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耘
早在十年动乱的前两年，我由于受到“中间人物”事件的株连，已经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而处于“靠边站”的状态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间发表的。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去编辑部上班，在家里过着“员外郎”的生活。“员外郎”的生活，可能是恬静闲适、自得其乐的，也可能是百无聊赖、坐困愁城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能过的生活只能是后一种。
我闲中也读点书，再没有情绪去读长篇小说了，只好以吟诵旧诗词和校点古籍自遣，偶尔在王国维的《人间词》中读到他的一首《浣溪沙》：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怨春残。
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份况清欢。
尽管时代不同，忧患的内容也不相同，但这首充满着感伤情调的词，倒是十分贴切地描绘出了我当时的情怀和生活的。
我的住处是一个很幽静的四合院，平日上午八点钟以后，大人上班去了，孩子上学去了，独个儿坐在书斋中，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但是这个四合院的隔壁却有一座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恰巧俯瞰着我的书斋。楼上不时传出小提琴的琴音，总是那么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牵动着我的忧思愁绪。我虽然对音乐并不内行，但一些熟悉而深情的乐曲，比如说，《骊歌》（Auld Lang Syne）、《肯塔基老家》、《老黑人》、《伏尔加船夫曲》、《松花江上》、《渔光曲》等等，都能把我引进一种感情微醺的境界，有时甚至潸然泪下。我自问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前半生，我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戎马生涯，什么悲惨的事情我没有经历过呢？什么残酷的场面我没有看到过呢？也许人到中年，就更容易伤于哀乐吧！那把小提琴拉出来的哀伤的乐曲，特别是莫扎特的那支《安魂曲》，总是像梦魇一样地折磨着我的心灵，使得我悲从中来，泪湿青衫。
我听得出来，小提琴的琴音是出自两个人之手的。有一个是很熟练的甚至相当高明的小提琴手，另一个是初出茅庐的但天分很高的小提琴手。我对音乐的欣赏虽然远达不到周瑜的水平，“闻弦歌而知雅意”，但隐约地也感觉到，那位老练的小提琴手心情有些忧郁，他的琴音中往往夹杂着无限怅惘与哀愁。另一位小提琴手的感情是随着乐曲的情调而转移的，他大概是个“为艺术而艺术”派吧，他把《西班牙斗牛士》演奏得那么倜傥欢快，把《摇篮曲》演奏得那么亲切深情，把《圣母颂》演奏得那么肃穆庄严，又把《小夜曲》演奏得那么缠绵悱恻。
奇怪的是，我虽然几乎日日夜夜都跟这两位小提琴手“神交”，但是从来没有机会见他们的面，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我都一无所知。我也不打算去结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我冒昧地去登门拜访两位素昧平生的邻居，恐怕是不大合适的吧。患传染病的病人应当回避别人，何况我患的是“政治性传染病”呢！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了解到这两位拉小提琴的芳邻的一些情况。一位女民警到我家里来核对户口。按职务来说，我当时还算是个起码的“高干”，政历上又并无任何可疑之处。至于文艺界的风风雨雨，谁受批判，谁犯错误，只要不转化为敌我矛盾，公安人员向来是不过问的。在那位女民警的心目中，我俨然还是个“首长”，让“首长”了解一下邻居的一般情况，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在闲谈中，女民警告诉我，住在隔壁小楼上的那家人只有父女俩。父亲名叫江韵，已经四十六岁了，原来是一间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师，一九五七年“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两年，一九六〇年摘掉了帽子，又回到音乐学院工作，当然再不适合“为人师表”了，让他当了个教务员。他的爱人在他下放劳动期间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个女儿，叫江薇，只有十七岁，还在高中三年级上学，她的性格本来是很活泼开朗的，但父亲的不幸遭遇和母亲的悲惨死亡，难免给她的青春抹上一层淡淡的哀愁的色彩。
