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是一种表现手段。实用口才只有经过表达才能实现，这对发送者和接受者来说都是如此。发送者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目的，如果不明确表达出来，那么想法只是空想，目的就会落空。接受者要知道对方的意图，要作出什么反应，也只有在对方明确表达出来之后才能确定，并且自己的反应也要明确表达出来，才能与发送者形成沟通、交流。但是，作为口才，表达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去表现，好的表达应当通过恰当的方式、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得以正确地、充分地表现，才能与对方沟通、交流，实现交际的目的。
一、立足交往
表达，不仅讲究智商，而且讲究情商。情商，就是要会交往。
有人认为：嘴巴长在我身上，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从单纯的个人角度上说，当然没错。但实用口才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它的起点是实用。无论单向的表达，还是双向的表达，它都要与人打交道。因此，它要求发送者首先要立足于人际交往这个大前提。与人际交往无关的表达，不要发送，否则，便是废话。同样，与人际交往有害的表达，也不要发送，否则，便是瞎话。废话和瞎话，都不是实用口才。
立足交往，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客观
客观，就是按照事物或问题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去反映，而不是从发送者自己的立场出发去表达。通俗地说，客观就是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
发送者由于自身的种种原因，对某一事物必然会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这种认识和看法，很可能与他人有别，甚至完全相反。从人的思想意识角度说，这当然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但从实用口才的角度说，这就不符合要求。实用口才运用的目的，是获得人际交往的效果，客观则是获得交际效果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失去了交际的意义。而且，交往在事实上也无法进行，因为发送者的言辞不是客观的，接受者就会产生戒备、抵御，要么虚与委蛇，敷衍应付；要么夺词辩论，据理力争；要么缄口不言，退而避之。发送者希望以言辞与接受者沟通、交流的目的，也就落空了。
按照客观的原则要求，发送者不管自己对某一事物、某一问题有何种认识和看法，最起码不能违反事物、问题的本来面目。是白，不能说成是黑；是进步，不能称之为反动。硬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那不是实用口才。现实生活中，不实事求是，昧着良心说话的人是有的，但那只是他为了自己的私利，信口说说而已，在本质上无法与接受者沟通、交流，不能实现交际的目的。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讲究客观的人。他在建国后曾经被打倒过两次，“文革”中惨遭迫害，被斥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全国批判。他复出后，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当问到如何评价毛主席时，他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当问到周恩来时，他肯定了周恩来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同时指出：“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功过分清，客观公正。当问到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是否都是坏的时，他肯定了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指出有些东西，如科学、技术、管理是值得学习的。当问到一直在中国羞于启齿的个人利益是否承认时，他肯定地回答：“承认。”
对发送者来说，客观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对事物、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适用于对自己的评价。在实际交往中，常常会有涉及发送者自己需要评价自己的情况。从社会现实说，这是比较困难的，评价高了，会给接受者以骄傲、狂妄、不谦虚、自吹自擂的感觉，影响交际效果。评价低了，不仅自己心理不平衡，而且还会让接受者看轻自己，也会影响交际效果。最好的办法只有客观，不高也不低，自己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什么状况，说出来，让接受者去鉴定。
