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新兵营和盛世才部队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结束回营不久，党代表邓发和陈潭秋分别找干部、战士谈话。谈话之后由苏联专家讲话，吉合任翻译。后又召开会议，邓发和陈潭秋讲了话，大意是：为了世界和平、世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派你们去共产国际学习和工作，今后你们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分配，回国后不要再找我们了，见到原来认识的同志，也不要发生组织关系。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5人：施昌汉、张明敬、荀辛才、夏中庸、谢启侯、刘明让、刘武才、芦友玉、王顺志、杜发树、谭政文、孙士年、刘大礼、杨天云、任寿武等。王顺志、任寿武、刘大礼去苏后因病不能坚持学习，又提前回国了。此前，1938年春，新兵营已派刘庆南、阎保禄等十多名干部战士去共产国际学习情报业务。他们请示党代表邓发，组织关系如何转？邓发回答，组织关系不用转，共产国际知道你们都是中共党员。
1939年11月1日起，去苏联学习的人分两批乘飞机离开迪化飞往阿拉木图。全体到达后，改乘火车，经过五天五夜的长途旅行，到达莫斯科郊区的达拉索夫茂密森林中的一所秘密学校。
“欢迎中国同志”的横幅标语，在学校门口张贴着。校长的欢迎词十分热情、亲切。宿舍设备整齐考究，钢丝床、新被褥、新床单、毛毯、鹅毛枕头，还有收音机。体育设备应有尽有，足球、排球、篮球、台球、扑克、沙克玛，还有滑雪器材。他们这些长工、放牛娃出身的红军战士从未见过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即使是愿望都觉得遥不可及，十分奢侈。
学习异常紧张。课程有无线电学、侦察学、绘图、摄影、电台用的英语缩语、日语，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为学习无线电学又补习了物理、化学、数学等有关知识。无线电收发报业务，要求对收发报机线路图、零部件都能背下来，坏了可以维修，有零件可以装配。他们学习就像在河西走廊鏖战，虽然被动却决不消极避让，虽然坎坷却努力奋勇前行。
学校对他们的生活关怀备至。西服、衬衣、大衣、毛巾、肥皂、牙具，按月按季发给，并给一定的零用钱。做饭的俄罗斯族女青年，为让他们吃的合口，坐火车到60公里外买来东西。谁的饭量减少了，她就及时报告学校，医生就来检查原因。契尔可夫是学校唯一的中国人，原姓刘，山东人，是无线电学的教员兼翻译，对他们更是关心。为了让大家吃上饺子，他亲自动手并发动大家一块做，吃“集体饭”。
凡遇到节日活动，都邀请他们参加，如十月革命节红场的阅兵式、五一国际劳动节、红军建军节、空军节、海军节等等。他们还三次参观了红场上的列宁墓，瞻仰了列宁的遗容。每个星期天都由翻译官菲利波夫陪他们去莫斯科红军大剧院和其他影剧院看文艺演出或电影。1940年初春，他们去红军大剧院看话剧演出。演出即将开始，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这时他们发现包厢中出现了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夏天，学校让他们去黑海旅游，由翻译官菲利波夫代队。他们从莫斯科运河经过加里宁城到黑海，每站都受到热情接待，伙食标准很高。苏联各族人民对中国人非常亲切，一些极为温煦的场景出现了。在从黑海返回莫斯科的轮船上，有许多已考取莫斯科各大专院校去上学的男女学生和他们同行。学生们特别是女学生非常活泼，都愿意到他们舱中来玩。他们不懂俄语，只好用手势比画，夹杂俄语与学生们交谈。他们中的谢启侯、张明敬学了些俄语，交谈就更热烈了。谈笑风生，唱歌跳舞，船舱里酿发出欢乐友谊的气氛。
他们回校后接到通知，搬到西火尼亚地方和西班牙的同学合校。他们和西班牙同学虽然语言不通，可奋斗目标一致，因此相处得很好。
他们到校后，向校方提出，如何过党组织生活，党费往哪里交？得到的答复是，学校不允许有中共的组织活动，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学习。
1941年春节刚过，他们正式结业。学校举行了欢送会，苏联国防部一名少将参加，在祝酒词中希望他们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努力工作。
张明敬、谭政文和杨天云由共产国际派回新疆工作。他们三人从莫斯科坐火车到阿拉木图，改乘飞机到迪化，从机场乘车到边务处总电台。三人住一间宿舍，一个星期不许外出，吃饭按时送来，不去食堂。边务处苏联总教官马兰切夫少将、总电台主任教官瓦尔纳科夫中校和报务主任徐祖德来到宿舍，由徐祖德翻译，接上了组织关系。马兰切夫指示他们：暂时在总电台实习，并说过几天由他带着去见盛世才。几天后，马兰切夫又告诉他们盛世才太忙了，不接见了。给他们造了一个假来历，即：“我们是云南昆明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的，是盛世才的朋友李培天私人介绍来边务处的。”要他们牢记，如有人问，就以此应付。