从女民警的简略介绍中，我对这两位芳邻的身世稍为有些了解了。经过反复考虑，加上由于难堪的孤独感所驱使，我下了决心去拜访他们。我想，对于他们这样的人家来说，我这么一点小小的“政治性传染病”已经算不了什么可怕的危险。何况，我上他们家里，无非是想听听音乐，决不会谈到政治或者其他“干预生活”的话题的。尽管程度不同，我们都是命运的“弃儿”，“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第二天碰巧是星期六，这是一个深秋的晚上，北风从老槐树上刮下最后的残叶，沙沙地滚过庭院，路灯把黯淡的光芒投射在我们两家的门前。我终于鼓起勇气，从侧门走上隔壁的阁楼，轻轻地敲了敲这道油漆早已剥落的房门。
“谁啊？”门里响起一个沙哑的男中音，它远不如小提琴琴音那么美妙悦耳，主人带着诧异的神色给我开了门，他是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中年人。
“江老师，我是住在隔壁的，姓黄，您叫我老黄就得了。好几个月来，我一直欣赏着你们演奏的小提琴，有时令我欢乐，有时又令我伤心和痛苦。今晚我特地登门拜访，一来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想就近听听你们的演奏，我是十分喜欢音乐的，可惜是个外行。”
江韵瞪大着眼睛，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唔，黄同志原来我们是邻居，怪不得那么面善。欢迎！欢迎！我们在这里练琴，不会打扰您吧？不瞒您说，您真是个稀客，五年来，您是第一个登门来看我们的客人，一个素昧平生的‘知音’。您不会见怪我这样冒昧，管您叫做‘知音’吧？”
江薇一边收拾着饭桌，一边稚气而天真地瞟着我说：“黄叔叔，您不认识我，我倒认识您呢！前几年，我就经常在报纸刊物上读到您的作品，您不是写过一篇《杜子美还家》的小说，还写过一篇《中秋节的晚餐》的散文么？我还为那个叫做小兰的女孩子掉过泪呢！可是近来很少读到您的作品了，您大概是生病了；您的脸色不大好。您喝口热茶提提神吧！”她给我沏了一杯滚烫的浓茶。
“谢谢！我没有什么病。哈哈，你的爸爸管我叫‘知音’，那么，你也可以算是我的‘知音’了！其实，你大可不必为那个女孩子伤心，她死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倒是死得其所，比我们许多人都死得有价值得多。”
“黄叔叔，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有时候也议论您，他们说，您的作品都是挺忧郁的，不健康的，这样不好，一点也不好，缺乏‘时代精神’。不过我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倒挺喜欢读您的作品，读了直叫人掉泪！”
我不想把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这很容易会牵扯到政治问题上去的。我呷了一口热茶，为了转个话题，就很有礼貌地建议：“江老师，还是让我们的音乐会开始吧，我来您这里，是为音乐，我请求您为您的‘知音’演奏点什么，然后，我也希望我的‘知音’给我演奏点什么！”
江薇的脸刷地红了：“我什么都不会，还是让爸爸给您演奏吧。”
那天晚上，江韵给我演奏了好几支古典音乐的名曲，有肖邦的，有贝多芬的，有莫扎特的，有柴可夫斯基的，有舒伯特的……他的指法真是没说的，从琴弦上拉出来的旋律，真好像行云流水一样，有时是轻轻地拂过，有时是沉重地触动着听众的心弦，虽然只有我孤零零一个听众，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在演奏。
我想，这样的音乐就是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给几千名听众演奏，也会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的。在我的恳求下，江薇最后也演奏了一支萨拉萨蒂的《茨冈人之歌》，也许，她是想冲淡一下这沉重的气氛吧！
从此以后，不管是雨雪霏霏的寒夜也好，还是黄埃散漫的刮风天也好，几乎每一个星期六晚上，或者是星期天下午，我们都举行一次这样三个人的音乐会（包括两个演奏者和一个听众）。有时在江家的阁楼上，有时在我家的客厅里，无论是演奏者也好，听众也好，都是全神贯注，如醉如痴。
这种现象很难解释。人们的心灵有时是那么不容易相通，共事十多年也没有说上一句推心置腹的话；但有时又很容易相通，通过音乐作为媒介，我跟江家父女不久就成为真正的“知音”了。我们谈音乐，谈文学，甚至彼此都敞开了心扉，谈到人生的意义和命运的奥秘，谈到少年时代某些悲惨的往事和甜蜜的往事，使人永志难忘的往事和使人不堪回首的往事。当然，我们还是小心谨慎地回避开政治性的问题。