邓小平也面对过评价自己的问题。法拉奇就问过他：“你对自己怎么评价？”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邓小平虽然从未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但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他的表达就是客观的体现。可见客观的原则，于人、于己都是需要的。
（二）真实
真实，就是不隐瞒、不臆造，怎么想就怎么说。真实与客观是密切联系的，都以事实为基础，但它们又有区别。客观，是指事物本来是什么，你就反映什么，着眼点是事物，发送者是被动的反映者。真实的着眼点是发送者自己的思想意识，发送者本身就是主动的表达者。他所表达的，是他内心所想的，即“言为心声”，而不是心口不一或口是心非。简单地说，真实也就是说真话，表真情，达真意。
在人际交往中，真实是赢得人心的法宝，是交际获得成功的保证。爱因斯坦历来拒绝别人采访他或为他画像。一次，一位画家请求为他画像，他一口拒绝：“不、不、不，我没有时间！”画家说：“但是我需要靠这幅画所得的钱啊！”爱因斯坦被他的真情打动，“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可以坐下来让你画”。
一个不说真话的人，在事实上是不能与人沟通、交流的。即使在一时间可能获得某种交际效果，但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正如林肯所说：“你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中国的孩子们都熟知的《狼来了》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帝国崩溃命运的，是1812年拿破仑在侵俄战争中的惨败。而指挥在数量上远不如拿破仑军的俄国军队，一举击溃拿破仑大军的，就是在俄国以真实、真情赢得人心的库图佐夫。卡捷琳娜公主曾问他，究竟靠什么魅力团聚着社交界如云的朋友，他回答说：“真实、真情和真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说真话，讲真实又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办到的，特别是交际环境不正常时，更是如此。“文革”中，说真话，表真情，达真意者往往祸从口出，轻者遭批判斗争，重者下狱送命，以致造成普遍违心说假话的社会现象。林彪甚至荒唐地总结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但惯说假话的林彪最终落得了可耻下场。
应当指出的是，在交际环境不正常时，也有敢冒风险而讲真实的。浙江电视台拍摄的8集电视连续剧《马寅初》中有一首主题歌叫做《真话歌》：“上有天，下有地，太阳东，月亮西。真人说真话，良心不可欺。”这是讲真实的马寅初先生的写照。他在建国前就因说真话而遭国民党特务威吓、追捕。建国后，1957年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新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而被严厉批判，撤职罢官。在批判会上，他不仅拒不检讨，而且还据理力争，坚持“真人说真话，良心不可欺”。
真实有时需要历史的检验。有的话，可能在当时不被认为是真实的，但经过一定时期历史风云的震荡，其真实性就会被社会所认识。
口语表达必须坚持真实的原则，但并不等于说，任何时候，任何人所说的话都必须是真实的。有时完全真实，反倒会影响人际交往。比如对于一个正在憧憬未来美好生活且又感情脆弱的人，医生突然诊断出他患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亲朋获知这一信息，就不应当对他说真话，而要隐瞒真情，甚至编造出一些美言丽辞来安慰他。表面看来，这确实违背真实的原则，但从实际交往需要来说，这又是合情合理的、必需的。因为言辞表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与接受者的沟通、交流。处于这种情况下，真实的言辞不但不能实现沟通、交流，而且还可能造成接受者的精神崩溃，于是只有不说真话才是上策。
有时，发送者受某种环境的制约，在进行言辞表达时，也可能在“真实”上打一些折扣。应当说，这是一种说话的策略，与我们所强调的真实性原则是有区别的。
（三）诚信
诚信，就是诚挚、信用。它要求发送者所表达的言辞是诚恳、真挚而又有信用的。
诚信自古以来是人们言语交往的准则。《周易·中孚·彖辞》就有“信及豚鱼”的记载，哪怕是对猪、对鱼那样微贱的动物都要讲诚信。庄子也说过：“至信辟金。”他认为，最大的诚信是不需要用金玉来作为信物的。孔子也主张“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关于诚信的成语，随手便可举出一长串，如心虔志诚、诚心诚意、开诚布公等，还有俗谚中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以诚语人，人亦诚应”。这些确是人际交往中的至理名言。发送者如果能够以诚信对待接受者，就会联络感情，赢得信赖，加强沟通，直至化解矛盾。而花口巧舌、哗众取宠、夸夸其谈、浮泛聒噪、口惠而实不至，只会令人反感，失去信任，使其沟通交流的愿望落空。
