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运动几乎都以诗歌为先锋，却都不以诗的成就为标志，这是诗的光荣和悲壮：我们的诗歌锐敏如昔，我们的诗歌轩昂依旧，然而荣耀却在无可奈何地陷落。这或许是诗歌骑士在现代社会的必然命运：当人们的目光普遍为社会革命和物质消费所牵引，行色匆匆地参与世界政治、经济竞争的时候，谁来真正关心文化与诗歌的前途？当人们迷恋现代化的神话，普遍在工具化、信息化的维度上使用语言的时候，谁为语言的生命和美负责？诗是人类精神的征象，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诗意贫乏的社会，这种判断昭示了我们时代诗与诗人的宿命。
当然这是优美诗情诗意的失落而非诗的可能性的消解，所以海德格尔又认为现代诗歌的主角不是传统的抒情诗，而是一种撕开黑幕、敞亮本真的“解蔽”性诗歌。这就对诗提出了功能变革、美学变革和语言变革的要求，这种变革顺理成章地在我们20世纪发生了：从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到胡适倡导“白话诗”拓出一条新路，中国的新诗不仅得以诞生，而且也的确有所建树。仅以现代诗人而论，像鲁迅的《野草》和穆旦的诗，在以个人方式提取现代生存的矛盾经验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像艾青的诗，在运用现代汉语写作所获得的成功；像冯至的《十四行诗集》，在汇通东西方诗歌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像闻一多等人在寻找新形式、新趣味上的有益探索等等，都为新诗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启示。然而这些最具诗学意义的文本和经验似乎并未引起重视，至少是未引起足够和充分的重视。20世纪为富强梦死死纠缠的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更关心内容而忽视形式，更关心社会性、时代性，而轻视独创性和美感，更关心求新求异、追赶新潮，而忽视历史的回望和过程的反思，更关心量的递增而忽视质的判断。
有时候只要稍稍调整一下观察问题的角度，便不难发现，那些真正对新诗发展做出贡献的诗人，既不是写得最多的诗人，也不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诗人。时代的诗人与真正的诗人是有区别的，正如流星与恒星是有区别的一样，时间将纠正人们稍纵即逝的精神错觉和沉湎夸张的现时错觉，让人们挑选出真正的好诗和真正的诗人，梳理出真正的经验和问题。
是开始回望新诗的历史行程，进行百年清点、结账的时候了。这是世纪之交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工作者理应自觉担负的使命与责任。总的来看，新诗虽然已经站稳脚跟但还不成熟，近百年的新诗理论批评，也是热情的破坏和鼓吹多，踏实冷静的分析和建设工作做得少。这种状况对在旧诗的强大势力与时代多重压力中生存、成长的新诗来说，或许是情有可原的和必要的，但当新诗站稳脚跟之后，环境的争取是重要的，自身的建设、完善更加重要。事实上，新诗百年的实践也留下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主要的问题是缺少天才式诗人的创造性扬弃和综合，缺少杰出理论的分析整合和有力引导，这是新诗探索长期陷于盲目性的主要原因。面对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新诗，我们的理论批评有必要开始批评与研究，关心当前与历史反思的队伍分流，应该有一批人从向前涌动的潮流中抽身出来，回望和梳理百年诗歌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有些工作是须马上着手的：（一）清点出真正成功的新诗文本，推动新诗的经典化进程。（二）提高新诗研究的学术水平，梳理出真正的诗学问题，着手建构现代汉诗学理论系统，造就杰出的新诗学者和理论家。（三）自觉把新诗放到整个中国诗歌传统中加以观照，既把它作为中国诗歌发展链条上相对独立的一环，又视其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促进新诗在与传统和西方的双向对话中建立自己的据点。
新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在百年行程中显露出来的问题也同样醒目。展开百年中国诗歌的研究，无疑是对中国诗学研究者的挑战和考验。也许问题的梳理比成就的张扬更有意味也更重要，也许我们的回望与研究应该从“五四”开始，甚至从晚清以来的“诗界革命”开始。百年新诗的突出成就给了我们信心和热爱，而一个世纪的时间为我们克服种种短视与偏见提供了可能。是认真着手的时候了。
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