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社会的作用
实用口才的表达离不开社会。表达的时间、环境、方式，要受社会形态的制约；表达的效果，要由社会反应来检验和决定。因而，实用口才同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社会存在和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尤其是在已进入对话、协商的当今社会，更是如此。
（一）政治风云中举足轻重
社会离不开政治风云的洗礼。古今中外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历来看重口语表达的重要作用。
我国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述。《周易·系辞上》就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认为制造混乱可以借言语为媒介。孔子就明确指出，“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管子则认为，“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管子·内业》）。刘向说得更具体：“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说苑·谈丛》）他把说话当成百行之本，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以自己突出的口才取胜。他们机敏睿智、伶牙俐齿、巧发奇中、一言九鼎。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或游说，或劝谏，或答辩，或谈判，或演讲，或辩论，均以口才导航政治风云，左右形势演变。叱奸佞于朝堂，醒群众于街衢；化干戈为玉帛，挽狂澜于既倒。
战国时，秦国吞并了韩、魏这两个大国之后，接着企图染指小国安陵。安陵君派唐雎到秦国交涉，同专横、凶残、贪婪的秦王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唇枪舌剑之战；痛斥了秦王的无理要求，打击了秦王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汉末，诸葛亮对刘备的“隆中对”，一席话将天下三分，奠定了蜀汉的基业；他后来又巧言游说江东，劝说了孙权与刘备联手共同抗击强大的曹操。明末李自成起义，他每到一处都以“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其部下李岩等人还编出谣谚广为宣传：“吃他娘，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开开大门迎闯王。”“朝求升，暮求合，近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这些口号、谣谚有力地推动了农民革命的发展，使农民军不断壮大，以急风暴雨之势从陕西经山西直捣北京，逼死崇祯皇帝，明遂亡。近代爆发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走上街头，挥泪演讲，极大地调动起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深刻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有力地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2月24日到西安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谈判，使蒋接受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至此，国内纷纷扬扬、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得以稳定。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恺撒被布鲁特斯派刺杀身亡，名列罗马共和国“后三头”之首的安东尼站在恺撒的尸身旁发表了《灾难，你已来临》的演说。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有话直说”、“不善言辞”、“又不善雄辩，所以不可能激励大家的情绪”。可是他的这一演说却煽动起国人为恺撒报仇的怒潮，从此造成共和国的长期混乱，直至覆灭。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奴隶主驱使奴隶为自己卖命。为了粉碎南方奴隶主分裂国家的企图，瓦解其武装力量，林肯总统及时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他向奴隶们庄严宣告：“从1863年1月1日这一天起永远获得自由！”两天后，他又站在白宫阳台上向群众演讲，重申这一宣言。他深信，这可以“换取这个国家未来的幸福和繁荣昌盛”。果然，宣言发布之后，奴隶纷纷倒戈、逃亡，南北形势发生巨变，很快，林肯领导的北方军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些无不显示出言辞在政治风云中的极大威力。
正因为如此，历来统治者都力图引导人们的舆论，希望人们说的话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有利于国家、社会，而不要损害自己的统治，损害国家和社会。