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英语翻译的冀朝铸认为，周总理说话历来都是最诚信的。冀回忆说：他自1957年结婚后，历7年都没有孩子。周总理一方面请专家给他全面检查；一方面安慰他说：“小冀啊！你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孩子，咱们一起干革命！”冀朝铸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冀朝铸为周总理担任17年翻译后的一天，周总理不无诚信地对他说：“小冀，不能一辈子当翻译啊！40岁的年纪是转行的时候了！”并要他去外语学院物色接班的人才。在1973年，冀朝铸担任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对内参赞。临赴任前，周总理在请韩叙、冀朝铸共进午餐时说：“你们也有白头发了……”周总理的话尽管都不多，却强烈地让人感受到他的诚信。
（四）尊重
尊重指的就是发送者所表达的言辞要能尊敬、重视接受者以及与接受者有关的人，不能侮辱、歧视、损害接受者及与之有关的人。
实用口才是一种双向沟通、交流。即使接受者只是被动地听发送者表达，如听演讲、听讲课、听报告、被批判、被审讯，他虽不能当场以口应付，但感情、心理是会产生反应的。你不尊重他（即便是罪犯，也有人格的尊严），他就不可能与你形成沟通、交流，你所希望获得的交际效果，也就不能实现，你的发送就成了无效发送。更何况，在很多场合，发送者都是需要接受者的合作才能实现目的的，如提问、审讯、对话、谈判、咨询等等。你不尊重他，他怎么会与你合作呢？
《礼记·表记》中说“君子不失于人”，就是要求人们在说话的时候给别人以尊重。即使与人绝交，还要求“不出恶声”。是以，汉代徐干专著《贵言》提出：“君子必贵其言，贵其言则尊其身，尊其身则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晋之葛洪也说：“伤人之语，有剑戟之痛。”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就是此理。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不会尊重你，结果下来，对彼此都不好。正如明朝的冯梦龙所言“侮人还自侮，说人还自说”。
尊重原则的把握不仅是言辞表达的要求，而且体现着发送者的品格修养。九十高龄的文艺界老前辈夏衍临终前感到十分难受，身边的秘书说：“我去叫大夫。”正待秘书开门欲出时，夏衍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随后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想不到这一句简短的尊重言辞，成了他的临终遗言。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注意尊重的原则，要纠正秘书的失误，这是他一贯养成的作风。他历来说话都是如此。这充分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也使人们更加敬重这位老前辈。
在人际交往中，尊重的言辞有如和煦的春风，撩拨得人心暖，发送者也往往因此获得回报。
尊重可以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尊称——阁下、足下、师傅、先生、女士、夫人、小姐、老人家、某老、某总；敬语——请、敬请、劳驾、打扰、添麻烦、贵姓、您好、对不起、谢谢、奉还、承蒙关照、令尊、府上、指正、大作；谦辞——寒舍、拙作、陋见、粗浅、敝处、小铺、学弟、后学、拜望、请教。还有祝贺、吊唁、慰问、恳托等方面都多有表现。
此外，回避也是一种尊重。接受者不愿听或忌讳的言辞，要力求避免涉及。
尊重的原则，在下级对上级、学生对老师、孩子对父母这些方面，是容易做得到的。但倒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他们彼此间分明存在着一种身份地位的不平等，稍不注意，就会表现出不尊重的色彩。
二、区分对象
任何发送者的表达，都希望对接受者产生作用，但在社会交往中，并非任何表达，都能对所有接受者产生作用。
由于接受者在民族、地域、性别、年龄、职业、文化、修养、阅历、性格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因而对发送者的言辞表达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同一句话，你可能听得懂，他就可能听不懂；同一个意思，你可能领会为好，他就可能领会为坏。在这里，检验发送者表达效果的，是他的接受对象。因此，对发送者来说，要想使自己的言辞表达收到效果，就必须区分接受对象，根据不同的接受者和接受者的不同情况而施以不同的表达。成语“因人而异”，俗谚“看什么人说什么话”，指的就是这个道理。
