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国家都处于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制约中，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法则致使我们每一个学科都面临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尤其是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在许多人看来前景暗淡，甚至能否存在下去都不得而知。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西方大学的人文学科领域内，研究经费的削减、图书资料的匮乏、学术著作出版的艰难以及教职的紧缺等，都使得苟延残喘的人文学科雪上加霜。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总结的，全球化已经取代了现代化，“全球化话语主张以重要的方式与早先的现代化话语分道扬镳，最为明显的是体现在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的变化目的论方面……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全球化的可以使人得到解放的希望表现在，它是一种永远服从于未来的希望，而全球化本身却创造了新的经济、政治剥削和边缘化形式。由全球化导致的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环境问题，已得到了建设它的工程师的承认……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经济边缘化也隐含着政治边缘化”①，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关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不少人认为这是少数知识分子主观臆造出来的一个空泛的概念，更有人错误地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趋同现象。其实并不然，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带来的直接后果更多的恰恰是文化上的多样性。例如，我们从本书中所看到的，不管是来自西方的还是来自东方其他国家的文化思潮或观念，一经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落脚，首先就经历了一个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曾经是“全球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被归化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样，中国文化在南北欧的传播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当地人们在接受过程中的取舍、想象甚至建构。西方的东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形成的。关于全球化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已在其他场合作过多次阐释，这里不再赘言。我们这里仅想表明我们的看法：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是两方面的后果。它的积极方面体现在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学术规范的制约，这样，便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就更接近国际水平；而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一部分精英文化或非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受到阻碍，因而造成新的等级对立。但是在全球化大潮的驱动下，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反弹现象，比如前几年在中国出现的歌剧《图兰朵》热、芭蕾舞热和交响乐热等精英文化产品备受青睐的现象就是这样的特殊例子。这也说明，文化上的全球化更为复杂和难以界定，因此任何简单化的描述都难以涵盖文化全球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我们应当警惕两种危险的倾向：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文化本土化的做法只能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全然丧失；反之，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容易滋长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其结果必然使我们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停滞甚至倒退，进而给我们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蒙上一层阴影。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我们的对策应当首先是顺应它，同时在不损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它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以达到我们将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出去的目的；同样，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真正与国际（而非西方）接轨。在这方面，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因此正确的态度是顺应国际潮流，与之沟通对话而非对立。这样，可以预见，21 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便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之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是像亨廷顿之流所声称的那种“文化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
可以说，全球化的大背景有利于传统汉学自身的革新和与国学的交融。过去，汉学家们自认为掌握了新的理论方法，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再加之受过严格的学院派的训练，因而可以对文化和文学史上的老问题作出新的解释；而国学家则认为，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他们才是“正宗”，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化的真谛，并占有大量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而这些则正是海外汉学家们所望尘莫及的。但随着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普及，资料的占有已不再是国学家所掌握的优势了，因此他们必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的视角上有所革新。① 同样，全球化也使得我们所身处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汉学家们很容易在十几个小时内就飞来中国和国学家们用汉语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对话，通过这样的面对面的交流和切磋，双方互通了信息，加深了了解，这必然反映在各自的研究成果中。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重建汉学首先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和不切实际的全球主义观念，认识到作为一门长期以来一直在西方高等院校的课程中占有一席的汉学并非中国文化本身的产物，而是西方出于不同的需要而设立的一门学科。发展到今天，实践已证明，这一学科的设置是合理的，但它本身又是十分复杂的。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或称国学，则是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学者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而建立的一门学问，它与汉学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理论视角也迥然有别。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客观事实，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最后达到汉学的重建之目的。
重建或革新的汉学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不仅应掌握本学科的、全面深入的知识，而且还应当广泛涉猎其他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它应当克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之思维模式的束缚，与中国的国学研究者建立平等的交流关系，而不是仅仅将中国文化当作一个远离文明中心的“他者”来考察研究，它应当及时地把国学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拿来以充实到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中。如果能做到这几点的话，我们的“送出”将和汉学家们的“拿来”相互呼应，最终共同为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推广作出各自独特的、同时又难以替代的贡献。
汉语的普及与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
不管是国内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者，或是国外的汉学家，他们若从事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就必然涉及中国语言，即汉语。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2003 年9 月5 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中宣称的，阅读和欣赏中国文学作品，不懂中国的语言显然是不行的，“我若是再年轻二十岁从头开始的话，我一定要学好汉语。”米勒等西方学者深深地知道，中国文化中的不少独特的东西，以及中国文学中的不少蕴含深邃的内容和优美的形式，尤其是其古典诗词中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音韵，是任何知识渊博、技巧高明的翻译家都无法转述的，因此，从事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必须首先从学习汉语入手。面对全球化时代英语的霸权和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大举入侵，汉语的现状究竟如何呢？本书在最后一章中将讨论这个问题。
汉语，或称“华语”，历来就是一种疆界不甚确定的语言，或者说是一个人为建构出来的现象。它本来只是中国的一个民族———汉族所使用的语言，但实际上却常常被当作是整个中国的官方语言和文字的代名词。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民族和叙述》（Nation and Narration）一书中所指出的：“民族就如同叙述一样，在神话的时代往往失去自己的源头，只有在心灵的目光中才能全然意识到自己的视野。”①汉语虽然随着汉民族的形成而形成，但汉语的疆界早已超越了汉民族，甚至超越了中国的疆界，成了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至少在当今世界的华人社区中如此。它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现状以及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发挥何种作用？它的疆界的拓展对未来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是本章所要探讨的。在下面这一节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长期笼罩着汉语之发展的巨大阴影———英语的强势地位及未来发展走向。
1 Expansion and Splitting of English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