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帝曰：龙，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舜帝对他的部下龙说，我痛恨说坏话、做坏事，那会惊扰我的百姓；命令你做纳言官，早晚传达我的命令、收集对我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公正！）他设纳言官的目的，就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语，杜绝坏话。
周厉王是一个无道的暴虐之君，国人实在忍受不了，便议论纷纷，甚至谴责怒骂。厉王找来卫巫，让他监视国人，不准他们乱说话，违者一律杀之。于是国人再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只是彼此用眼睛看看而已。厉王竟自鸣得意地说：“我能够制止国人讲话了。”不让讲话，这怎么行呢？“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国人有愤怒而不能宣泄，愤怒必然越积越深，危害会更大。召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尖锐地向厉王指出：“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是很有口才的，他从维护周朝统治的利益出发进行劝谏，比喻贴切，说理透彻。遗憾的是，忠言逆耳，厉王没有听从劝告，被愤怒的国人造了反、赶出了国门。
比起来，身为郑国相国的子产就很高明。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国老百姓经常聚集在乡中的学校议论国政、发表见解、批评执政者。当地官员提出干脆毁掉乡校以绝议论。而子产却予以制止，他说：“老百姓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是我的老师啊。”由于子产让老百姓讲话、讲心里话，他从中了解到人民的呼声，吸取了好的建议，使郑国这个小国在群雄的剧烈争斗中能长期生存。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滥施淫威，不让人民讲话，动辄以“右派言论”、“反动”、“恶毒攻击”、“含沙射影”等大扣帽子，游斗、禁闭、坐牢甚至杀头，造成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可悲局面。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1976年清明前后，数百万民众自发聚集首都天安门，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对林彪、“四人帮”作了愤怒的声讨。他们慷慨发表演讲，诵读诗词曲联，点燃了全国人民心中早已蕴蓄的怒火。这次行动，为粉碎“四人帮”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二）军事争战中突显威力
古希腊年迈国王退位时，对即将登上宝座的儿子说：“舌头就是一把利剑，演讲比打仗更有威力。”我国的孙子也说过：“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在军事争战中，善于用兵的将帅，是可以不靠双方刀兵相交就能取胜的，孙子把这种行为称为谋攻——谋划进攻，就是以谋取胜。他认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这是好中之好的谋略。而实用口才，正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如刘勰所说：“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表现。战场上，敌对双方都以挫败对方为目的。双方力量的强弱当然是不可忽视的条件，但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强大的一方就能取胜。对于弱方来说，尤其需要实施口才的谋攻。
诸葛亮可算是我国历史上最善于以口才谋攻之人。《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关于他以口才制胜的故事。其中以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最为典型。诸葛亮率师北伐，在渭河边与魏国大都督曹真的大军相遇。曹军中有一位素以舌辩著称的司徒王朗，他自请上前线下说辞，劝降诸葛亮。在两军对峙的阵前，王朗摇唇鼓舌，引经据典，包罗万象，口若悬河；满以为诸葛亮听了这一席话，会“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想，诸葛亮随机应之，在言明了自己北伐之因，分析了天下形势之后，话锋一转，直指王朗：“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曹军受挫，军无斗志而致大败。对此，后人有诗赞诸葛亮说：“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尽管这是经过加工的文人之作，但以口才制胜，可见一斑。
就是历史事实，在我国亦数不胜数。春秋时，强大的秦晋两国联合进攻弱小的郑国。在敌军兵临城下，郑国危在旦夕之时，郑大夫烛之武只身缒城而下，往见秦穆公。他以其卓越的口才对秦穆公分析形势，陈说利害，终使其心动而撤兵，从而瓦解了秦晋联盟，使郑转危为安。
在军事争战中以口才谋攻而制胜，也多见于世界各国战史。