我有两个朋友了，两个“知音”了……这意味着多么甘美的幸福啊，特别是正当我的心境十分荒凉孤寂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友谊虽然还未达到倾心相许、剖腹相示、生死患难与共的程度，但几乎可以无话不谈了。我真是得天独厚，倘若真有所谓上帝的话，上帝赐给我的幸福也许已经远远超过了我那坎坷的命运。由于我有了可以倾诉、可以慰藉的朋友，这么一点点精神上的委屈毋宁是值得欣慰而无可抱怨的事情了。
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终于打断了我们这个小小的音乐会，同时割断了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友情的纽带。一九六六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三月里，街道上还是积雪没胫，好不容易盼望到丁香花盛开的五月上旬，天气变得暖和和舒适起来，香椿树也吐出嫩芽来了。可是政治气候却越来越冷酷，呈现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征兆，在这种气氛底下，谁还有心情去欣赏音乐呢？我闷坐在书斋里，从窗口仰望着那座小楼房，房子似乎被一层浓雾笼罩住了，只露出一个灰色的若隐若现的轮廓。它曾经对于我是那么亲切，那么可爱，那么值得留恋，那么深情地抚慰过我那受尽了创伤的心灵。但，如今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踏上这座小楼的楼梯了，仿佛有一个隐形的魔王在那儿君临着一切，监视着我和我的邻居的一举一动。
五月底的一个黄昏，夕阳把忽明忽暗的余晖投射在那座小楼房上，窗户虽然紧闭着，那里面还偶然传出几声小提琴的琴音，琴音是那么轻，那么低，仿佛是悄悄的絮语，生怕叫别人听到。但即便是那样，我已经感到无限安慰了，我知道那座小楼里还有人居住，我的朋友还好好地生活着，没有受到迫害。我那个琴弦上的好梦啊，至少还没有完全破灭，完全消逝。
天已入黑，满天星斗，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槐花的芬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柔和的初夏之夜啊。平时在这样的夏夜里，该有多少对恋人在公园里，在东长安街上，携手同行，偎依并坐，享受着青春的幸福。可是，在这个不平凡的夏天里，青年男女们全都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穿上草绿色的套上红袖章的“红卫兵服”，拎着标语和浆糊桶出入于大街小巷，去“破四旧”，去“抄家”，去“揪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哪里还顾得上去谈情说爱呢？虽然在战争时期也会有人谈情说爱的，但，这是一个比战争时期还要严酷得多的年代啊！
忽然，从小巷深处传来一阵异样的声响，有跑步声，有喊口号声，有唱语录歌声……越来越近，我有点紧张起来，以为这股“革命洪流”准是冲向我家里来的，但是我猜错了，他们经过我家门口冲上了隔壁的小楼。
接着，小楼的楼梯给踩得咯吱咯吱直响，至少有二十个红卫兵上了楼。接着就是一阵震天价响的口号声：“坚决打倒老右派江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声像一颗颗重炮弹，集中轰击着这座小楼，这座本来早就摇摇欲坠的破旧楼房好像快要被震塌了。搀杂在口号声中的是砸东西的声音，从各种不同的声响中，我大致分辨得出砸的是什么东西，首先是那个紫红色的大花瓶，接着是那个雕花的竹笔筒……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属于“四旧”，最后大概是有人发现了那个小提琴，要拿来砸，江韵边喘着气边恳求：“这个……这个请你们不要砸，这不是‘四旧’，是乐器，你们大家也都拉过的。它是我的命根子，砸了，我就活不下去了！”江薇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了，可是她没有哀求，她知道哀求也是无济于事的，况且她是个有骨气的、倔强的孩子呢！
小提琴不是被砸在地上，而是用大力拍打在江韵的头上，琴盒一下子就四分五裂了。江韵啪的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立刻拥上来一些人，推的推，搡的搡，把他架起来拥下楼梯。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还大声吆喝着：“别躺下来装死！把他揪回学院去批斗，不能让他舒舒服服地呆在家里。听说前两天这个老右派还在偷偷地拉他的小提琴呢！阶级敌人都是一个样儿，像大葱似的，皮烂肉焦心不死！”
