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20世纪后期开始了大学的升级和扩容，20世纪70年代就有不少学院升级为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不少大学进行了合并。我愿意将这种升级与扩容现象理解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学院升级与大学扩容在办学规模和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的意义有目共睹，已无需多言；其人才培养观念上的差异却未必有充分的意识。实际上，学院有学院的功能，大学有大学的目标。从现代大学的历史来看，现代大学的原则和体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德国洪堡大学。它的特点是强调理性的精神，坚持思想自由和独立思考。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这种大学理念在20世纪开始分化，具体表现为大学的双重体制，即大学与学院的分轨：大学延续过去的思想和学术传统，而学院则以服务社会、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大学具有某些“自治”性，政学在理念上分开；而学院则对出资方负有义务。
大学与学院体制和功能的区分，强化了高等教育的等级差序，助长了学院办学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产生了不少问题，引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大学对体制与理念的自我调整。然而，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高等教育固然要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输送专业化人才，但这些人才同时必须具备运用知识与技术的社会关怀和价值取向，而大学文理并举的结构和学术自由的传统，正可以避免单纯专业教育的工具主义弊端。
但名号的升格和规模的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观念和风貌的转变。就像强调科研的重要性，增加拨款和定出指标，却不一定意味着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平衡一样；就像任何一所大学，都有为大学争光的人，也有大学为他争光的人一样。大学之“大”，诚如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大楼与大师之所以不能等同，或者说一些大学之所以能够造就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大师，正由于行的是以学术自治的方式献身真理、科学，服务社会的“大”道。这就是通过蔡元培、梅贻琦等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奠定的“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冯友兰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的中国大学的精神品格，它滋养过许多学子的远大抱负与人格完善。
处在调整发展的过程中的许多大学，一方面，仍然受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体制与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市场时代和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压力，处在诸多的矛盾中。但办大学应该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坚持以自由问学的方式服务社会的传统，以人格培养和畅想学术为本。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认为，在现代技术专制论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中，大学的意义就是能依靠学术自由的传统与象征权力，卓然独立于“权势之外”。他说：“如果轮到我对大学进行解释的话，我将说，在学术机构领域内，它是历史的最后策略之一。荣誉通常是权势的一种损耗，而在这里它干脆是权势的消除，是权势鞭长莫及之处。在这里除了研究和说话之外别无他务。我想说，这就是高声谈论他的研究梦想，而不必去判断、选择、推进，不必去屈从于某种有指导的学术活动。”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