公元前218年，位于现在北非突尼斯的迦太基奴隶主阶级的军事统帅汉尼拔，眼看地中海地区的另一强国罗马不断逼进，他不甘受辱，出兵与罗马较量。势力强大的罗马根本不把汉尼拔放在眼里，集结数万大军准备一举歼灭之。但汉尼拔却出其不意地远征绕过罗马军阵地，率领6000精兵翻越阿尔卑斯山，突然出现在山南的波河平原上。汉尼拔指着眼前坚固的罗马城堡，慷慨激昂、义无反顾地对他的士兵发表了即兴演讲——《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是主动者》。在这番演讲鼓舞下，迦太基士兵一鼓作气，一战破城。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闻讯率大军赶来援救，又遭士气旺盛的迦太基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弗拉米尼也阵亡，罗马全国震动，已处于覆灭边缘。从此，15年之内不敢与迦太基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节节胜利，在占据了苏联大片领土后，为彻底打败苏联，于1941年10月下旬集中77个师的优势兵力，从西、北、南三面包围苏联首都莫斯科，扬言10日内攻克。临危不惧的莫斯科军民奋勇抵抗，11月7日这天照例在红场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以大无畏的雄伟气魄，威严地屹立在红场列宁陵墓上，检阅红军队伍，并发表了气壮山河、振奋人心的演说，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坚定了誓死保卫首都的决心。结果，历时月余，希特勒先后撤换了30多名高级指挥官，甚至自任总司令，不仅未能突破莫斯科防线，而且在损失50多万人后反后退300公里，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打破。
1998年2月，美国、英国因伊拉克阻挠联合国武器核查，便在海湾地区集结重兵，准备对伊实施军事打击。伊拉克也不示弱，全民皆兵，每天进行战备训练，扬言必将重创入侵者。虽经国际社会多方努力，均告失败。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都捏着一把汗。这时，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亲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领导人进行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一场箭在弦上的战争得以避免。
（三）经济活动中一言九鼎
1998年3月，刚刚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这么一句话，对深受金融风暴的困扰，一直动荡不安的亚洲经济形势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1998年4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亚欧会议上，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第一轮发言中谈到，日本经济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当天，日本东京交易所日经指数大幅度下降。两天后，桥本首相在第二轮发言中又谈到，日本经济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并未到崩溃的边缘，现正在复苏，前景看好。当天，东京日经指数又大幅度上升。
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与人，都是密不可分的，必然涉及口才的问题。从大处上讲，一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商贸往来；从小处上说，一个人的衣食住行，都需要人们恰当的口语表达。会表达，经济活动就顺利；不会表达，经济活动就受阻。我国在历史上不太重视经济活动，尤其是商贸。仅对经商者，就留下了诸如“无商不奸”、“巧说少信”等说法。连大诗人白居易也在他那脍炙人口的名篇《琵琶行》中说，原先年轻貌美的琵琶女，现在却“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然而，我国自古以来对商人的口才却很看重。请看先人造这“商”字：一屋檐下铺面里的人有八张口，这就是“商”！可见经济活动不讲口才不行。
鉴于“士不言通货财”的训诫，我国典籍中关于经济活动的内容甚少。但由于经济活动的客观存在，不言又不行。因此，亦有不少哲人有过些许促进经济发展、规范经济活动的言辞。如《国语·周语上》就提出：“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左传·昭公十年》则强调：“义，利之本也。”这实际上指出了经济活动应遵循的原则：从事经济活动，不讲利当然不行，但见利而忘义，一切向钱看，就有误了。就是反对人们谈讲经商营利的荀子，也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意思是说，不给百姓利益，而却要从百姓那里获取利益，不如给百姓利益而后再从百姓那里获取利益更为有利。管子讲得更明白些：“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些言辞，都是很有眼光的辩证见解，对我国历代的经济活动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演讲，除详尽阐述红区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位的经济政策外，还强调了经济贸易的问题；具体还谈到市场营销中的市场占领、产销对路。这对当时重农轻商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引导。1942年，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经济发生极大困难。究竟怎样渡过难关，前景如何，党内外都有许多疑虑。