这场可悲的闹剧不到半个小时就收了场，街坊邻里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热闹，其实也没有什么热闹可看的。在那个年头，这样可悲的闹剧在整个北京城里不间断地演出，每条胡同，每个小时都在演。“少见多怪”嘛，见多了，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已经是更深人静了。我冒着很大的风险（谁知道那些红卫兵会不会卷土重来呢！），悄悄地爬上隔壁那座很熟悉的小楼，房门已经被砸烂了，房子里好像经过一场大地震似的，一切都给翻得乱七八糟。小江薇抱着那个破碎的小提琴俯伏在床上，捂着脸啜泣着。琴弦全断，她就是想拉一曲悲歌来排遣排遣自己的哀愁和痛苦也不可能了。
我轻轻抚摸着她的肩膀：“小薇，这儿住不得了，到我家里去住一宿吧，你跟小梨睡一张床。（小梨是我的女儿，那一年只有十二岁，比小薇还小五岁。）至少今天晚上，我家里还是安全的。再说，你大概还没有吃过晚饭吧，好孩子，快去，我叫蔡阿姨给你煮碗鸡蛋挂面吃。”
江薇双手绞着那条湿透了眼泪的小手绢说：“谢谢您，黄叔叔。可是以后的日子怎样过呢？明天大清早，我还是到温泉公社白家疃我大姨家里去住吧。她家是庄稼人，不会有事的。我明白，在您家里住下去，会连累您的。再说，您家很快也会给抄家的，您的命运不见得会比我爹好多少。”
江薇第二天早上就走了。我噙着眼泪给她收拾行装，送她上车。她的话，果然不幸而言中，一个星期以后，发生在江家的那种可悲的闹剧又在我家里重演了一遍。我自己，也被造反派宣布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三合一的罪犯，隔离审查。
我的运气还算好，到了一九六九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转移到抓“叛徒”和“特务”，什么“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等等，都已经构不成多大罪名了。因此，在被隔离审查整整三年之后，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晚秋，我就被“解放”，完全恢复自由了。
恢复自由后的第一天，我就回到自己的老窝去，还好，除了被抄走了一部分书籍、手稿和信件之外，人口平安。连那只小花猫也安然无恙，不过已经长了三岁，变成老猫了。我稍事安顿下来，就爬上隔壁那座小楼上去，想打听一下江家父女的下落。住在小楼上层的是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家，他们是一九六七年年初才搬进来的，根本不认识江家，也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座小楼从前的主人搬到哪里去了。
我还不死心，又向住在楼下的那一家人打听，起初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后来一位好心肠的老大娘把我拉到一个旮旯里，悄悄地凑近我的耳边说：“老同志，您不是住在隔壁的那个老黄吗？您刚回家来？我差一点都认不出您来了。您打听的那位江老师，早两年就去世了，听说是死在学校里，怎样死的，咱说不上来。他那个小闺女，叫什么小薇薇，怪可怜的，一直没有再回来。有人说，她上山下乡到北大荒插队去了。像她这样的人，这时哪里还能住在北京城里呢？小薇，多好的孩子，又聪明，又听话，又懂事，又孝顺她爹，她招了谁、惹了谁啊？唉！这世道！……”
我独行踽踽地，心情黯淡地沿着那条柏油路面的小胡同来回走着，走了一段路，又痴痴地回过头来望那座小楼房一眼。这是一个忧郁的晚秋的日子，眼前的一切景物都被淹没在傍晚的苍烟和夕照当中。当年我常常跟江家父女俩在这条胡同上散步，我们一边走，一边谈音乐，小江薇跟在后面哼着她所喜爱的曲调，有时是气势雄壮的进行曲，有时是情调低沉的小调。而现在，只留下我一个人沉重的脚步声了。
“雾失楼台。”我所失去的不仅是这座小小的楼房，而是我在患难中结识的两个挚友，一个大朋友和一个小朋友。爱和友谊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永远。虽然已经经过十五年了，这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我还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忽然记起聂绀驽同志的两句旧体诗：“今朝日出云开了，旧侣含悲酹一觞。”我想借用这两句诗，献给我的亡友江韵在天之灵。我甚至还在想，总有一天，我会打听到那个可爱的小江薇的下落的，没准她在哪里偶然读到这篇文章，会突然给我写一封信，通过出版社转给我，告诉我她生活得很好，很幸福。现在她已经人到中年，可能是一个很出色的小提琴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