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周纯麟带领连队乘马到团马术操场上出操。这会儿他还不知道，一个阴谋正在等他，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历险正在等他。周纯麟回到营房，武装带没有解下，马刀也没有拿下，脚还没有迈进连部的门槛，姓殷的司书就上前通知他说：“连长，警备司令部请你去一趟。”
他听了一惊，似信非信地问了一声：“哪里去？”
“警备司令部！”
“什么事？”
“不知道。团司令部只是说事情很急，不必经过团部，请周连长直接去警备司令部好了。”
他看殷司书说话的神情，觉得事情可能紧急，便立即转过身，向警备司令部跑去。
周纯麟一进警备司令部大门，军法处长王洪喜就不分青红皂白，带着三四个士兵上来卸他的枪。
“这是为什么？”
“你有嫌疑！”
“什么嫌疑？”
“以后你就知道！”
军法处长把他的少校军衔扒去，把他的帽子、马刀、武装带，也都统统拿去，还让士兵把他强推硬拉，关进监狱。
监狱在警备司令部的后院。他刚进去，一股阴湿气、霉气和臭气相交糅的恶心味便扑鼻而来，熏得他头痛，熏得他呕吐。从这时起，他的每一刻就不仅具有阴湿、霉臭的气息，还带上了一种难以祛除的死亡的味道。房子又黑又小又潮，里面只有一条用高粱秆子编的破窄席子。房子的门后靠墙有一个小圆坑，是供犯人大小便用的。坑里面的大便，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不管的，而是在每天放风时，由犯人用手捧到破布上提出去。牢房又臭又脏，实在难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犯人尽量不在牢房里大便。
第二天早上，狱卒“冬、冬、冬”地敲他的门，从门上的小窗里递进一碗凉水、一个馕，说这是早饭。他站在门边，端着凉水，拿着馕，心里闷得慌，根本不想吃，就把碗和馕扔在地上。
三个士兵把他押出牢房，押进一个小房子，里面坐着军法处长王洪喜和一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的乌兹别克族的公安指导员，名叫阿布都卡基尔，还有三个维吾尔族的公安人员，一个懂汉语的翻译。
周纯麟进门还没有站定，那个公安指导员和军法处长就立即对他说：“你有问题，快交代！赶快讲！”
“你们要我讲什么？”他直挺挺地站着，干脆地反问。
“你不要装蒜！”
“我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
他落入了虎狼之中。他们让两个士兵用皮鞭抽打他。起先，他坐在椅子上被抽打；后来，他们把他拉倒在地没头没脑乱抽一气，问一阵再打一阵。他们再问时，他根本不吭声，不予理睬。他们见他不回答，又继续抽打，一直打到天黑。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
更加残酷的折磨和巨大沉重的夜幕一起降临。吃过晚饭，军法处长和公安指导员又带来另外几个人，把他双手反绑着，吊在房梁上抽打。他被打得不省人事，昏了过去。在白昼与黑夜的亲吻里，他的生命与死亡浑然融为一体。
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他们把他的双手在腕部紧紧绑住，又把绑住的双手套在两个膝盖下面的小腿前面，用棍子穿在他的腿弯和两臂之间，把他抬到凳子上。几个人把棍子上的绳子使劲往后拉，还在背上不断鞭打。这种残酷的刑法，他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们每拉一次绳子，他都钻心疼痛，浑身出汗。他想咬紧牙关不出声，但不争气的骨肉却没有理会他的苦心。他终于痛得实在难忍，只好拼命喊着“冤枉”！他们越拉越紧，把他的手关节拉脱臼了。他痛得昏了过去。