为此，毛泽东于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讲话，要求全党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号召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实现生产自给，从而掀起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1945年1月，他还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演讲，指出我们就要攻入城市、收复失地，过去的思想、方法已不适应，要学会做经济工作。于是一个讲经济、学经济的热潮在边区兴起，为以后夺取城市、收复失地，在思想上、实践上、干部上都准备了条件。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的每一次谈话，哪怕只言片语，都会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掀起巨大的波澜，甚至波及世界。如1982年10月14日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的谈话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992年初，他视察南方，沿途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表了许多谈话，如解放生产力问题、市场经济问题、“三资”企业问题、“两手抓”问题、发展速度问题等。这对中国后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引进外资、高速发展经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都起了奠基的作用。
实用口才在企业形象宣传、商贸谈判、产品推销、技术引进等经济活动中的突出表现，比比皆是。可以说，这类活动，凡是成功的，无不与实用口才的运用有关。比如，1951年我国为发展航空工业，派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率团赴莫斯科。何长工与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的数轮谈判，二机部四局副局长油江与苏联航空工业部对外联络司司长德沃连钦科的反复谈判，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与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捷明杰夫的多次谈判，都是艰苦卓绝、斗智斗勇的较量。谈判中，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口才，既表达了我们希望帮助的愿望，又坚持了自力更生的立场，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尊严。
（四）外交公关中排难解纷
国家之间、团体之间、企业之间、组织之间，会有形形色色的交往，这些交往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代表它们的人以口语表达的形式来实现的。善表达者，对友好的双方来说，能沟通彼此的联系、增强彼此的友谊、消除彼此的隔阂、化解彼此的矛盾；对敌对的双方来说，可以表明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权益、震慑对手的野心、麻痹对手的意志、诱导对手的言行。因此说，它是国家、团体、企业、组织进行外交和公关活动排难解纷的融合剂。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朝秦暮楚的策士，就是这种融合剂的充分体现。他们为了某国某时的需要，出使外国进行游说，今天联合此国对付彼国，明天又联合彼国对付此国。这之中，以战国时主张合纵的苏秦与主张连横的张仪最为典型。
苏秦从鬼谷子那里毕业后，出游数年，一无所获。对他的以口舌为业，亲人无不耻笑，可他却痴心不改。先游说周显王——弗信；再游说秦惠王——弗用；又游说赵相奉阳君——弗悦。于是转而向燕，但等了一年多才得见燕文侯。在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下，燕文侯多少动了一点愿意合纵的心，但国小势弱，起不了多大作用。总算有了点结果，苏秦再至赵，设身处地地为赵王分析天下形势，指出赵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决不可坐等西方秦国的吞并，东方六国应当联合起来一致对秦，这才可以自保，可以成就霸业。终于说动了赵王，愿意牵头抗秦。之后，苏秦又同样以为该国长治久安计，鼓动唇舌，连番说动韩、魏、齐、楚，“于是六国纵合而并力焉。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六国之所以能够结成联盟共同抗秦，根本原因就在于苏秦在其穿梭外交中出色的公关实用口才。比如他每到一国都使用了这类言辞：“窃为君计”、“此臣之所以为君患也”、“臣窃为大臣羞之”、“臣窃为大王耻之”。又拉、又打、又吓、又激，而且还要让这些国君感到：我完全是为了您和您的国家啊！
