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20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及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是最优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著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禹贡》的著作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辛树帜的西周说、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日本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
《禹贡》全文仅1189字，篇幅虽小，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堪称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因此，明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70%的篇幅。《山经》中包括大量的山名、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价值。《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此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著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史记·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虽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其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分，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代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其不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其实，若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著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其学术价值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沿革地理学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即《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其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駰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眈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著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作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著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