春秋时郑国刑名学者邓析还专门写了一篇谈辩说形式的《转辞》，主张“依类辩故”。他明确指出：“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他的意思就是：在辩、说的时候，要区分不同对象和对象的不同情况而采用不同的表达形式。他还告诫发送者，“非所宜言勿言……以避其厄”。可见区分对象对表达的重要。
著名作家丁玲有一部反映我国建国前解放区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中有一个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此人嗓音清亮，谈笑风生，做过大学教授，学问很是渊博，应当说是一个演讲的好手。他到暖水屯后，决定对村民作一次演讲，以发动他们积极投入土改斗争中。盼望已久的农民们都想好好听听工作组组长对大家都不熟悉的土改，究竟是个什么说法，很早就挤满了小学堂。见听众热情，文采兴致也很高，便拉开嗓门讲了起来，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自掌灯开始，迄雄鸡三唱，还意犹未尽。下面的听众呢？大多梦了周公；要不是大门口有民兵持枪守候，恐怕早已逃得一干二净。有干部悄悄提醒文采：天快亮了，群众还得下地干活。他这才带着遗憾，宣布散会。嘴里还不断沾沾自喜说：“详尽，透辟！”这一整夜，工作组组长到底讲了些啥？谁也说不出来。有人总算还记得一句：“猴子会变人！”自然，发动群众的愿望完全落空了。
看似演讲高手的文采，为啥演讲会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不区分对象而盲目表达。他的演讲，如果是在大学里针对学生，可能倒不失“所宜”。但当时，他的对象是渴望翻身的农民。对这些农民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党的土改方针、政策；最急于知道的是本村土改的方法；最记挂的是粮食的分配、负担的摊派；最不放心的是还没有向地主算账。然而，这些都被文采忽略而未予以表达，其失败理所当然。
虽然文采只是一个塑造的人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不紧扣接受对象，不区分对象的不同情况而盲目表达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是一些领导在群众性场合的应景讲话，在哪里都是空话、套话，不仅达不到效果，而且往往引起听众的反感。这种表达，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实用口才。
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美国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说，之所以被誉为“演说无价之宝”，就在于这一演说是紧扣听众而发的。
区分接受对象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主要有地域、性别、身份、教养等。
（一）地域
地域指的是接受对象所处的地理位置，包括国别、省别、族别等。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彼此在认识、观念、习惯、风俗上都有区别，对发送者言辞的接受，就会有所不同。发送者在进行言辞表达时，应当认清接受对象的地域性，才会产生交际的效果。
《尹文子·大道》讲了这么一件事：郑国人把未经加工处理的玉叫做“璞”，东周人把还没有腌制成干的老鼠叫做“璞”。郑国的一个商人在东周做买卖，一个东周人问他：“你要不要买璞？”郑国商人说：“我正想买。”于是东周人从怀里掏出一只老鼠递上。郑国商人赶快辞谢不要。东周人在作言辞表达时，没有认清其接受对象是郑国人，所以买卖不能成功。
地域不同而对言辞接受有不同的要求，在世界上的表现大体有：
欧洲人不喜欢听涉及自己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年龄状况（女性更重）、家庭私事、行动去向等问题的话；忌讳数字“13”和“星期五”；朝鲜、韩国、日本人忌讳别人说“4”；阿拉伯人喜欢听“星期五”；泰国人喜欢听“9”；新加坡人不爱听“7”，反感别人对自己说“恭喜发财”，忌讳谈论关于猪的话题；菲律宾人不愿谈论政治、宗教及腐化问题；俄罗斯人喜欢听尊称、敬语、谦辞，倾心于“女士优先”的话题；赞比亚人爱听尊称，最好加上职务和头衔；扎伊尔人喜欢听随和、爽快、恭维的话；突尼斯人喜欢别人在各种场合同自己打招呼，而且问候得越长、越久、越具体越好。
在中国各地的表现大体有：
香港人爱听吉祥话，涉及福、禄、寿的都很喜欢，乐于别人随时随地对他说“恭喜发财”。喜欢“3”、“6”、“8”等数字。忌讳别人打听自己的家庭住址、工资收入、年龄状况。忌讳语也较多，如“炒饭”、“炒菜”，有解雇、开除之嫌，听之不吉利；“猪舌”有蚀本之嫌，改叫“猪利”；“丝瓜”有输光之嫌，改叫“胜瓜”。澳门人喜欢别人说话干脆，直截了当，不爱听转弯抹角、吞吞吐吐的话语。维吾尔族人谈话以长为先，亲友见面互道问好语。蒙古族人喜爱白色，爱谈与白色有关的话题，高兴别人以白来祝福；最厌恶黑色，忌讳别人谈论与黑有关的话题。彝族人忌讳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特别是别人的生理缺陷。锡伯族人崇拜保佑家室、人丁的神灵“喜利妈妈”和保佑牲畜的神灵“海尔堪”；忌讳直呼长辈的名字，忌讳在家说不吉利的话。赫哲族人崇拜火神，不准别人说不利于火的话，若需用水浇灭火时，要说：“请火神爷把脚挪一挪。”