与苏秦作对的，是他的同学张仪。他担任秦相，推出的连横主张，就是要拆散苏秦的合纵，让西秦东出，吞并六国。他利用六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矛盾，挑拨离间、拉拢收买、恐吓威胁，终于拆散了合纵；然后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最后秦得以胜利，统一了天下。张仪的成功，靠的也是其在穿梭外交中出色的公关实用口才。比如被他第一个拆散的魏国吧。明明想攻取魏国，却趁魏与齐发生边界摩擦之时，跑到魏国对魏王说：您国小势弱，又没有山川险要阻挡，四周都是强国，人家要吞并您是很容易的。您虽然加入合纵，有什么用呢？亲兄弟尚且争夺钱财呢。您东边那强大的齐国不是刚刚打败韩国的申差，斩首8万，而又在观津把你们打败吗？秦现在为您担忧的是另外两个更强大的楚国和韩国，“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接下来，他对苏秦的合纵说大肆攻击、诋毁了一番之后，又指天誓日地说：“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一副忠贞诚挚的样子。果然，魏背合纵之约而事秦。结果呢？“秦攻魏，取曲沃。”之后，其他各国也都被张仪一一说动而最终散合纵之约。六国的灭亡，可以说是与张仪的能说会道不无关系的。春秋战国时期外交公关的口才运用，在《战国策》、《左传》等中多有记载。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中的“展僖犒师”。强齐攻打弱鲁，鲁派展僖往见齐孝公。面对侵略者，展僖的第一句话却这样说：“我国国君听说您亲自出动大驾，将要光临我国，所以派下臣来犒劳您的左右。”傲慢的齐孝公问他：“我大军压境，鲁国人害怕吗？”展僖回答道：“小人才害怕，君子不会害怕。”齐孝公不解，展僖从容说道：“齐、鲁两国先君，都是周王室的得力大臣，共同辅佐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互相侵犯伤害！’盟约现在藏在盟府里，由太师掌管着。当年齐桓公就是照盟约处事的，现在您继位，大家都说您一定会继承齐桓公的功业，一定不会做小人。因此我国连聚众防守都不敢。所以君子就不会害怕。”展僖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反倒将了齐孝公一军。齐孝公只好撤军。还有《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的“秦晋殽之战”，《礼记·檀弓下》的“公子重耳对秦客”，《国语·越语上》的“勾践灭吴”，《战国策·齐策》的“赵威后问齐使”、“晏子使楚”，等等。以后，又如苏武出使匈奴、张骞出使西域、文天祥出使元军、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些都是出色的口才外交事件。
现代社会，国家、团体、企业、组织间的交往日渐频繁，外交公关中的口才运用就屡见不鲜了。周总理就是以外交口才著称于世。1955年4月他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会上，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大肆诬蔑共产主义，一些国家则直接攻击中国会搞渗透和颠覆活动。会议宗旨一下被扭转。轮到周恩来发言时，他丢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针对现场形势即兴发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既表明了立场又扭转了气氛。接着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信仰共产主义，但并不要求别国也信仰，中国是为求同而来，不是为立异而来，我们中间完全有求同的基础。他态度真诚，口气温和，几句话便吸引住了听众，使之纷纷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在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后，提高声音说：“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与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全场爆发起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为中美联合公报的产生，周恩来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进行了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的较量。在原则问题上，他毫厘不让；在枝节问题上，他主动协商。从北京谈到上海，最终在尼克松上飞机回国的前一刻达成共识。基辛格后来回忆周恩来时，还特别提到：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谈判的人。
二、对个人的作用
当今有句十分流行的口号：“缺什么都不要缺口才。”对一个人来说，这确是至理名言。21世纪的“四个一工程”也这样说：“一支写作笔，一副好口才，一身棒英语，一双键盘手。”实用口才是靠具体的人来体现的，会不会体现，体现的效果如何，对个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它所产生的作用，只能由社会来检验。大体上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思想交流的工具
一个人的思想装在自己的脑子里，究竟怎么样，别人无从知道；一个人要禁锢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人的思想需要表达，需要与别人交流。这样，别人才知道你，你才知道别人。交流的方式当然可以是文字、表情、手势、动作等，但更多的、更普遍的、作用更大的，则是口语。无怪民谚会认为：“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管子说：“心司虑，虑必顺言，言得谓之知。”他指出，心主管思想，思想由言语来表达，表达出来别人就知道了，这就是思想交流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思想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对人、对事、对问题的认识，不可能都完美、正确。通过口语这一工具，便可以与别人切磋、沟通、交换意见，在不断的修正中，获得正确的认识。这样，自己的思想就会进步，境界就会提高。另外，通过口语的工具作用，个人的喜、怒、哀、乐，也可以得到排解、宣泄，既可净化自己的心灵，又可增进与他人的友谊，消除人际隔阂。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各种流派、各种思想主要是靠口语来表达的。在这些表达中，人们才知道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各家，就是在他们的互相探讨、辩论中，我们才认识了各种学派的精髓。
