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人与气候是一对复杂的矛盾，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而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蓝勇认为，历史气候的变化主要是与大气环流、太阳黑子出现频率、九星汇集的地心张角有关，但人类的经济活动也会使某地区局部小气候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滥伐森林，对区域气候产生的影响。如金沙江干热河谷是历史时期早期形成的，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此地区的干热程度远不如现在严重，针阔混交林茂密，鹦鹉出没，气候比现在湿润。现在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干燥程度加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为的滥伐森林而使区域小气候变异。二是近现代人类现代城市和工矿区出现，大量排出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使局部气候趋于温暖。比如清代东川地区自雍正十年（1732）以来，“设局鼓铸，四方负贩者络绎不绝，城市居民渐积，气候亦渐和暖云”。由此记载可以看出早在清代前期西南一些工矿业集中和人口密集的城市已出现了温室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温室效应在西南一些地区是伴随着森林和水面大面积消失，空气湿度下降，进而使气候呈现向干热的发展趋势。
人类经济开发中破坏天然植被以及日常生活中燃烧薪材、煤炭，不仅导致区域气候恶化，甚至影响全球的气候变化趋势。尽管有人认为“现代气候变化取决于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叠加结果，虽然人为CO2具有一定的增温效应，但至少从目前看，人为CO2的影响还不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随着人为CO2的不断增加，中纬度地区特别是我国北方不一定都会变暖变干，土地沙漠化发展趋势在不同时期和区域的响应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人为作用而产生的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已越来越显著。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期，温室效应即随之而来，其影响的规模和强度随人类历史进程之发展而与日俱增，特别是近现代工矿业的飞速发展导致空气污染加剧，温室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已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最活跃因子之一，对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的总趋势将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华盛顿的世界资源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报告资料表明，世界十大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即占了九个（分别是兰州、吉林、太原、焦作、万县、乌鲁木齐、宜昌、汉中和安阳，另一个是印度的拉杰果德，排在第五位）。这种局面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因此，相对于欧美等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在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温室效应对区域气候变化趋势的影响更应引起充分关注。
（二）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压力的自我调适
人是一种有主观能动性和高度适应性的生物，因而与生俱来就有适应环境变化的意识和能力。这一点往往被研究气候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学者们所忽视。M。J。Ingram等强调指出，“如果历史时期在小范围内发生气候变化，过去的人类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潜力成功地适应气候变化的，这种潜力在将来还会随缓冲气候压力的高技术发展而壮大。因此，气候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涉及复杂反馈机制的双行路模式”。这提示我们，即使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边际地区，仅用气候恶化或把气候因素同其他外营力结合来解释社会问题可能是有偏颇的。
以全球变化为基本特征的气候变化往往导致各种自然灾害，尤其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各种气象灾害（如干旱、洪涝、冻害、雹灾、干热风等）和海洋灾害（如台风、风暴潮、海啸、海岸侵蚀、盐水入侵、海冰等）的发生，并进而影响人类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灾害的频繁发生常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使得历代统治者不得不进行一些灾害防治工作，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其统治地位。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防治各种自然灾害，也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例如，通过兴治水利、保持水土以改良自然条件，实行重农政策、完善仓储制度以改良社会条件，这些都是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遇灾赈济、调粟和除害，以及减免赋役、放贷复业等灾后补救，虽然都是相对消极的救灾思想，但对缓解灾情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因如此，尽管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总趋势越来越不利于人类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但人类社会的波动周期与气候变化周期却不完全同步，而社会历史进程也在不断向前推进。
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压力的自我调适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是逐渐增强的，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水利方面而论，其在中国历史上即有五个显著特点：一是水利与国家盛衰有关，水利使民殷国富，国家稳定才能兴修水利；二是区域水利发展重点与经济重心转移的关系，南北水利工程的消长与首都的粮食基地、南北赋税的消长同步；三是随着唐宋以后运河漕运之利和东南灌溉之利的发展，元明清时期出现了反对运河漕运提倡西北水利的民生思想；第四个和第五个特点分别是农田水利缓解了新增人口的粮食需求，而水利的发展又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这就说明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压力的自我调适是有局限性的，不仅其调适能力要受诸多社会人文因素的制约，而且如果调适不当的话，还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所谓的“调适”也就变成了导致气候恶化的一个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