他又一次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已躺在地上。他们又把他抬上凳子，照样又拉绳子，又拼命鞭打。他照样回答说：“没有什么好讲的！”
这样的酷刑进行了多次，第三天，改变了花招。他们把骑兵四十八团四连的于清文连长，带到审讯室与他对质。于清文外号大头，比他大两岁，老家在山东。
公安指导员和军法处长把于连长一带进屋，就厉声问：“你认识吗？”
“认识，他是我们四连的于连长。”
公安指导员用鞭子顶着于连长的背，逼于连长讲。于连长在公安指导员的逼迫下，用恳求的口气对他说：“周连长，讲吧！”
“你叫我讲什么？”
“你就讲我们反政府，反盛督办，要把部队带走！”
“于清文！我什么时候对你讲过这些话？你无中生有！你没有良心！你陷害人！你不是个东西！”周纯麟一听他要自己讲这些，圆目怒睁，青筋贲张。
于清文不敢正眼看他，低下了头，用恳求的口气继续说：“你看我被打成这个样子，你就照我的说吧！他们还要我讲你是共……产党哩……”
周纯麟不等他说完，目光里喷着怒火，抢着继续骂：“你不是人！你诬陷好人！我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陷害别人！”这时候，他真恨死于清文，恼恨这个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而陷害别人的家伙。但当他看见军法处长不让于清文再讲，而且狠狠地给了于清文一个耳光之后，他的心也就软了下来。周纯麟目光扫了一下于连长，发现他也被打得很厉害，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血迹，刚才进屋时脚还一瘸一瘸的。他立即想到，于清文也是在残酷的刑罚折磨下屈打成招，才乱咬的。
于连长被带走之后，公安指导员和军法处长又叫人继续打他，并一个劲地逼问：“你是哪个地方派来的？你有五星没有？”
“我是中央军第一师的，是盛督办亲自写的信，派我到骑兵四十八团来工作的！”
“不是，根本不是！”军法处长怒吼起来。
“那你说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让你自己说！”军法处长狡黠地说，让三个士兵把他架到老虎凳上。这个老虎凳是军法处长别出心裁造出来的，结构很简单，只是在两根交叉的十字架上钉着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有两米多高。他们把他架上去之后，他就感到坐不住，没有多久，腿肚子又酸又肿，臀部只有一点地方坐在桩头上，顶得血直往下流。
他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怎么也不敢动，因为一动就可能摔下来。后来，他实在坚持不住，稍一晃动就“冬”的一声，从两米多高的木桩顶端上摔了下来。他从高处摔下来，肩头被摔得疼痛难忍，但坐在地上比坐在木桩顶端要好得多，屁股和大腿都能松一松了。
他躺在地上，正想把腿再放松一点，可是两个士兵的刀背已经砸到背上。他们用刀背和皮鞭又砸又打又骂，接着又把他抬上了老虎凳，连吃饭也不让下来，晚上也叫他坐在上面。他们还不准他闭眼，只要一闭眼睛，刀背就砸到身上。他被折磨得实在不成人样，坐在上面确实受不住了，就故意从上面摔下来。他宁可挨刀背、好让屁股和大腿放松一会儿。就这样，他们把他抬上去，他自己摔下来，又抬上去，又摔下来，不知轮番了多少次。第三天下午，他们见他什么也不肯讲，只好把他送回监狱。
周纯麟被送回监狱的时候，曾玉良在小门洞里看到了他。曾玉良关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两间房子中间，有一层单砖墙。白天，曾玉良不能同他联系，到了晚上，曾玉良先轻轻敲了两下中间的砖墙。周纯麟听到墙响，就爬到墙边问是谁，只听得墙上的缝里回答：“曾玉良。”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周纯麟一听隔壁住着曾玉良，心里急坏了。
