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阎保禄从苏联学习结业返回迪化，被分配到新疆督办公署边务处，化名林德。阎保禄，湖北人，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随西路军左支队转战来新，任新兵营政治处特派员。在边务处坐办公室，他觉得十分别扭。前方的战士正在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浴血奋战，自己却远离战场，在大后方过着悠闲的日子，因此很想到前方去大干一场。
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约阎保禄去家中。他心里非常高兴，估计有什么任务要自己完成。他到陈副处长家后，寒暄了几句，陈就转入正题，说：“林德同志，你们学习回来不久，本应该让你们好好休息一下，现在看来不行了。”陈培生说着，摊开手表示无可奈何。阎保禄和陈培生过去不认识，到边务处后才开始接触，得知陈是中共党员，应盛世才的要求，由苏联派来帮助开展边务处工作。他见陈态度随和，又是党内同志，也就无拘无束了。
“不会再让我去学习了吧？再学习可就憋死我了！”他随口就问。
“学习的好机会恐怕不会再有了！”
陈培生把话题转到当前形势，说：“现在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各地都急需干部，特别是专业干部。根据邓发同志的推荐，边务处决定派你到酒泉去组织领导情报站。”又说，“边务处在酒泉已派有情报人员，但他们缺乏经验，工作不甚得力，所以需要加强。”陈培生注视着他，等待回答。他对革命工作，从来没讲过价钱，自然表示坚决服从领导安排。
阎保禄接到了督办公署正式命令，任命他为“边务处酒泉情报站中校情报专员”，负责酒泉情报站的工作。边务处下达了酒泉情报站的主要任务：一、了解马步芳、马步青及马步芳部署在酒泉的马步康旅的军事实力及其活动、联系情况；二、日本帝国主义在河西的渗透活动及其同马家的联系；三、国民党政府在河西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以及与马家军阀的联系和矛盾。边务处又给他起了鲁进财、字兴发的化名，代号001.他去酒泉后与原派去的情报人员002接头，让002担任他的秘书，负责掩护和建立地下电台。
阎保禄接受任务之后，原来急于工作的激动心情，变得忐忑不安起来。他在敌对势力的环境中，领导开展地下工作还是生平第一次。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获取情报又要保证安全，搞不好自己和被领导的情报人员都有坐牢、被杀的危险，因此他心里总感到有点不踏实。
阎保禄带着这种心情，去找党代表邓发。他第一次见到邓发还是1933年1月，他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班学习，邓发任保卫局长，曾到训练班讲课。训练班结束后，他留在保卫局新编师任特派员，就经常和邓发在一起了。邓发幽默风趣，大家有空总是围上他，让他讲他的海员生活和地下斗争的故事。中央红军长征时，阎保禄从基层调回国家保卫局，更是经常见到邓发，聆听教诲。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被派往红五军团，同邓发分手了，没想到九死一生，在新疆又见面了。邓发是他的老上级，他去苏联学习也是邓发把他从新兵营选调成行的。1938年2月，邓发从新兵营选调了11名同志，有新兵营政委刘庆南、警卫排长杨文先、王振坤、刘孔、沈先传、吴启满、董家良等。他们先在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去苏联莫斯科附近学习了五个多月。学习内容是情报工作，收发报技术、密码编译技术、摄影、密写等许多项目。学习后分批回国，刘庆南、王振坤、杨文先、阎保禄回到新疆被分配到边务处，有的派到关内工作，如董家良、吴启满、沈先传等。
邓发询问他们在苏联的学习情况，阎保禄一一作了汇报。
“工作命令下达了吗？”邓发又问他。
“下达了。我是来向您辞行的！”他又说，“我很担心，唯恐完不成任务？”
