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就其本意来看，他们的人生追求并不是当什么文学家。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做官从政，辅君济世，仁政爱民，文章不过是“余事”而已。柳宗元也不例外。他一生的政治追求是“以辅时及物为道”“利安元元为务”。柳宗元出任监察御史里行，成为朝廷的近侍官，可谓仕途上展现出一派光明前景。
在御史台，柳宗元与韩愈、刘禹锡同官，关系密切，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但这一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叔文。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出身低下，知晓民间疾苦，因其会下棋而被选入东宫，做太子李诵的侍棋。他在李诵身边十几年，逐渐取得了李诵的信任。唐德宗是一个贪婪、昏庸而又刚愎自用的人物。社会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李诵对此颇为不满，力求改革。由于政治观点的接近，侍读王伾、侍棋王叔文等以太子李诵为靠山，逐渐形成了一个革新集团，又积极吸纳像刘禹锡、柳宗元这样一些年轻有才、意气风发的青年朝官，共谋大事。
此后一段时间，朝廷里革新派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而柳宗元始终站在革新派一边。柳宗元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声望，在革新派的组织和舆论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他密切配合朝政所写的《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都成为革新斗争的舆论准备，表现了冲锋陷阵的积极进取精神。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病危，但当了二十年皇储的太子李诵已患中风，失音不语，宦官集团欲以此为借口图谋另立太子，而王叔文一派则坚持按计划拥立李诵即位。由是，朝廷内部激烈的争执矛盾立即转化为公开的权力斗争。在尖锐而微妙的斗争中，王伾入居皇宫，又联合了同情改革的宦官李忠言。德宗死，宦官勾结部分官僚，阴谋延期发丧，另谋所立。而革新派的骨干之一凌准在朝堂上公开反对宦官的计划，得到了郑絪、卫次公等朝臣的支持，按时发丧，使李诵顺利地即位于太极殿，是为顺宗。柳宗元亲自参加这场权力斗争。
革新派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取得了关键回合的胜利，但重病的唐顺宗已不能亲理朝政，文武百官朝见他，也只能是远远望望而已。革新派得手后，立即着手重要的人事安排：韦执谊做了宰相，王伾任散骑常侍、翰林学士，王叔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当时朝廷不信任宰相，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诏书，号称“内相”，极有实权。这样，二王和韦执谊算是把持了朝廷大权。柳宗元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掌礼仪、享祀及贡举之政，正六品上。这不仅是柳宗元官阶晋升了两品，更重要的是他担任了尚书省礼部的郎官，进入了革新集团的核心，得到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大好时机。
革新派当政后，迅速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诸如废除宫市和五坊小儿；释放宫女；减裁宫廷闲员；惩办贪官污吏（如将京兆尹李实远贬通州），起用被迫害的旧臣（如陆贽、阳城、郑余庆等）；整顿税收，薄赋轻徭；抑制宦官和藩镇，加强中央集权等，赢得了部分民心。柳宗元在革新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史料未有详载，但其起草各种“中央文件”，参与集团的核心机密，其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连柳宗元自己后来都承认自己“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京兆许孟容书》）。
革新之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但这些措施严重触犯了宦官和保守派官员的既得利益，遭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联合反攻。四月六日，不赞成改革的李纯被立为太子，王叔文独有忧色，口吟杜甫咏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寄慨。王叔文被削去了翰林学士之职，失去了到翰林院议政的机会；同年六月，王叔文母亲病故，只好停官回家守丧。在革新势力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柳宗元为王叔文的母亲写下了著名的《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表面是称颂刘氏，实则是称颂王叔文。文章突出了王叔文在辅佐顺宗时的地位和功绩，表明其为人行事之光明正大，对其居丧去职表示惋惜，并流露出希望他东山再起的愿望。在政治方向已明显逆转之时，柳宗元竟如此义正词严地为革新派做宣传，为革新事业辩护，表现了他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坚定的斗争性。七月，宦官和旧官僚又联合请太子“监国”。八月五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唐宪宗）。随着最高权力的更替，革新集团就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革新集团立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为期不足半年的永贞革新遂以失败而告终。
短命的永贞革新失败了，但其作为中唐时期一次重大的政治革新运动，其经验、教训及意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的失败者，但他不愧为站在时代政治斗争前列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