“在你被抓进来的当天下午，我就被抓进来了！”曾玉良着急地问，“什么事情被抓的？”
“我们被陷害了！”周纯麟将被打，与于连长对质，以及自己没有承认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曾玉良。
一天下午，军法处长把曾玉良从监狱里拉出去。周纯麟在门缝看到后，心痛欲绝，为他难过，自己受过刑，知道那种味道真是太难受了。
曾玉良受刑回到监狱后，通过墙缝，告诉周纯麟受刑的情况。他被带到审讯室后，劈头第一句就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是不是苏联的走狗？你有没有红五角星？”他不承认，他们就用马鞭子轮番抽打，打得他死去活来，直到第三天晚上，才被拖回牢房。
周纯麟又连续坐了五天五夜的老虎凳，死过去活过来好多次。棍棒、扁担、皮鞭、辣椒水等等各种刑罚的滋味，都尝过了。他被打得皮开肉绽，背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碎片，黏在血和肉上。但是，靠着宁折不弯生命力的倔强，他硬是咬紧牙关，一句不招！曾玉良虽然比周纯麟少受了几次刑，但是每次也把他打得很惨。有一次，他被打昏过去后，被直挺挺地拖回牢房。
身心交困的最沉重时刻，寒冷和饥饿也不放过他们。他俩在监牢里都戴着脚镣，睡在芦席上，冰凉冰凉的，寒气直往心窝里钻。整天吃不饱，一顿一个不到拳头大的馕，一碗凉水。周纯麟虽然吃不饱，还能马马虎虎对付着。可是，曾玉良的肚子大，过去在红军里是出名的小胖子，别说是只有一个拳头大的馕，即使一顿五个也很难填饱他的肚子。曾玉良有时饿的呀呀直叫，可是在敌人面前一个饿字也不讲。敌人拿油煎的饼子来引诱他招供，他连看也不看一眼。
十多天过去了，周纯麟的伤刚刚有点好转，军法处长和几个公安人员又把他带去审问，又一次让于清文连长与他对质。这一次，周纯麟比较策略，先顶着于清文的话说：“你要说我反政府的话，那是我反对政府中的贪官污吏，反对政府里那些阳奉阴违的人！”因为他知道这样讲，与“六大政策”中的“清廉”是一致的。但是，军法处长不肯罢休，一个劲儿地让公安人员用皮鞭抽打他。他们自己轮班休息，却不让他睡觉，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一连拷打折磨了三天，还灌了辣椒水。
周纯麟回到原先的牢房之后，却不见了曾玉良。原来，敌人觉察到他俩有接触，于是在他出去受审的时候，搜查了他俩的牢房，连破席和墙缝都搜遍了。他们还是不放心，就把曾玉良调到别的牢房去了。
天气很冷，他们与敌人斗争的内容又增加了一个方面，就是要草垫，要被子，要火烤，还要一个小便桶。一天夜里，周纯麟在过堂时，看到自己的被子盖在一个公安人员身上，就提出：“我要被子。”
军法处长阴阳怪气地说：“你的被子我也想给，可是，你们连队还没有将你的被子送过来啊，我拿什么给你呢？”
“我们连队已经将我的被子送来了。”
“在哪里呀？我怎么不知道。”
“在那个家伙身上！”他用手指着躺在床上，盖着他的被子的公安人员说。
“你怎么知道的？”军法处长厉声问道。
“因为我被子的一头，有一条黑平光呢缝着。”他理直气壮地回答。
军法处长见他说的证据确凿，本来就很长的脸一下拉得更长了，提起皮鞭一面劈头盖脸地猛烈抽打，一面恶狠狠地说：“就是不给你！就是不给你！”
周纯麟也毫不示弱，又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要见原来喀什警备区的司令；第二，要见原来骑兵四十八团的张团长；第三，把我送回省城，见盛督办。他这三条提出后，他们好多天都没有答复，也没有审讯他。他一见到军法处长就提这三条要求，此人一直避而不答。