邓发听后笑了，说：“你去酒泉工作担子不轻，可你也是国家保卫局的老工作人员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总是有的吧！考虑到这一点才决定派你去酒泉。当然，这次的工作和以往的不同。这次你是盛世才边务处派出的人员，一定要注意和边务处其他人员搞好团结，维护我党和盛的统一战线。就全国来讲，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一致抗日，但河西马家仍然坚持反苏反共，残害我西路军流落、失散人员，因此要注意斗争策略。在酒泉只了解情况，不参与其他方面任何活动，也不与当地党组织发生关系，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孤军作战。要记住！酒泉工作对于新疆的安全，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包括我党去苏人员往返的安全都非常重要，你要竭尽全力做好工作。”接着邓发谈了他所了解的马家部队的基本情况，又风趣地讲起河西一带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
阎保禄知道邓发前几年受党中央的派遣由延安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就曾乔装打扮，经河西走廊到新疆去苏联，酒泉是必经之地。
邓发问他：“你知道那个地方为什么叫酒泉吗？”
他当然不知道。当年左支队在祁连山中行军，出山已经到了安西，绕过了酒泉。
“酒泉城外西南有眼泉，水很清冽，相传霍去病领兵破匈奴在此驻扎。汉武帝赐御酒一坛，慰劳霍去病。霍将酒倒入泉中，与诸将士共饮。以后此泉就称做酒泉，又以泉名为地名。”邓发又说，“酒泉又名肃州，在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仍然是很重要的。”
他告辞邓发之后，又去黄火青处辞行。黄火青那时任反帝会秘书长，黄也是他的老首长。他参加宁都起义，部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黄火青担任红五军团十四军政委。他调去工农红军政治学校政治营第四期第一连学习时，黄火青又担任政治营的政委。长征途中，他从苏维埃国家保卫局调红五军四十三师一二七团任特派员、后代理团政治处主任时，黄火青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过草地、战西康、会宁会师、渡河西征、河西走廊恶战，直到最后安西战役，他始终跟随黄火青战斗，一起进入新疆。黄火青和邓发一样，给他很多鼓励，嘱咐他注意身体，要他圆满完成任务。
陈培生副处长对他的工作又作了进一步详细指示，让他到酒泉后与边务处哈密办事处联系。所获情报，如果用电报发回，也发往哈密办事处，由哈密转发边务处。陈副处长还向他宣布了几条纪律，在外活动期间，不得参加任何组织，如党派、团体、帮会等，否则要受处分。最后，陈副处长交给他电报密码和2000元法币作为活动经费。
阎保禄装扮成商人，坐汽车到达哈密。他从边务处哈密办事处领到一部15瓦收发报机，两箱干电池，在街上买了几大包棉花、布匹等日用百货，以及杏干、瓜干、葡萄干等土特产。他把收发报机、电池、密码藏在几包棉花中。哈密办事处派人用骆驼把他送到星星峡，星星峡办事分处又帮他雇用了张姓驼户的几头骆驼。
这段路，阎保禄并不陌生。上次从安西到星星峡，蓬头垢面，脚步踉跄；这次从星星峡到安西，长袍马褂，心中忐忑。驼队离开安西快到酒泉时，遇到的马家骑兵多了起来。有的也把他们拦住，盘问一番。遇到盘问，老张笑脸相迎，一连串说好话，总算应付过去。到了酒泉北城门口，马家队伍戒备更是森严，盘查更紧。
“从哪里来？”
“安西。”老张赔着笑脸说。
“什么货？”
“棉花、布匹，还有点杂货。”
“全部卸下打开，我们要检查！”
阎保禄不是当地口音，所以尽量不开口，让老张去应付。老张说：“马家爷，这些货是城里大十字刘掌柜的。都在一个城里住着，乡里乡亲的，就行个方便吧！”
“不行，说查就得查，这是上司的命令！”
老张见央求无效，向他递了个眼色。他连忙上前向两个当兵的口袋里塞了几张钞票。老张乘势说：“这些货当然要查，可在这城门口卸货，货弄得乱糟糟的，还碍你们的事。我看不如麻烦老总们跟我走一遭，到店里卸货检查，路不远，就在前边。”
