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全球化给各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个定居在加拿大的时髦西班牙女郎身穿意大利服装，口中咀嚼着美国制造的口香糖，坐着一辆由亚裔越南人驾驶的奔驰轿车来到一家豪华的中国餐馆用餐时，已经不觉得好奇了，因为在这样一个硕大无比的“地球村”中，文化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大举入侵和深层次渗透，另一方面则是弱势文化的反渗透和抵抗。所谓“全球本土化”就是这样一个有效的对策。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更是首当其冲。对于英语国家的公民来说，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英语的普及，因为当全世界的人都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们，自然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他们不需要去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另一门外语，似乎也不需要为交流的困难而感到发愁。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伴随着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另一种隐伏着的危机也日益凸显了出来：面对全球化时代美国英语的大举入侵，以往被人们尊为“神圣”语言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 English）此时此刻又被放逐到了何处？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事实。
诚然，任何一种语言要想永远保持其固有的生命力，应当在任何时代都处于一种发展的状态，应当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包容状态中。英语所走过的漫长历史便是如此。当年罗马帝国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时，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量法语词汇进入英语，但这些法语词汇很快就被同化并最终成了英语语言中不可分割的表达法。英语在当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作为英语之“宗主”的大英帝国曾是19 世纪末以前世界的大一统“日不落”帝国。它的公民无论旅行到何处，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和当地的人民进行交流，甚至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大英帝国国旗的升起和降落，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英语的语言文化“霸主”之地位。而到了20 世纪，随着英帝国实力的日益削弱和大批原先的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大英帝国确实曾受到另一些帝国的挑战。在语言文化上，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汉语以及俄语都曾试图拓展其疆界，跻身于世界性的语言之林。但这些尝试都在英美霸主地位的置换面前黯然失色。英语的地位非但丝毫没有动摇，反而变得更加牢固，英语作为一种使用范围最广的世界性语言，实际上承担着一种“世界语”的作用。所谓的“世界语”（Esperanto）完全是一个由少数人不切实际地制造出来的“乌托邦”式的语言，它的诞生非但未能取代英语的世界性语言之地位，反而更加加速了英语的普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我们首先应当正视并予以分析的。
首先，文化的殖民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殖民主义者在花了很长时间征服一个弱小民族之后，立即会想到对其民族文化进行殖民，而要想从文化上真正征服一个民族则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语言作为传载文化习俗的重要手段，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往往首先进入殖民征服者们的视野，但是要让一个民族彻底改变其固有的交流方式和手段自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这方面，英语成为其殖民地的官方语言甚至母语，应当是十分成功的。而语言一旦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和表达媒介，便很难有所改变。我们至今仍可在原先的殖民地诸国和地区，如南非、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见到老殖民主义者留下的语言影响的痕迹。① 因此当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大英帝国的地位岌岌可危时，英语的地位并没有动摇。它在很大程度上倒是与原先的民族土语和方言加以结合形成了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英语”（english）之变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或“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es）。② 它是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的一个直接的产物，它的出现正好体现了文化全球化的两个极致：文化的趋同性（cultural homogenization）和文化的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fication）。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既要认识到全球化可能给文化带来某种趋同性，又不可忽视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趋势。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有可能阻碍我们的民族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其次，一些民族—国家的自我“殖民化”也为英语的霸主地位的形成推波助澜。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实现本国和本民族的现代化首先要与已经完成现代化大业的西方强国相认同。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历史上出现过的“全盘西化”之浪潮就说明了这一事实：为了彻底砸烂封建传统的枷锁，摧毁旧的文化及其载体语言，鲁迅、胡适、梁启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号召大面积地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以此来催生一种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话语的诞生。他们的翻译主要是通过英语的媒介来实现的，因而也导致了现代汉语的“欧化”倾向。再加之中国作家们在致力于推进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和世界性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英语的重要性，因而相当一部分现代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英语水平，至少是阅读水平，都是相当不错的。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语的霸主地位实际上已经逐步形成了。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个时期高校课程中主要的外国语是俄语，但“文革”一结束，这种英—俄语在高等学校的课程中并置的天平便迅速有所倾斜，最终形成了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一个有着13 亿人口的大国大力普及和推广英语，在客观上也促使英语成为世界上用途最广的第一大语言。有人称其为“自我殖民化”，当然对于这种实践的功过得失将由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作出评价，现在就匆忙作出结论似乎为时过早。
再者，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由于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的崛起和全方位称霸世界的事实，再次导致了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我们今天走进任何一家书店的外语书籍专卖柜台，都能轻易地找到各种原版于美国的教科书，大有压倒英式英语之势头。再加之麦当劳和好莱坞等典型的美国文化现象在全世界的走红更是使得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而美国居于西方国家之首位，因而西方化实际上也就等于美国化。要想向美国认同，唯一的途径就是要首先学好（美式）英语，以便能够赴美国留学。① 这一系列的尝试终于使得美国英语逐步取代了英式“国王的英语”或“女王的英语”之地位，使之被放逐到了边缘，但同时却大大地拓展了（美式）英语的疆界，使之稳坐世界英语之霸主的地位，并逐步将其影响向其他语言渗透。
当然，英语的普及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不利因素：它的疆界的无限制扩张以致于它作为早先的不列颠民族—国家之母语的身份的模糊。我们今天用英语进行文化学术交流时，完全无须将其视为英美两国的民族—国家语言，而视其为一种全球性的工作语言或世界范围内的“普通话”。因此英语疆界的拓展同时取得了两方面的效果：一种（民族—国家）语言的解体和一种新的（全球性）语言的建构。这一事实为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汉语疆界的模糊进而拓展也提供了对照。
2 Significanc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and the Form ation of a New World Cultural Fra 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