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突然一位苏联顾问到监狱里来，悄悄地把他带到办公室，翻译也是苏联人。当时，他不认识这位顾问，因为这位顾问不是他们司令部的顾问。他事后才知道，这位顾问是从省城来的，是盛世才的总顾问。
周纯麟跟着顾问进了办公室。顾问让他先坐下，定定神，然后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坐监狱是怎么回事？好好对我讲一讲。”
当时，中苏两党关系是很好的。他在喀什骑兵四十八团时，因到苏联顾问住处汇报情况，也常与司令部的苏联顾问见面。因此，顾问一提问，他就将什么时候进的监狱，审问的内容，以及狱中的残酷刑罚等，统统说了。
顾问问得很详细，连他的吃、住、睡以及狱中天天死人的情况，都一一问到了。顾问反复问他：“据你所知，他们是为什么把你送进监狱的？”
周纯麟想了一会儿，说：“对于这个，我确实说不清，但听看守和放风时别人议论，好像是反盛世才的人利用反间计，来陷害跟随盛世才的人，而我和曾玉良被牵连了。”他又把在监狱里听到的情况告诉苏联顾问，“听说是英国住喀什的领事，收买了骑兵三十一团的艾买提团长和公安局的一部分人，陷害了这个团的米杰副团长。米杰受刑后屈打成招，又咬了我所在的骑兵四十八团的于清文连长，于清文又咬了我和曾玉良。”
这天晚上，苏联顾问与他谈了两个多钟头。最后，顾问说：“我是从省城来的，你是中国工农红军，不要怕。中国工农红军是什么也不怕的，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听顾问这么说，周纯麟心里一亮，坐牢的事党组织已经知道了。
从这以后，他们的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地上有了铺草，被子还给他了，连队也给他送来了大衣，审讯次数也明显减少了。
1939年正月的一天夜里，军法处长突然带着几个公安人员闯进牢房，不问青红皂白，给周纯麟戴上脚镣，戴上手铐，还用一块黑布蒙住头，推上汽车。他还以为要暗害他们，后来从押送士兵的闲谈中才知道，是盛世才来了电话，说案情重大，一个人也不要死，要安全地送到省城，他要亲自审问。这天夜里，周纯麟被从汉城监狱送到回城公安局的王庙第四监狱。在回城监狱，还是三天两头被审问一次，他还是那么几句话。
2月，周纯麟、曾玉良、赵海丰，还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副团长共四个人，被当成“要犯”分乘四辆车子，由一个排的部队押送，从喀什的监狱出发，走了一个多星期，于一天下午到达省城督办公署的大院门口。
天依然昏昏欲睡的死样子，下着鹅毛大雪，非常寒冷。周纯麟头上没有帽子，身上还穿着夏天的单衣，披着黑色的夹大衣。他下车后好长时间都站不稳，想把靴子脱下松松脚，但脚肿得厉害，脱了好久也没有脱下来。
他们进了督署的第二道门之后，从里面出来两个军官，带着几个士兵，要把他们四个人往后院监狱里送。那个维吾尔族中校副团长边哭边叫喊，非要见盛世才本人不可。几个士兵推他拉他，他坚决不走，就在地上躺着，怎么拉也拉不动。他们三人也不愿意走，一定要见盛世才。双方僵持不下，一个军官跑到后面去了两趟。
盛世才衣冠楚楚，从里面走出来。维吾尔族副团长心急火燎急不可待，从地上爬起来，大步走上前去，跪在地上，脱了上衣，转过身去，要盛世才看他的背。
周纯麟也上前几步，只见他的背上一个眼一个眼的，周围有许多火泡，都破了皮，血肉模糊。他背上的眼，是在喀什受审讯时，先用锥子锥，然后用油纸捻子放进去烧。盛世才看了那个副团长的背，改变了原先要他进监狱的决定，对身旁的一个军官说：“把他送到医院去。”为什么这个中校副团长在公署里敢于大叫大嚷？盛世才见了他的背之后，为什么又能让他住进医院？