两个兵拿了钱，脸吊的不那么长了，向城门口其他兵招呼说：“我们进城去检查。”
“那就是刘掌柜的铺子。”老张用手指着一家杂货店说。这个杂货店不大，铺子里有两个人。
“刘掌柜，我从老家给你带货来了。”阎保禄不认识刘子青，只好大声说出接头暗语。一个年纪二十刚出头，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应声走出来。他想这就是刘子青，便走上前去，说：“刘掌柜，你要的货送来了。城门口没检查，两位老总随我们来店里查查！”
刘子青一听他是从老家来的，便会意地点了点头，连忙招呼伙计和驮夫卸货，又招呼两个兵和老张到后院坐。老张很知趣，说什么也不去，却帮忙卸货。刘子青把两个兵请进后，又是点烟，又是倒茶，又拿出一些糖果往他俩兜里塞。阎保禄见此情景，便从卸下的货物堆中，拿出一个麻包，打开来倒出一堆哈密瓜干、杏干、葡萄干，给两人端在桌上。他怕两人怀疑，就说：“这是新疆出产的，安西最近多得很，我顺便买了一些，请老总们尝尝！”两个兵一边大嚼大咽，一边往衣兜里装了不少。刘子青又拿出一些银元，给每个人手里塞了几块，说：“二位老总辛苦一趟，这点小意思，别嫌弃！”这两个家伙装模作样地推让了一番，还是装进了兜里。两个兵起身要走的时候，刘子青忙说：“现在把货打开，让老总们看看吧！”两个兵摆了摆手说：“不查了！”
刘子青是新疆迪化人，汉族，从新疆军校毕业后分配到边务处。他就是002，原名曾效鲁，化名刘兆恩，字子青。他只身一人到酒泉后，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不久又娶了酒泉警察局陈巡官的女儿陈良玉为妻。他到酒泉将近两年，情况比较熟悉。
他们这个小杂货店，一方面掩护情报站，另一方面要解决工作人员的生活来源，还要靠它弥补活动经费的不足。由于商业不景气，货店收入十分有限，再加上苛捐杂税，所剩无几。他们只能节衣缩食，尽量省出钱来用在工作上。
阎保禄初到酒泉，在刘子青的帮助下了解熟悉各方面情况。刘给他介绍了一些商界同行，又教他学习商业方面的知识。不久，他便以商人身份在酒泉公开露面，开始侦察活动。边务处指示，让他同酒泉复泉新货栈经理丁炳南接头，由丁担任情报站的报务员。丁炳南由新疆电信局附属交通学校第二期毕业调入边务处。
酒泉城驻军不少，警察、特务活动也很猖獗。他们便利用各种渠道，广交朋友，打通关系，达到目的。他们利用刘子青岳父的关系结识了一些军警人员，在麻将桌或应酬的酒筵上，从每一个人的谈话中，了解驻军的实力、分布、武器配备，以及党、政、军之间的矛盾，目前的动向等等。
在阎保禄到酒泉之前，边务处在酒泉已建立了情报组，由边务处直接联系，他来后由他直接联系。这个组有三个人：李国芳，化名李香亭，公开身份是商人，与酒泉马家驻军的最高长官马步康私交甚密；鲜明成，在马步康旅部管档案；还有一名姓金的，是马步康的报务员。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情报。李国芳利用与马步康的交情，可随意去马家串门，经常能获得一些重要消息，如召开军事会议，召开党政军警联席会议等等。然后几个人再通过各种渠道，探听会议内容，有时甚至能搞到会议纪要。对于他们送来的情报，阎保禄立即进行筛选、整理，将有价值的部分，电告新疆。有一次姓金的情报员匆匆来告诉他，说能搞到八十二军最新的密电码本，不过得花点钱。花钱也值得，他喜出望外。密码到手后，他立即让交通员送往哈密。姓金的情报员还送来过几分密码电稿，他通过电台及时发往新疆。
1939年初边务处指示他，尽快在酒泉成个家，单身汉常常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并且指出对象的条件：家在酒泉，本人不大识字，家庭社会联系比较单纯。不久，刘子青通过妻子介绍了一个名叫曾玉清的姑娘，符合组织要求。经过请示同意，他和曾玉清结了婚。他们一家和刘子青一家，都住在店里。店里还有两个来自金塔县农村的学徒。每次发报，都在夜间。学徒因白天劳累，早已睡去。他让妻子曾玉清回娘家去住，或者让她和刘子青的妻子到戏院去看戏，好让他们拍电报。
他们和边务处的电讯联络，虽然避开了一般人的耳目，但无法躲避敌人的侦察电台。1939年下半年，敌人突然一连几天加紧这一带搜查。天一黑，全城戒严，成队的军警在保甲长的带领下，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地搜。阎保禄当机立断，马上转移电台。
