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赴韶州刺史途中，又接到了加贬为永州司马的诏令。这对柳宗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愤而写下了《惩咎赋》一文。表面看，似乎是要以自己的“咎过”为惩戒，实际上，此赋却是在为自己辩护，表白自己的忠贞正义，对自己无罪被贬表示了强烈的愤懑和抗议，充分表达了自己坚持理想和原则的决心。此文既是对自己前期政治活动的反省，也可以说是对朝廷加重处罚的回答。
柳宗元一家跨过长江，渡过洞庭湖，溯湘江而上，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初冬日子里，来到了汨罗江口。这里正是战国末年楚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沉江之处。屈原热爱祖国，有远大而美好的理想追求，希望“国富强而法立”，实现由楚国统一天下的目标。他一生致力于社会改革，坚决与祸国殃民的党人群小和昏庸的楚王进行抗争，向君王强谏，最终遭谗臣构陷，被楚王“弃除”。屈原被流放江南，“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十分落魄。他激于当时“变白为黑，倒上为下”的黑暗世道，绝望于“世溷（hùn，混乱）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的不平遭际，他不愿在“举世混浊”“众人皆醉”的社会中“以身以察察（清白）受物以汶汶（玷污）”，“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柳宗元虽生于屈原之后千年，但时局之黑暗，是非之颠倒，忠奸之错位，以及朝廷之昏聩腐败，与屈原的时代何其相似！屈原一生献身于社会改革事业，九死不回地追求理想，不懈斗争，最后忠而遭谤被弃，不惜殉之以生命，这又与柳宗元的半生经历何其相似！现在来到屈原愤然投江之处，柳宗元自然百感交集，于是他即停船于此，凭吊屈原，并写下了《吊屈原文》这篇名作。
文中赞美屈原“惟道是就。”“服道以守义。”肯定屈原为道义而坚贞不屈，义无反顾，以死殉国的伟大精神。文中赞美屈原的文学成就：“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耀姱辞（华美的文辞）之曭（tǎng）朗（指含义深奥）兮，世果以是之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独蕴愤而增伤。”屈原的优秀文学成就，更使柳宗元引为知己。文章的最后说：“吾哀今之为仕，庸有虑时之否臧（好坏）？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退出朝廷，不仕）自服（自守）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风（苟安的风气）之不去兮，怀先生之可忘？”直接指责士风与世风之堕落，深慨自己道之不行。通过追忆屈原的风采，表达了自己无限向往之意。此文借悼屈原以自悼，慨叹怨愤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十年后，柳宗元再过此地，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元和十年（815），朝廷降诏，召“八司马”中仍在世的人返京。柳宗元得此诏书，大喜过望，怀着苏武归汉一样的喜悦心情踏上返京之路。一路上豪兴大发，写下了不少诗。路过汨罗江口，旧地重游，心境却和写《吊屈原文》时大不相同，遂写下了《汨罗遇风》一诗：“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当年屈原忠君，但君门九重，他终不得其门而入，最终冤死于汨罗江。而此时的柳宗元，则是诏命催征程，前途有希望。重新被启用的幻想，使他仿佛又有了生逢圣世之感，不必再作“楚臣”之悲了。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