齐国的淳于髠是个很有本事的人，邹忌当了相国，他很不服气，想来想去，便主动上门找邹忌交流思想：
淳于髠说：“我有个志向，愿在相国面前披露，不知可否？”
邹忌说：“只管讲来，我洗耳恭听。”
淳于髠说：“儿离不开娘，妻离不开夫。”
邹忌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不敢离开君王一步。”
淳于髠说：“削棘木为车轴，再涂上一层猪油，特别滑溜而且坚固耐用。如果把它安在方眼里，那么就会运转不灵。”
邹忌说：“承蒙您的教诲，我不敢不顺着人情去做事。”
淳于髠说：“弓干虽用胶粘住，有时也会脱节；众多的河流奔向海洋，最终要汇在一起。”
邹忌说：“是的，我不敢不亲附万民。”
淳于髠说：“狐狸皮袄虽破，不能用黄狗皮去补漏洞。”
邹忌说：“您说得很对，在择用贤才的时候，不能让那些不怎么样的人混在其间。”
淳于髠说：“车的辐条和车葫芦头如果分寸不合，就不能成为一辆车；琴瑟的弦如果不分粗细缓急，就不能奏出悦耳的音律。”
邹忌说：“我恭敬承命，今后一定要修明法令来监督那些贪官污吏，使他们不得危害百姓。”
淳于髠再也无话可说，再三拜谢而退。出来后即对人说：“我暗示相国五条微言大义，他都逐条应答如流，确是高才，我望尘莫及啊！”这次思想交流，除可看出他们彼此的口才外，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对淳于髠来说，通过交流，他从不服到服，到恭敬；对邹忌来说，通过交流，他知道了群众的意见，虚心采纳以施政，使齐国富强。
历朝历代留给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劝谏、讽喻之词，有些虽还谈不上平等的思想交流，但对听者来说，能引起其思想的波动，交流也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召公谏厉王弭谤”、“魏征死谏唐太宗”、“钱唐死谏朱元璋”等等。
列宁是一个善于接触群众、经常与群众进行思想交流的人。苏联历史学家、党的活动家普·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记载了这么一段：1921年，列宁来到高尔基城的一个小乡村，“列宁走进了草房……然后他开始和农民谈话。他们先是像朋友间那样风趣地谈日常琐事。当他们已经这样打趣了半小时左右时，当他们把那些话题诸如粮食巡逻队、跑单帮的和投机商人谈完了的时候——他们在列宁面前拿这些事情说笑，列宁听了他们叙述的这些欺骗行为也笑。这一切，作为题材，对他都是有用的——这时，伊里奇就站起来开始清楚地用通俗的语言把新经济政策告诉给农民。农民用心听，他们之所以倾听，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人确是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未来、一个幸福的生活”。列宁在同农民的思想交流中，一方面了解了农民的要求、希望；另一方面，把新经济政策传递给了农民，调动起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二）信息获取的媒介
任何人都需要获取信息。获取的媒介当然有多种，但最简捷、方便、迅速的，还是口语的传递。从效果上说，口语传递往往比其他形式要好。因为它有一种现场交流感，更能引起人的注意与重视。这种口语传递，无论是哪种形式——演讲、报告、谈话、答问、论辩、谈判、推销、劝募，都无不蕴涵着信息。其发布者借助口语的媒介将它传送到接受者的耳朵里，接受者便可从中了解情况、认识事物、获得知识、确定态度，并且，这种信息的传递，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你都可能获取。比如你径直走在街头，兜售商品的小贩在那里高声吆喝，你无意去听它，可它仍要传入你的耳际，也许你就在这无意中认识了某种事物，获得了某种知识。有意的信息获取，借口语为媒介的，像听报告、听演讲、听讲座、听课等，它则要求信息的接受者主动地聆听，以获得自己所希望获得的信息。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脑子里装着诸如南京与延安究竟谁是谁非、国共两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等“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陕甘宁边区。通过与周恩来、贺龙、彭德怀、朱德，特别是毛泽东的多次交谈，他获取他所希望得到的信息，他的疑问全部得以解答，并写成文章向全世界报道。后来他将这些文章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比如他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他已经同中共其他领导人作了多次谈话，但他希望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明确回答。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他获取了这样的信息：“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于是他释然了。