阎保禄托人找了合适的房子，带着电台和妻子搬到了雷子庙巷。他把电台藏在破木箱中，上面堆了许多干辣椒，放在厨房中黑暗的地方，叮嘱妻子不要用箱子里的辣椒。为了防止敌人侦察电台测出他们电台的方位，拍发几次电报后就搬一次家。好在这个家空空如也，只要打起行李卷，把锅碗瓢盆找个箱子一装，借来的几件家具还给人家，就搬走了。他从城南搬到城北，从城东搬到城西，在酒泉城里兜了好几个圈子。
虽然如此，电台还是遇到几次危险。有一次，他们获得一份重要情报，需要及时拍往新疆。他们以打麻将的名义，到了刘子青家里。打过几圈之后，刘子青和妻子到前面铺子里盘货，其实是担任警戒，阎保禄和丁炳南到货物库房中发报。报快要发完时，突然听到紧急的敲门声，夹杂着“开门，开门！查户口”的喊叫声。他们赶快把电台塞进一个空货箱，但已来不及藏到存放电台的地坑里了，就随手搬了一些布匹堆在货箱上。这时，警察和保甲长已经走到院中。怎么办？真是急中生智。丁炳南把他推倒在地，然后抄起一卷布就往外走，嘴里还骂他：“输了牌还想赖账？”他扑上去要把布抢回来，嘴里说：“老子今天没钱，明天给你也不晚，你把我的东西放下！”他们又吵又骂，又撕又打，到了院中。看到保甲长正带着四名警察站在院中，丁猛然甩开他跑过去，说：“你们几位评评理，输了钱不给，想赖账呢！”他也毫不示弱，高声吵：“这家伙想抢我的东西，真他妈的缺德！”刘子青夫妇也跟出来相劝。警察见他们吵闹，很不耐烦。两个警察走过去掀起门帘看，桌上麻将牌零散地摆着，是刚散局的样子，又打开手电筒在库房里看了看，见里面乱糟糟的，便退了出来。他们这里还让保长和警察评理。“去！一边去，少胡缠，谁管你们那些事！”警察转身出去，到隔壁搜查去了。
多次搬家，会引起军警的怀疑，也会引起妻子和她们家人的误会，应该找个更妥当的办法避免突然袭击。他们注意到，每次军警搜查都由保长带领，如果保甲长事先通个信息，那可就保险得多了。阎保禄和刘子青商量，决定由刘出面谋取保长职务。阎保禄分析了刘的有利条件：刘是巡官的女婿，和公职人员交往多，在商界和这一带居民中有声望，再加上请客送礼，取得这一职位是不成问题的。不出所料，刘子青很快被派成酒泉中山镇公所第九甲甲长。他们把电台藏在刘家中。
刘子青当了甲长之后，又出现了个难题。原来国民党从1939年起，一方面要求居民中的青壮年轮流参加“国民兵”训练，作为后备兵源；另一方面要求公务员，包括保甲长、学校教职员，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否则轻者丢掉饭碗，重则给戴顶“红帽子”。刘子青当了甲长，如果不加入国民党，不仅会丢掉甲长职务，而且会引起怀疑，牵连到情报站；如果让他加入国民党，则又违反了边务处的纪律。阎保禄反复考虑，为了情报工作顺利开展，经请示边务处同意，让刘子青和其他保甲长一起，用当时的化名刘兆恩，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40年初，情报站一度陷入困境。在马步康旅部工作的情报员鲜明成和金某某，由于不谨慎被发觉了。幸好他们从别的渠道及时得到消息，在逮捕他们之前，通知他们和李国芳一起秘密撤回新疆。复泉新货栈是新疆商人开的商店。由于盛世才公开打出亲苏亲共的旗号，虽然在国共合作时期，也深为马家和国民党不满，对新疆往来人员严加防范，因此对复泉新货栈自然不会放过。丁炳南又是东北人，更容易使人怀疑是盛世才派来的。一天晚上，军警突然把复泉新货栈团团围住，里里外外仔细搜查了一番。这个事件表明，丁炳南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但已成了重点监视的对象。丁炳南以复泉新货栈歇业为名，撤回了新疆。
1940年夏天，边务处又派来两人加强电讯工作。先期到达酒泉的叫武守礼，任电台台长；后到的叫高成兴，任机务员。他们的口音与玉门人相近，就称是玉门人，安排在杂货店当店员。自从李国芳情报组撤回新疆，要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也成了问题。他们用重金经常从马步康警卫队一个大个子兵那里购买情报。这个兵是青海回族，作了马步康的卫士，家境甚为贫寒。他们利用他需要钱贴补家用，得到一些马家军的情报。阎保禄利用内兄的结拜兄弟、马步康旅一个姓袁的排长，探听到一些情报。但这些情报比较分散，很不一致，需要认真地分析、补充、核实。好不容易搞到情报，又到了和边务处电台联络的日子。半夜，武守礼和高成兴从刘子青家的炕洞里拿出发报机做试验检查，准备发报，发现没电，干电池受潮失效。因为自丁炳南走后，机器和电池就一直藏在炕洞里，未使用过。虽然有了报务员，却连一次电报也未能发出去。他们只好把情报写成密信，从邮局寄走。