1941年5月中旬，边务处派杨天云到和田边务办事处任电台台长，同去的报务员是总电台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的柯尔克孜族进步青年阿不都拉。杨天云化名贾诗评，四川苍溪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西路军左支队转战来新时，只有16岁。他是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的警卫员，在新兵营总支队警卫排，一方面担任首长的保卫工作，一方面学习文化、政治和驾驶汽车、装甲车等军事技术。
和田边务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冬，地址在县城以东约2公里的一个大果园内，面积约200余亩，原是英帝国主义的一个贸易机构。和田办事处主任李文杰是新疆人，新疆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副主任阎永顺是甘肃人，新疆军校第三期毕业生；翻译努尔，鄯善人，维吾尔族，政治干部训练班毕业；还有管理员刘彦彪、殷生祥，均为甘肃人。见到这些人之后，杨天云不禁想起来和田前，在总教官家中，马兰切夫和瓦尔纳科夫介绍和田边务办事处情况时，提醒他要提高警惕，细致观察了解周围的情况，多看少说，很好地配合阎永顺副主任的工作，要注意李文杰和努尔的活动。
和田边务办事处原来没有电台，杨天云和阿不都拉去时带了一部，有美国造经苏联改装的收报机、苏制的发报机和天线、德国造交流发电机，这几种机器都是他在苏联学习和在总电台实习时同型号的机器，因而使用起来无任何困难。他俩积极性很高，几天之内，就架好电台与迪化通报了，但天线架设不够理想。办事处又为电台专门修了房屋，改善了条件，从此拍发情报方便得多了。收到的情报，当天就可拍发到迪化边务处；迪化有什么指示，当天也可以收到。
和田办事处的任务，是收集西藏和境外毗邻地区有关中国的情报。派遣人员都由边务处选派，经总教官或副总教官个别谈话、布置任务之后，到和田办事处。办事处做好各项准备，选择去目的地的道路，如以商人身份出境，要筹办货物，组织运输驼队。来人由办事处领导，管理员护送出境。他们收集到的情报，一是以回来办货的名义送回，二是通过邮政寄密写信。遇到特别重要的情报，按规定需要向边务处总教官当面汇报的，办事处要及时解决交通工具和经费，不得延误。
办事处副主任阎永顺，管理员刘彦彪、殷生祥经常护送派遣人员出境。派遣人员和护送人员的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从和田到边境坎坷而漫长，要经过戈壁沙漠，要攀登高山峻岭，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还要提防野兽和歹徒的袭击。他们成年累月地奔波，真真切切听到了死亡的脚步，随时随地都会与死亡惊心动魄地猝然相遇。
派遣出境的人，有的再也没有回来。日出日落，光阴如流，至今下落不明。如李仁杰，焉耆人，蒙古族。李仁杰临出境时曾对杨天云说，这次出境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要杨回迪化时，顺便把他的家属带回老家交给他父母。杨天云痛快答应了，并劝勉他小心谨慎、提高警惕，一定能够回到祖国与亲人团聚。李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只是摇摇头。李去何地，完成什么任务，杨不应该知道，而李始终没有消息。信守同志的嘱托，杨天云回迪化时，把李仁杰的家属伊佩英带到焉耆，送到乡下李仁杰父母家中。
新疆政局在急剧变化，但在和田是觉察不到的。1942年4月中旬，边务处副处长盛世才五弟盛世骥和边务处副总教官梅达洛夫飞抵和田视察。梅达洛夫与盛老五在一起，没有机会与杨天云单独谈话，只在暗中塞给他一卷关金票，是共产国际发的津贴，约600多元。在汇报工作中，梅达洛夫有意问他，电台有什么困难？他明白用意，说发电机缺乏机油，本地不好解决。梅教官要他第二天早晨拿个油桶去飞机上取些来暂用，等回迪化后再尽快给他们送来。第二天，杨天云随梅教官上飞机取油，在飞机上梅教官对他说：国际形势在变化，中国形势也在变化，新疆以及边务处都在不断变化，你应该随时注意情况变化，要提高警惕性。梅教官让他在收款单据上签字，他签字时对梅教官谈了对共产国际发给他津贴的意见。他说苏德战争和中国抗战都到了紧要关头，共产国际给的津贴今后不要了，作为党费上交组织，算作他对战争的支援。从那时起到新疆和平解放为止，杨天云只在1948年到1949年间，因一次去南疆，两次去东疆哈密、巴里坤，由苏联总领事馆补助过一些路费和一套西服外，再没有领过津贴。
