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的主要表现
以气候变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一些学者对此已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代表性著作有美国学者罗伯特·克莱本（Robert Claiborne）的《气候·人·历史》（Climate，Man，and History）、布赖森（R。A。Bryson）与默里（T。J。Murray）合著的《饥馑的气候——人类与变动着的全球气候》（Climates of Hunger：Mankind and the World's Changing Weather）。1981年剑桥大学出版的《气候与历史——历史气候及其对人类影响的研究》（Climate and Histroy：Studies in Past Climates and Their Impact on Man）一书，主要为1979年7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气候与历史会议的论文选集，也大致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国际上对气候与历史相互关系方面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从整体上看，国外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起步稍早，成就也比较突出一些。英国学者H。H。Lamb曾提出植物、动物和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反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人类村落和不同作物栽培的极向界限。
（2）人类村落和作物栽培、季节性牧场等的上限高度。
（3）干燥地带、沙漠绿洲和甚至如今完全是沙漠地区的人类居住、植物栽培和牧场的界限。
（4）土地利用的变化，放弃从前放牧或耕种和居住过的地区，人们成群地离开人口稠密的居住地。
（5）迁移、运输和贸易的路线，有时经过在其他时期不能通行的山口和沙漠地区。
（6）依靠木制轨道通过日益成为多沼泽地的这些地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地区最终靠船才能通过。
（7）湖上住处的变化，史前欧洲（如德国施瓦本的阿尔卑斯前沿地比贝拉赫附近的非特湖和英格兰萨默塞特的格拉斯顿伯里附近）的湖上住处有时可建在湖中的木桩上或就在湖泊边缘。类似地，旧港口作业区低地后来被里海或地中海所淹没。
（8）古代在海上航行有可能遇到太多的暴风雨或被冰夹住。
（9）饥荒、人类（和动物）健康和疾病的记录、寿命的平均长度、平均身长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变化记录。
（10）记录在艺术品、建筑术和工业方面的专门特征。
应该承认，上述情况在中国历史时期都是有所反映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与程度可能与国外有一些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地理环境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吴松弟在《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一书中将秦统一以后的中国分为内地农耕社会、蒙古高原牧业社会、天山以南农耕社会、青藏高原牧业社会、东北狩猎农耕社会、云贵高原农耕社会六大区域社会，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研究了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此书中的地理环境是包括气候条件在内的，但未曾分析气候变化这一因素的影响。曹诗图等则坚信地理环境及其变化为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契机，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气候变化与汉族政权疆界北拓、游牧民族的南侵和农民起义都有密切关系。
另据有关研究和我国近2000年的战争曲线显示，每一次战争高峰期几乎都与气候环境的恶化相联系，除因环境恶化导致民族之间的战争之外，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因环境变化而引发的战争也占相当的比例。陆巍、吴宝鲁研究了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的迁移、中原新石器文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认为第四纪晚期5万年以来中国古人类三次迁移，伴随南北文化的融合，其起因是气候变化；中原（河南、晋南和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数目的变化证明古文化的盛衰、变迁和中断都是由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所决定的，在降水量超过500mm（主要因素）时，年均气温超过13℃是关中地区史前古文化繁盛的必要条件。
当然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不仅仅对中国经济与社会政治有明显影响，而且对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于希贤的研究成果揭示，中国历史上的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变迁密切相关，西周初年风调雨顺产生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西周末年川竭山崩使得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春秋战国祥和温暖造成了文化上百家争鸣、人才辈出，东汉末年以来海浸、陨雨的天变导致了魏晋厌世寻乐的玄风。这些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十分广泛而又深切的影响。
（二）气候变化影响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影响，这一点现在已无人持怀疑态度。不过，地理环境的作用过程却具有动态性与复杂性的特点。地理环境这一客观事物不仅自身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有“因时而异”的特点，即具有明显的动态性或时序性。同时，由于地理环境既是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又是社会发展的内部因素，其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是一种可变的量”，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从宏观上看，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一般不起决定作用，但从微观上看，地理环境对特定地区或在某时期对某社会现象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H。H。Lamb也阐述过类似观点，他认为尽管整个文化的兴衰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这些气候变化或者破坏粮食和其他原料的供应，或者驱使野蛮的入侵，但是“人类社会可以通过周期性的发展而前进，亦即通过一种生活方式的发现和发展，通过安乐、舒适和忍耐能力的增加与精力消耗，以及他们不能胜任来自侵略者或气候的进一步挑战，这样的周期性可能有其自身的时间尺度”。
