‘照明学’；蒋教授高我几班，他当时是助教，也是我的老师。我昨天晚上就在想，应该来看一下母校。看望看望我的老师。”
当潘季、史维祥汇报了校园建设，谈起迁校后的变化时，江泽民强调说：“迁校那是周总理亲自做动员，现在是一片郁郁葱葱啊。”他转向坐在身边的苏庄：“这事你有很大的功劳。”
见两个学生一直没说话，江泽民对他们说：“你们没来之前，我讲一番尊师之道，老师是很重要的。我来以后，真很羡慕你们，当年在上海时的交大校园可没这么好。”
有一个学生告诉江泽民，自己学的是经济法，江泽民接过话：“我们国家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法制。要讲民主就要讲法制，讲民主没有法制那就是无政府状态。我们有些人还缺乏民主法制观念。比如说新闻自由吧，世界上哪有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那个新闻自由？美国所有报纸都控制在各个财团手里，假如你当他那个财团的新闻记者，你骂他，他第二天就会给你‘炒鱿鱼’喽。”
江泽民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
40分钟以后，江泽民要离开学校了。他同老师们一一握手，祝他们健康长寿；他叮嘱前来送行的几个电机系学生，要他们把书念好。
江泽民把西安交大看作是他的第二母校，他的第一母校是上海交通大学。
3月的上海春意盎然。江泽民此时来到了上海交大。他这次来不是来看望谁，而是因为这位从上海交大毕业的优秀学士今天要被母校聘为教授之衔了。
这是母校给予他的最高荣誉，江泽民既激动又有些紧张。
在受聘大会上，江泽民作了一篇题为《能源发展趋势与主要的节能措施》的学术报告。为这篇报告，他在来上海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发言时，不论从态度还是报告的内容，江泽民俨然是个真正的学者。
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对全球普遍关注的能源问题作了详细阐述。在分析了我国能源状况及能源消耗的特点后，他又提出节能三大措施。
报告之后，会场爆发出长久的掌声。
不论什么时候，江泽民从不忘记自己是个普通家庭出身的普通人。
1992年3月，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七届五次人代会分组讨论会正要进行。江泽民以上海代表的身份准时参加会议。
走进大厅，熟悉他的人都站起来向他问好，江泽民与老朋友握手后坐下。突然，他又站起来走到一个人面前，握着他的手说：“海婴，好久不见了，你好！”被称做“海婴”的人十分激动地说：“总书记好。”周海婴是已故文豪鲁迅之子。
江泽民说，他现在与上海代表们见面机会不如以前，他很想听听上海代表们说说心里话。
代表们不把江泽民当外人，他们抢着发言，谈搞好大中型企业，谈加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谈进一步落实留学回国人员政策，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等。有提建议的，也有提批评意见的。
大家请江泽民谈谈，江泽民摇头说：“请大家多谈谈。”
代表们熟悉江泽民的脾气，知道他喜欢听取意见，大家也就不客气，各自谈了起来。江泽民时时插话加入讨论。会场气氛热烈、随和。
当人们最后再次请江泽民发言时，江泽民说：“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谈谈心里话。”
江泽民要代表们一定要懂得抓时机，他说道：“经济建设上去了，综合国力增强了，许多事情就好办了。”
谈到发展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这一敏感问题时，江泽民重申：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当前从思想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大家在改革中胆子再放大些，勇于创新，敢于实验。
江泽民说话每到兴头上时，总喜欢用手势来强调他的讲话。还不时插入一个英语词汇加入解说，偶尔也用上海方言来调节一下气氛。一些记者听不懂上海话，急得直挠后脑勺。
听过江泽民讲话的人往往有个感觉，他知识面很宽，见解精辟。江泽民说过，对工作，他始终抱着干什么、爱什么、学什么的态度，这是自己从一个学电机的当上了总书记的根本原因。
1993年11月19日下午1时，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了会晤，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晤，对改善中美关系意义极为重大。
克林顿总统对江泽民主席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他对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敬佩。江泽民态度不卑不亢。
对克林顿承诺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三个中美联合公报中体现的各项原则，江泽民对此表示赞赏。
当克林顿提出人权、武器扩散和贸易纠纷等问题时，江泽民毫不相让地说，地球上有无数个民族，共约200多个国家，各个民族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世界的丰富多彩是一件好事，并不是坏事，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应当相互交流，共同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交流只能在人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克林顿对江泽民的话表示赞同，他认为，江主席关于世界多样化的政策是有说服力的。江泽民有所指地对克林顿说，冷战结束了，现在的关键是发展经济，国际经济现在这种不景气的状况持续下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利。克林顿有些尴尬地点点头。
江泽民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增加信任，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中美之间存在分歧，这是客观的存在，双方可以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江泽民话锋锐利，但也没忘记有礼貌地邀请克林顿总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他期待他去中国。克林顿说自己将来有机会一定实现这次访问，去中国是他从小就有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