1942年8月，杨天云奉命调回迪化。边务处派专车送王道建来接替他的工作，王是总电台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生。阿不都拉思想进步和杨天云相处不错，看他调走，有些恋恋不舍，私下问些问题。他确实不便回答，只好鼓励阿不都拉好好工作，后会有期。
联系梅教官在飞机上的谈话，杨天云对工作调动产生了怀疑。是正常调动？还是有其他原因？他仔细考虑在和田的工作是否出了差错，觉得没有出什么差错，也没有违反纪律，在办事处的群众关系也很好。虽然和翻译努尔闹过一次意见，但过错不在他。一次打篮球，努尔与他相撞，这本是打球中常有的事，可努尔恼羞成怒，掏出手枪指着他要动武。他当场严厉地指责了努尔，并向李文杰作了汇报，李批评了努尔，努尔向他道了歉。另外，他宅心仁厚、情怀怜悯，暗中接济了办事处雇佣的几户工人，这是否引起了办事处主任的不满。办事处面积很大，雇佣了看果园的、看大门的、喂马的、赶车的、种瓜的、种花的、还有专门侍候主任生活的，共十多名工人。他们收入很少，生活贫困。托乎提、麻木提等几家维吾尔族工人，啃干馕、吃桑子，孩子连衣服都没有。主任李文杰只管自己，根本不关心群众疾苦。他当时拿双份工资，又无家小，就买了几匹花布，暗中分给生活最困难的几户，名义是暂借。是不是这件事造成了自己的调动？如果不是上面两个原因，又是因为什么？
一年多来，他对和田办事处几个工作人员的观察结果，和他来和田前总教官马兰切夫对这里情况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办事处副主任阎永顺为人正直本分，对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工作认真，关心群众疾苦。管理员殷生祥、刘彦彪老实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主任李文杰和翻译努尔，思想反动，热衷于向上爬。边务处撤销后，李文杰当上了国民党阿克苏地区警察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交代有两条人命，经查证属实，判无期徒刑。努尔担任了国民党的鄯善县长，新中国成立后被判处死刑。两人最终落得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是由于他们卑下乃至邪恶的人品所致。
杨天云办完交接手续，乘汽车返回迪化。车到莎车县时，一个边务处总电台无线电训练班三期毕业生要搭便车回总电台。他搭车的事，离和田前边务处有指示，可是他提出要莎车县税务局长钱萍一起搭车回迪化。杨天云观察钱萍的神情沉着镇静，心中暗猜，钱不像盛的职员，很可能是延安派来的人。他又想一个县的税务局长调动工作，不可能事先没有安排，还让私人介绍搭便车？这里面定有什么文章，切不可上当，就以上级没有指示为借口拒绝了。那人要他们停车等候，打电报请示。第二天拿来了边务处的回电，让钱萍搭车，他只好照办。在路上，那家伙形影不离钱萍，说明负有监视任务。果然不出所料，车到迪化进入警察三分局检查时，只把钱萍留下。事后得知，钱萍是延安来的共产党员，从莎车调回，是先集中起来，再把他们投入监狱。
杨天云回到总电台，就去找马兰切夫少将询问，为什么调动他的工作？他在和田究竟有什么错误？总教官说：“你在和田工作很有成绩，原来打算把你调回派到重庆去工作。现在形势有变化，暂时还走不成，先在总电台工作，以后再说吧！”
不久，派到外地的同志陆续被调回。哈密办事处主任刘庆南（万友林）、星星峡办事分处主任王振坤（吴南山）、电台台长谭政文（赵俞）连同家属都被监视了。蒲犁办事处主任杨文先（卓铎泰）调三科（译电科）科长。有一天杨天云在边务处和同宿舍的李文甫下棋，李曾是蒲犁办事处电台台长。杨文先来看李文甫，李向杨介绍：“这是贾诗评先生。”李以为杨不认识卓铎泰。其实化名卓铎泰的杨文先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最熟悉不过了。杨文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征和西进途中他们天天在一起行军、打仗，进疆以后又在新兵营一起工作和学习。原警卫排长张发理护送王稼祥首长走后，杨文先接任了警卫排长职务，就是他的直接上级。杨文先先期去苏联学习，他们才分手了。他俩为了不暴露过去的身份，只好装着不认识，趁李文甫去打开水之际约定星期天到俄罗斯坟详谈。
俄罗斯坟是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在柔和的秋阳里更添了一抹平和的静穆。杨天云带着食品先到，杨文先也如约赶来。他俩边谈边吃，倾诉了自1938年分手后的别情，谈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新疆的政局。国民党要员朱绍良、毛邦初来疆，宋美龄也飞迪化。新疆政局处在巨变的前夜，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已见端倪。
这一年，驻哈密的苏军红八团撤回苏联，在新疆各部门工作的苏联顾问和教官撤离回国，7月份边务处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