当时，喀什附近驻有两个骑兵团。骑兵四十八团住在汉城，是盛世才的老部队；骑兵三十一团住在回城，大都是维吾尔族人。1937年南疆叛乱时，三十一团也有不少人想叛变盛世才，但由于没有来得及跑掉才住在回城里。对于这一点盛世才心里清楚，于是就从自己身边的卫队里，派了四个亲信，想去改造这个团。一个是警卫连连长，也就是被屈打成招的中校副团长。盛准备让这个副团长接任团长，另外三个人是警卫连的排长，准备接任这个团的三个连长。临行时，盛世才特地向这个副团长交底说：“你名义上是副团长，三个排长暂时还当排长，但你们要注意控制部队，要不了多久这个团就交给你们了！”
谁知道，这件事很快就让骑兵三十一团的那个维吾尔族艾买提团长知道了。他非常恼火盛世才和这个副团长，但又慑于盛世才的权势，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就采用反间计，先收买好团里的几个人，跑到公安局告发这个副团长要反政府反盛世才，要投军阀马步芳。艾买提就以这个罪名，把这个副团长抓起来，投进监狱，使之屈打成招，从而达到除掉心腹之患的目的。
这件事，本来是盛世才内部的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周纯麟、曾玉良、赵海丰毫无关系，但因两个方面的原因把他们牵连进去了。一是这个副团长与骑兵四十八团四连长于清文非常要好，是盛世才办的深造班的同班同学，因此别人就诬陷于清文与这个副团长是同伙。另一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曾玉良、周纯麟、赵海丰应盛世才的要求，受邓发的委派，由省城到喀什骑兵四十八团和四十一团工作时，是与这个副团长坐汽车同行来的，在一起吃住了几天。谁能想到，与这个副团长几天的同路，致使他们三人飞来一场横祸，无辜地受到了酷刑折磨。
艾买提原打算把他们“就地正法”，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盛世才也相信他们捏造的假报告。但是，苏联顾问却从省城坐飞机来到喀什，盛世才又下令把所有的“犯人”统统送到省城，而且下令不准死一个“犯人”。原来和田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处长谷志远也是新兵营干部队的。大家到南疆工作时，是一路乘车的。谷志远到省城开会回来，经过喀什到周纯麟所在的骑兵连看他。这个连的士兵告诉谷说，周纯麟和曾玉良都关进了牢房。谷志远回和田后，向新兵营派到和田的警备司令潘柏南作了汇报。这事又用电报报告了中共驻新疆的代表。党代表同苏联顾问商量，并同盛世才谈过，盛同意苏联顾问前去。
他们到了盛世才这里，虽然也提出要求，但盛还是只把他的亲信副团长送进医院，而把他们三人关进了公署院子后面的监狱。这个监狱，不是正式监狱，而是临时用仓库改作的。一个房子里关了好几个人，有被收买过去的，也有受刑后胡乱招供的，还有他们三个根本不招供的。周纯麟和赵海丰关在一起，曾玉良关在另一间房子里。
周纯麟和赵海丰，在以往的战斗中是老搭档。西路军西渡黄河时，他俩都在二六三团，周纯麟任三营教导员，赵海丰任一营营长。他俩是“渡河先锋连”的指导员和连长，共同渡过了奔腾咆哮的黄河。血战河西走廊时，在倪家营子坚守围子，他俩又苦战在一起，一起组织突围。
“老赵，你是怎样被抓起来的？”周纯麟悄悄地问。
赵海丰黑瘦黑瘦，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慢吞吞地用六安口音告诉他：“我同你跟老曾在喀什分手后，就被派到叶城的骑兵四十一团当连长。有天吃过晚饭，团长找我去，说司令部来了电话，要我到喀什去，连夜把我送到喀什。一到喀什就把我关起来了……”赵海丰用沙哑的嗓子，边咳边叙述着。
“你们团抓起几个人？”周纯麟又问。
“听说咬了我们团好几个人，可是我们团长都不交出来。我操他奶奶，单把我送到警备司令部，一到就关进监牢，我也不知道是为了啥事。”