在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样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曹诗图等对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气候变化与汉族政权疆界北拓、游牧民族的南侵和农民起义的关系的分析，即充分揭示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动态性特点。这种动态性特点的产生，无疑与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和干湿波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有较明显的相关性。气候变化在某时期对某社会现象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历史上可找出许多实证。黄初六年（225）冬十月，魏文帝曹丕到淮河广陵（今之淮阴）视察十几万士兵演习，然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由于严寒，淮河突然冻结，演习不得不停止。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引述了这条史实，得出的结论是：“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了。”魏文帝临淮视察士兵演习，其用意在于经略东南。可是这一年淮河冬季结冰这个偶然性事件的发生，完全打乱了他的军事计划。可见“这样的气候变化，确实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时，不能过分夸大气候变化的作用，更应避免刻意寻找社会变动与气候变化“相关性”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问题相当复杂，学术界对历史气候变化规律的认识尚有诸多分歧，如果不深入研究，简单套用竺可桢的气候变迁模式去分析有关社会性问题，自然会产生许多偏差；另一方面，气候及其变化只是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自然因子，在某时期对某社会现象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从整体上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变化的影响多是量上的，气候一般不起质的作用。人类社会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虽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与人文因素有关。正因如此，M。J。Ingram、G。Farmer和T。M。L。Wigley在其《历史气候及其对人类的影响》（Past Climate and Their Impact on Man）一文中，虽然认为历史气候对人类有短期影响、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并总结出一个气候对环境与社会的层次影响的基本模式，但同时指出这个理论模式本身价值很小，仅有助于分析气候与大多数经济社会现象的间接性与复杂性关系。该文认为，“问题的实质还不在于气候是否有影响，而是影响是什么以及影响是否有实际意义”，因此演示气候变迁与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在时空上的一致性，是“一种不能接受的论证方法”，在任何给定情况下，气候影响都会因其他因子的介入而受到掩盖，“气候与给定活动关系越疏远，介入的因子数就越多，如解释动乱、饥荒的发生原因时，都必须考虑气候以外的其他因子”。这种辩证分析方法值得我们在研究有关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影响作用的复杂性时参考借鉴。
（三）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域不平衡性
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域不平衡性实际上是气候变化影响复杂性的一种表现，但由于人们在分析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作用时，往往只是关注气候在时间上的波动而未考虑气候变化的地域差异，才忽略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前文已述及，在中国历史时期，无论是气候的冷暖波动还是气候的干湿波动，在同一时间段内，其变化的幅度甚至变化的方向，随纬度、经度、地形、海拔等因素的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些差异必然导致气候变化对社会影响的地域不平衡性。在中国东部的高纬度地区以及距离海洋较远的西北内陆地区，气候变化相对而言比较敏感，其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就反映得比较突出。曹诗图等所指出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气候变化与汉族政权疆界北拓、游牧民族的南侵和农民起义种种关系，实际上反映的主要是中国北方中高纬度地区的情况，尽管其社会影响可能波及全国。王守春对新疆塔里木盆地中楼兰、尼雅和克里雅三大古代遗址群兴衰与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证实，这三大遗址群都经历了公元前的兴起、1—3世纪的兴盛和发展以及7世纪的废弃。它们的兴衰变化具有一定的同步性。这意味着导致水资源条件变化的原因是共同的，即气候变化，而不是人为原因。因气候变化导致水资源条件变化并进而影响到某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情况，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像上述由于气候环境恶化而导致区域性人类文明的消失，在中国历史上也仅仅出现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地区，尤其是绿洲农业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