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听我们的老系主任、《易》学专家黄寿祺讲授六经常识，以及与他的弟子张善文喝酒聊天，在对他们的博识广记钦敬之至的同时，我也曾在心里犯过嘀咕：在大学院墙里搞学问，就是这般皓首穷经、厚积薄发么？在这背负着生存之累、资讯传媒如此发达、日日被“创新之狗”撵得连停下撒尿的功夫都没有的年头，那些抛书包、掉书袋式的学问，人们顾得过来么？如今当自己也搞了些年学术研究，同时读了他们比砖头还厚的《周易译注》、《周易辞典》之后，方知当年我这等毛头小子的浮躁与僭妄：再好的设备和方法也无法替代人们献身文化积累的精神和研究问题的具体实践。
《周易译注》和《周易辞典》是倾注了作者几年心血，凝聚了他们许多心得与创见的学术著作。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他们超越前人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不敢妄加评论。但从它深得要义又通畅雅驯的译文，探源溯流，博采广见千百年又择善而从的考据注疏，以及以文字训诂通经史大义的治学风范，分明既体现了从汉到清实事求是的传统学术精神，同时又接受了现代学风的有益启迪。他们以朴学为基础，从古注入手又以象数、义理为主干的学术原则，有着极深的学术渊源。事实上，黄寿祺本身是直接师承吴承仕的，吴承仕则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而章太炎又是清末经学鸿儒俞樾的入室弟子。他们上承清代戴震、惠栋等硕儒的学术规则，是学界的正规嫡系部队，不是我们这等从新式教育体制中出来，不能自名其家的散兵游勇。
当然学问也并非只有一途。自汉代以降，就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种学术思路。一重求是，二重致用。前者主张于训诂、疏证而通经达道；后者提倡义理经世，阐发古人思想以服务于世道人生。到了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现代社会转型期，更是学派蜂起，方法纷呈。特别是西学的引进和新史料的发掘（包括考古学方面的一再发现），引起了现代学术思想、观念和方法的很大更新。经过康有为、章太炎两座学术桥梁的引渡，以及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等一批现代学术前贤筚路蓝缕的开拓，终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致形成了政学分开、学问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格局，大大开拓了学术的领域和视野，形成新的学术规范。然而，由于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动荡、变革、行色匆匆的世纪，社会现实问题的严峻往往转移了人文学者的关心视野，早期形成的学术格局和学术规范不仅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反而一时助长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注重实用，不注重求是和求实；只讲批判、破坏，不重视分析和建设；只图轰动效应和热闹，不愿甘于寂寞，自觉受学术规范的约束，做艰苦、细致、扎实的研究。
其实学问无所谓有用无用（学问做好了自然有用），也无所谓新旧，它本质上是一种求是求真的科学追求。它的价值是一种潜在的价值。治学问也不是做生意、玩股票，光靠看行情、使小聪明就能做成的。学问的好坏，不仅是对人的才情、眼光的考验，也体现着学者的人格情怀和精神境界，同时又永远是规则与创造的动态平衡的追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面貌总的来说充满求新求异的进取精神，比较瑰丽，具有冲破僵化格局的自由创造精神；但也比较浮泛，缺少学术规范的严格约束精神。在这样一个学术上较为自由、散文化的时代，回顾一下我国优秀的学术传统，弘扬学术研究中求真求是的科学精神，用学术良知和学术规范严格约束自己是有益的。
199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