赵海丰告诉周纯麟所受的各种酷刑，鞭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还罚他在叠起的几张桌子上站了几天几夜。他打瞌睡从上面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有一次，那帮人还把他头朝下脚朝天吊了两天两夜。“我是抱着准备死的决心”，老赵慢吞吞地说。
赵海丰同他们几个人不同的是，除吃饭吃不饱外，就是烟瘾特别大，没烟抽实在难受。放风时，周纯麟看到他到处去拾看守人员丢下的莫合烟头。看到这种情景，周纯麟心里真难受。
他俩的牢房里，有一个维吾尔族排长，会说汉话。开始，他俩不知道他为什么坐监狱，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制造事件的三十一团团长收买的。起先，他俩不与他讲话，他也不敢与他俩讲话。几天之后，互相之间渐渐熟悉，慢慢地也在一块交谈。周纯麟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说从喀什来。他俩问来了多久，他说早来了。他俩又问他有没有准备，他说口供都已写好了。
“什么口供？”周纯麟追问道。
这时，他感到失言了，怎么也不肯讲。周纯麟和赵海丰就动员说：“我们关在一个牢房里，是患难的朋友，怎么连口供的内容都不肯露一点儿呢？”赵海丰和其他几个人又吓唬他说：“你不讲实话，将来死了也上不了西天，你死也没有一个好死。”这个排长很迷信，年纪还轻，被赵海丰一吓，就悄悄地告诉他们说：“我的口供，是我们一块反盛督办、投马步芳！”
“你招这样的口供，不怕杀头吗？”周纯麟奇怪地问。
“不怕！”他镇定地说，“这是我们团长叫我这样说的，团长还说，这样讲主要是把我们的副团长以及他带去的几个人搞倒，等案子结了之后，他担保我不仅能出狱，而且一回到团里就当连长。”
这个宵小之徒说得那样神秘，那样起劲，那样眉飞色舞，可把他们气坏了。周纯麟“冬”的一下，狠狠地给他一拳。其他的几个人也上来揍了他几拳，踢了他几脚，大声骂他“缺德鬼！你真不能有好死！你这个家伙是个坏种！”
过了半个多月，一天下午。盛世才的军法处长、副官处长、秘书处长把周纯麟叫去。军法处长“叭”的一下，把手枪往桌上一拍，恶狠狠地说：“你要老老实实地讲，有什么讲什么，有事讲成无事，不行！无事讲成有事，也不行！”
周纯麟一边琢磨这个军法处长问话的意思，一边回想那个诬蔑、陷害自己的三十一团团长的罪恶阴谋，感到今天即使被整死，也要把事实真相揭露出来！老实说，坐了几个月的监狱，死去活来好几回了。于是，他就把如何被抓，如何被审，如何受刑，以及从同牢房里的那个排长嘴里了解的情况，统统都讲了出来。讲到最后，军法处长、副官处长、秘书处长不住地点头，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周纯麟以为又要受重刑了，结果他们却反复地问他：“你讲的，是不是全是实话！”“一点不假，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同狱的那个维吾尔族团的排长。”
事后周纯麟才知道，原来盛世才的亲信、维吾尔族团的副团长，在重刑之下，把军法处长、副官处长、秘书处长也统统咬上了，说他们是同伙，要反盛世才，投马步芳。这三个处长急坏了，于是一起偷偷地来审问周纯麟，打听事实的真相。第二天，他们三人又偷偷地审问了周纯麟两次，见他说的前后一致，就说：“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
最后，这个案子由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审判长黄火青审理。黄火青也来自新兵营，但不了解案情。苏联顾问告诉他放人，他自然很快放人。案子搞清了，诬陷者受到了处罚。被捕的人都一一释放，并晋升一级，回去工作。周纯麟没有回南疆，先到南山疗养了一个时期，新兵营野营时回到了部队。曾玉良、赵海丰也一起回到了新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