1998年4月3日，朱镕基总理在出席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亚欧会议期间，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会晤了90分钟。据法国《论坛报》报道：“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发言人说，托尼·布莱尔聚精会神地听朱先生向他详细说明了他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首相听得都入神了。”日本《东京新闻》对此则报道说：“应布莱尔首相的要求，朱镕基总理热诚地介绍了中国改革的情况，而且还不时掺杂着英语进行说明。会晤结束后，布莱尔感慨地说：‘非常佩服朱总理的实践经验。’”这说明，布莱尔希望在与朱镕基的会晤中，获取他所希望获取的信息，他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三）自我保护的武器
人在社会生活中难免会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对自己身心、权益的伤害、指责等。对此，如果不甘受辱、受屈，你总要伸张正义，讨个说法，以保护自己。而在很多情况下，你是无法以其他形式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的，最靠得住的是自己的嘴。只要能够说话，就一定要说，抓住时间、寻找机会以口才辩诬、申述、宣传，进行自我保护。
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发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也。天下已定，乃更疑问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在封建王朝，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君王猜疑、不信任功臣之事时有发生。唐太宗猜疑尉迟敬德，好在他还能直接去问，这就使尉迟有了自辩的可能。尉迟的自辩是很高明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你皇帝说我反，我就先承认我反，然后举证说，自己忠心耿耿追随皇上南征北战，好不容易在敌人刀锋箭镞下活了下来，现天下平定了反倒会谋反吗？并脱掉衣服，让皇上看累累伤痕。这才打消了皇上的猜疑。
柳宗元的《童区寄传》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孩子以口才自保的生动故事：11岁的放牛孩子区寄被两个人贩子劫持，他趁其中一个外出联系买主，而另一个醉卧之时将其杀死逃出。外出的一个正好回来，见状，要杀他。他说：“做两个主人的奴仆，哪有做一个的好？他待我不好，我才杀了他；你如好好待我，我就听你的。”这个人贩子一想，觉得有道理，卖了孩子可以独得赃款，便将孩子捆好带到集市。半夜，区寄靠着炉火烧断绳子，并将熟睡的人贩子杀死，然后大叫。惊动了整个集市后，区寄大声说：“我是区家的孩子，不要抓我做奴仆。两个人贩子绑架了我，我把他们都杀了，请把这事向官府报告。”官吏得知后，表扬了他，将他送回了家乡。区寄的口才表现了他的不畏强暴、机智勇敢，也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当时的德国国会大厦，却嫁祸于共产党人。在对共产党人的大肆逮捕中，当时恰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被逮捕。在莱比锡的审判法庭上，季米特洛夫义正词严地反驳敌人的陷害，寸步不让地为自己辩护，无情地揭露敌人的阴谋，弄得敌人狼狈不堪，丑态百出。由于他成功的自我辩护，法庭不得不宣布无罪释放。
1953年7月，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率队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被捕，10月16日他在审判他的法庭上作了题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长篇辩护，观点鲜明、内容翔实，使审判者无言以对。结果卡斯特罗反从被告变成了原告。他结尾的那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数十年来一直成为人们交口称颂并效仿的自我辩护的名句。
有时，口才在表面上虽未能最终保护自己，但它却使人们明白了忠奸、是非，这在客观上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古今中外那些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真理、正义而献身者，就是如此。岳飞遭秦桧陷害，万俟审讯他：“国家有何亏负于你，你们父子却要伙同张宪共同造反？”岳飞怒发冲冠，朗声大叫：“对天盟誓：我绝对无负于国家。你们既是主持国法的人，切不应当陷害忠良。你们如果要把我诬枉致死，我到冥府也要与你们对质不休！”万俟厉声喝道：“无心造反？你游天竺寺时在壁上留题‘寒门何载富贵’，这是什么意思？”岳飞长叹一声，也高声喊道：“吾现时才知道已落入国贼秦桧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切都休，一切都成了犯罪！”说罢闭上眼睛，任狱卒严刑拷打不再开口，直至被杀害。岳飞虽未能以口才自保，却青史留名，万代永芳！
1928年3月，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周文雍、陈铁军这两个年轻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了结婚典礼。妻子陈铁军紧紧依偎着丈夫周文雍，满怀激情，高声向群众说：“亲爱的同胞们！姐妹们！我们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民众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牲，同胞们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遗憾！……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他们虽然牺牲了，却把那扑不灭的火种留给了后人。