1941年三、四月间，阎保禄奉边务处的指示回新疆汇报工作。他在星星峡见到了王振坤，化名吴南山，任星星峡哈密办事处分处主任。他在哈密见到了刘庆南，化名万友林，任哈密办事处主任。刘庆南、王振坤都是新兵营的战友，与阎保禄同一批去苏联学习。刘庆南私下告诉他，陈培生已不在边务处工作了。边务处人员变动很大，据说一些人被捕了，罪名是“国际间谍”。现在，盛世才的五弟盛世骥兼副处长。
阎保禄回迪化后，去边务处汇报了工作，也讲了不能发报的原因。边务处决定再派一名报务员带上干电池与他同去酒泉，换回武守礼和高成兴。他们到哈密后，停留了几天。刘庆南对他说，现在国际、国内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德国法西斯蠢蠢欲动，进攻苏联；日本法西斯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清剿，对国民党诱降；国民党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对我党我军搞摩擦，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因此，除非特别紧急的情报，不要轻易使用电台联系。刘庆南还要他和刘子青不要合营商店，要分开独自经营，以免发生问题，相互影响。
阎保禄回到酒泉后，通知武守礼和高成兴回边务处。他俩雇上骆驼回新疆了。阎在东大街开了家经营土产品的商店，和刘子青的杂货铺分家了。
1943年初，他们发现酒泉马家队伍，军纪较前更加涣散，公然在大街连偷带抢，骚扰老百姓。获得情报说，河西马家队伍将撤回青海，由中央军换防。阎保禄将得到的详细情况，电告新疆。这是他发出的最后几份情报。
马步康部离开酒泉后，他一直等待组织上的指示，但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他心急如焚，又不能擅离职守。同年七、八月间，新疆督办公署交通运输科中校科长宛思昌到达酒泉找他，带来了督办公署参谋长汪鸿藻签发的命令，命令要求撤销边务处和各地机构，驻外全部人员回新疆迪化。他将这道命令传达给刘子青和报务员，要大家做好善后工作，携电台坐宛思昌带来的汽车撤回新疆去。
阎保禄和宛思昌私下交谈，探询撤销边务处和调回人员的原因。宛思昌在新疆工作多年，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对近年来盛世才反苏反共的行径很不满意，同情中共人员在新疆的遭遇。他悄悄地说：“新疆出了大事。盛世才投靠了国民党，与苏联决裂了，把请来的各部门的苏联顾问、教官全部遣送回国。全疆各地的进步人士也都被抓起来了。边务处的人调回去，也有可能遭到逮捕。我看你最好先别回去，避一避再说。”阎保禄感谢他的忠告，就写了一个请病假的报告，说患病在身，不能长途跋涉，稍好后再回新疆。他把报告交给刘子青，让刘转交上级。刘子青全家和报务员一起回新疆了。
阎保禄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日夜盼望能早日回到党的怀抱，重新为党工作。1949年9月25日酒泉解放，他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立即到酒泉军事管制委员会，找到了负责人刘护平，诉说了自己的情况，要求随部队进疆。刘护平曾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坐过几年监狱，对新疆那时的情况比较了解，很同情他的遭遇，同意他随军的要求。可是，酒泉解放，百事待兴，很需要熟悉情况的干部。考虑再三，他还是留在酒泉，参加了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