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表达差别，甚至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省区的不同位置，也有表现。比如都是汉族，居于大陆者与居于台湾者对同一个概念的表达与接受就不一样：接班人—传人，计划生育—家庭计划，大学新生—新鲜人，好莱坞—荷里活，撒切尔—柴契尔，新西兰—纽西兰，立体声—身历声，表演—作秀，渔民—讨海人……又如同是贵州人，对西红柿，贵阳人叫毛辣角，遵义人叫番茄，兴义人叫酸果，独山人叫毛秀才。发送者如果不区分这些地域上的差别，交际目的就难以实现。有些严重的差异，如不分清，甚至还会对发送者产生严重的后果。
（二）性别
性别不同，对言辞的接受也有差别。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说：“男人靠眼睛来爱，女人靠耳朵来爱。”这就指出性别对于接受是有影响的。无论是言辞涉及的内容，还是言辞发送的程度，都如此。
在现实生活的社交场合、会议间隙、公益活动中，人们在礼节性地互致问候之后，往往喜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交谈。而这三个、五个的，又总是按性别组合的——男士与男士侃，女士与女士谈。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男士的话题大而广，女士的话题小而狭。一般说来，男士爱谈的是时事、政治、法律、体育、文化、社会问题、经济动向等；而女士爱谈的则是服饰、孩子、丈夫、日常经济、消费心得、风流艳闻等等。这就为发送者提供了一种内容选择，努力使自己的言辞吻合接受者性别的需求。
在对发送者言辞接受的程度上，一般说来，男士较能承受率直、干脆、粗放、量重的话语，而女士则喜欢委婉、轻柔、细腻、量轻的话语。这就为发送者提供了一种表达方式与程度的选择。
在通常情况下，发送者如果是男士，而接受者又并非自己的妻子、恋人或关系很密切的姊妹，那么言辞就应当严格把握分寸，在内容上、方式上都要充分注意女性的接受特点。一些可以向男士说的话，就不一定能向女士说；一些可以向男士使用的表达方式，就不一定可以用之于女士。
对男性，说得随便一些、重一些、粗放一些，甚至偶尔带点骂词、脏语，也无多大关系；但对女性就不能这样，并且涉及性、爱的话题，要力求回避。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个别谈话，以及开玩笑、逗趣之时，就更要注意区别使用适宜的言辞。
（三）身份
身份包括接受对象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职业。身份不同，对言辞的接受也不同。如前文所举例中文采对农民的演讲，他就是没有认清农民的身份而盲目表达。因此，发送者在言辞表达时，是应当区分接受者的身份的。
一般来说，对一个下岗职工，不宜宣讲什么敬业爱岗；对一个中小学生，不应该谈什么计划生育；对一个炼钢工人，更不要去介绍什么栽秧技术。一个学术会议，与会者都是专家、教授，如果你仅仅是一个刚入门的初学者，却在会上夸夸其谈，那就不恰当；一个领导办公会，与会者都是领导，如果你仅仅是一个工作人员，却在那里颐指气使，那就不应该。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主席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非常注意接受对象的身份。听讲话的是北京大学以及其他高等院校的师生代表，而且主要是学生。他的讲话就紧扣青年学生的身份，谈与他们有关的事和他们关心的事。
区分身份而发言，这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比如一位年轻人路遇长者、前辈，他打招呼说：“嗨，老兄，哪去？”这就未尊重接受者的身份。同样，一个小孩子过生日，作为其父母的同事、朋友被邀去做客，他致祝词说：“衷心祝你健康长寿！”这就不适合接受者的身份。对你的直接上司，你直呼“老张”、“老王”或其姓名，就不适宜；对从事任何职业的人都一概称之为“师傅”，也属不当。
（四）教养
教养是指接受对象的一般文化和品德。其中包括文化程度、知识积累、生活阅历、涵养气度等。教养层次不同，对发送者言辞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有些话说出来，甲听得懂，理解得了；乙就可能听不懂，理解不了。发送者在进行言辞表达时，要认清自己的接受对象教养如何，盲目表达不仅达不到交际目的，甚至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在现实交往中，从我国现阶段国情看，对接受对象教养的认清，更多的还是文化程度不高、知识欠丰富者。发送者面对这样的接受对象，或一时尚不能确定其教养程度时，所表达的言辞，应力求通俗化、大众化；那种故作深沉、掉书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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