（四）被人了解的纽带
人的口语表达能力，是一个人思维本领、认识水平、知识底蕴等的综合表现。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组织对一个人的认识、了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了解，都是通过人的口语表达来实现的。孔子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看人，首先还是要“听其言”。一个人思想怎样、水平如何，听他说话、同他谈话，就可得知。当然，检验、衡量一个人思想、才能、学识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但那需要时间、条件。在组织、个人需要尽快认识、了解他希望认识、了解的人时，听其说话、同其谈话，则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所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也是在“谈”了之后才有的感受。当今社会唯才是举，各类学校的毕业生、下岗分流人员、外出打工者、工作调动者要求职，要为人所用，一般均要进行面试。面试的主要形式就是听其谈话或同其谈话，以从中获得对求职、求用者的认识、了解。因此，实用口才事实上成为用人者与求职、求用者之间形成关系与否的纽带。
子路、颜渊都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要了解他的学生，就是要他们自说：“何不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便说：“我愿意把车马、衣服、皮裘和朋友共同穿用，直到破烂，我没有丝毫怨恨。”颜渊则说：“我愿意不夸张自己的好处，也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而子路、颜渊要认识老师，也是如此：“希望听到您的志向。”孔子说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有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着孔子坐，孔子说：“平常你们总说‘不了解我呀！’假若有人要了解你们，那你们怎么办呢？”四位学生争先恐后地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待子路、冉有、公西华走后，曾皙特地留下来问老师：“他们三位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不过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又问：“那您为什么对子路微笑呢？”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要讲点礼让，可子路的话一点也不谦逊，所以要笑笑他。孔子对四位学生的了解，就是从他们各自的谈话中得知的，因此，他对每一位学生都作出了评价。如他针对公西华所说“自己本领有限，只能做一个小司仪者”而评价说：“公西华如果只能做个小司仪者，谁能够做大司仪者呢？”
奇才韩信不为楚王项羽所用，千里迢迢入蜀投奔汉王刘邦；因未得与刘邦言，也不得重用，只做了个管理粮食的小官。他又逃跑，被丞相萧何追回，力荐给刘邦，刘邦无奈，只好召见他：“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韩信终于有了一吐胸中经纶的机会。他向刘邦分析了楚汉之间的形势优劣，指出刘邦虽弱，但具备战胜项羽的条件，言之凿凿，头头是道。“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拜为大将，言听计从，终于成就了汉朝大业。
一代绘画宗师徐悲鸿，1916年21岁时报考震旦大学，校长召见新生，他的谈吐给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加勉励，后给予诸多帮助。1920年他留学法国，在一次茶话会上被介绍给法国当代最大的画家达仰·布佛莱。久慕达仰大名的徐悲鸿当即说道：“先生！我很盼望能得到您的教诲。”一句话便让达仰感到这个中国青年的诚恳朴实，立即将自己画室的地址给了徐悲鸿，嘱咐他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到自己的画室来。在第一个星期天，徐悲鸿去见达仰，同达仰谈起了自己的追求和信心，达仰非常喜欢他所说的一切，竟忘记自己已届68岁的高龄而开心地同徐悲鸿谈起50余年来的往事。由于达仰的教导，徐悲鸿的学识、画技得到了很大提高。
徐悲鸿不仅自己以口才获得了别人对他的认识，而且也善于从别人的口才中认识别人。1931年，名满天下的大师徐悲鸿到南昌，闻讯找他、求教于他的人络绎不绝。当时，处于困境的画家傅抱石失业在家，得知后也赶去旅店拜见徐悲鸿。宾客满座的徐悲鸿同他简单交谈一两句后即约他晚上再来。当晚，徐悲鸿同他促膝交谈，像对待一位老朋友一样。在交谈中，傅抱石横溢的才华使徐悲鸿惊叹不已。之后，徐悲鸿找到对自己慕名已久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竭力向他推荐傅抱石，希望他送傅抱石这样难得的人才去日本留学深造。傅抱石后来成为画坛大师是与徐悲鸿的识才推荐分不开的。
？§§第二章 实用口才表达的原则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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