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长庚0811～1880年）名椿，一名闻翰，字玉山（一作玉珊）。祖居安徽怀宁石牌镇，其父程祥桂是道光年间三庆班掌班人。程长庚幼入三庆班坐科，道光二年（1822年）随父北上入京，始以《文昭关》、《战长沙》的演出崭露头角，后为三庆班老生首席演员。自道光至咸丰年间，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三庆、春台、四喜三班总管。他的演唱熔徽调、汉调、昆曲等之优长于一炉，以徽音为主，当时称徽派。倦游逸叟在《梨园旧话》中说他“乩弹唱乙字调，穿云裂石，余音绕梁而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他的表演善于体察人物的性格、身份，注重表现其气质、神采，做功身段沉稳凝重。他为人正直、戏德高尚、技艺精湛，备受同行的推崇，与张二奎、余三胜并称“老生三杰”、“三鼎甲”。晚年，他注重人才的培养，创办了三庆科班，其中陈德霖、钱金福、张淇林等人，都是三庆科班培育出来的京剧人才，杨月楼、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也是程门弟子。
我国戏曲演员由于社会职业、历史地位与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及作用，形成了一种爱国、尊师、助同行的传统美德，即戏德。正是由于这种美德的长期沿袭，从而维系了戏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促进了戏曲艺人的互助与团结，也加强和完善了戏曲艺术家在观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梨园泰斗程长庚，就是具有这种崇高美德的典范。辰穆公在其所著之《伶史》中称，程的品德“虽古时贤宰相，比之亦不及矣！”而其艺术成就，《燕尘菊影录》里更说，程是“融昆弋声腔于皮黄中，匠心独运，遂成大观”，台上表演又是“一经出场，不啻现身说敉，使观者如面古人，肃然起敬”，尤为可贵的是，“长庚视同行如手足，艺友每遇家资拮据，他便勇解私囊从不吝惜”，而他自己却是“布衣粗食，素资甚微”。作为当时三庆班的班主、四大徽班的总管、精忠庙的庙首，他还是惟一受过咸丰（文宗》皇帝恩赐的五品顶戴的艺人，在生活上却极简朴，“终年身着一件旧布蓝衫，犹如乡下教书先生”。清代每遇皇帝去世便要“遏密八音”，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此时戏曲艺人几都生活无着。于是，长庚便带领他们到城外小茶馆去唱“清音桌”，得到一点微薄收入，他全都归众所有，自己却分文不取。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全国人民莫不义愤填膺。这时“长庚痛欲绝”，从此“谢却歌台，终日闭户不出，郁郁于心”。不唱戏便无生活来源，于是他经常寅吃卯粮、食无隔宿，友人劝他“出山权宜，以解燃眉”，他“泫然涕泪曰：国蒙奇耻，民遭大辱，吾宁清贫亦不浊富。何忍作乐歌场！”说罢“潸然泪下”。这种忧国忧民、乐善好施的品德，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同样是值得人们尊仰和效法的。程长庚算得上是京剧第一号英雄，有廉颇老将之风。他走红时，恰恰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他们至少可以从舞台上的壮士形象中获得些许安慰。有人以杜甫的诗风比拟程氏的唱腔，谓为“天风海涛，黄钟大吕”。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则更能够表现程氏雄浑沉厚的艺术风格。当时，“伶界大王”谭鑫培也颇受相当一部分票友的青睐，程长庚却持有异议：“惟子声太甘，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然吾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
拥护谭派的人认为程长庚之言证明了同行是冤家。不妨理解为一代宗师孤傲不群的气节和对弟子不肖的遗憾，倒更确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