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繁华深深震惊陈庆之，打小人们就告诉他，野蛮人占领中原，中原已是蛮夷之地，一片荒土，牧羊放马之处。南朝自诩华夏正统，而眼前的洛阳比南京繁华数倍，服饰礼仪道德有过之无不及。梁朝以文化建设最为自傲，而洛阳佛教之鼎盛更是陈庆之见所未见。
佛教仰仗施舍，《西游记》中如来不肯白手传经，阿傩索取人事，三斗三升米粒黄金贱读经文。南方人小气，萧衍无奈之下，不得不以身作则，将国库钱财舍与寺庙。北魏国人舍僧却是大气，争建寺庙宝塔。《洛阳伽蓝记》中载：“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
禅宗始祖菩提达摩自印度来中土，见到洛阳永宁寺，“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感叹自己遍游极度佛界未见此等精丽之佛寺。
陈庆之入洛阳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始见大国气象。物质文明带给人视觉上的震憾，文化带来灵魂震撼，一如日本人膜拜盛唐。唐代中国文明达到最高峰，融合四夷，傲视天下，汉、明难极。
《洛阳伽蓝记》记载的一则故事生动描述陈庆之入洛后的心理。禁卫军官张景仁宴请陈庆之。张景仁系梁朝人，陈庆之的江南旧友，跟随萧宝寅来到洛阳，官拜羽林监。赴宴者多为江南降将，只有杨元慎和王眴属于中原大族。
酒过三巡，陈庆之大发感慨，对众人说：“魏朝确实强盛，但毕竟五胡之一，华夏正统当在江左，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今在梁朝。”
陈庆之长于江南，自然心向家乡故国。他护送元颢回洛阳夺取大位，武功震动天下，所以敢于大庭广众之下为梁朝讨正统。
在座全是汉人，其中大多数人从南方而来，也都频频点头。杨元慎站起身反驳，言语尖刻，《洛阳伽蓝记》全篇转载他的辩论。他说北魏是胡族，那么淮河南北就是夷族，长江之南更是蛮族。南方文化落后，人和禽兽一般，刘劭杀父、刘骏恋母、山阴公主勾搭褚渊包养一批小白脸给老公戴绿帽子，还引以为荣。我们魏国有这种事吗？你们这些江海河流里出来的水族，喝我们的矿泉水，吃着我们的精粮，说话怎么放肆到这种地步呢！
陈庆之听后，“杜口流汗，合声不言。”闭上嘴，不说话了，汗流浃背。陈庆之不是强盗，修养境界很高，不会毫无道理地拍案大怒。人家讲得是实情，孝文汉化后北魏人的文化素质比江南高上一个层次。不说汉化贵族，尔朱荣、元天穆等北方鲜卑贵族均有修养，别看尔朱荣大杀百官，平民百姓秋毫不犯，北魏国恢复野蛮风气始自尔朱兆。
《洛阳伽蓝记》作者杨炫之是同时代的北魏官员，他的记载不说百分之一百的准确，也绝不会像后人所说为杨元慎添油加醋。
杨元慎其实与南朝颇有渊源，祖藉弘农，中原高门望族。他的祖先曾跟随宋武帝刘裕入关，北伐失败留在北魏。他能为魏国争名，足见孝文汉化的影响力，以及汉人对魏国政权的认可。
陈庆之呆在洛阳六十五日，短短两个月思想变化翻天覆地，回到江南对北方人特别尊重，常对人说：“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陈庆之不再小视魏国，开始着手准备巩固胜利果实。
此时，元子攸、尔朱荣率大军南下，与元天穆会师，东西夹击攻下河内（今河南沁阳），反击洛阳战役就要打响了。
陈庆之忧心忡忡，元颢的军队越聚越多，洛阳魏军多达十万，梁军兵源无法补给。魏军相当于伪军，兵再多不能依靠。陈庆之劝元颢将流落各地的南方人召集起来参军，请求梁朝加派军队来保卫洛阳。元颢不笨，陈庆之七千白袍兵横行河南，再增加兵马，北魏国谁说了算？元颢不同意，又怕陈庆之向萧衍打小报告，抢先上表，说大局已定，只剩下山西尔朱荣一股小部队，南军不必再来。萧衍无意吞并北魏国，战略意图已然实现，也就不再向北方派遣军队。
陈庆之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部下劝他杀死元颢占领洛阳逼朝廷派兵增援。有违萧衍战略思想的事，陈庆之不会做，他就是萧衍手下一将，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是指战术方面，自己军队无法独立完成的事怎么去做。
强敌在外，内部不和，仗怎么能打赢。陈庆之又想出一招，去彭城，他挂名徐州刺史，要求合情合理。元颢见陈庆之想开溜，坚决不允许，拿萧衍压他：“皇上让你我守洛阳，你丢下我去彭城，只考虑自身的荣华富贵，你辜负皇上，我也吃罪不起！”一提萧衍，陈庆之默不作声。
好钢用在刀刃上，元颢让陈庆之守北中城。北中城在哪里呢？《水经注》中载：“北魏太和十七年，迁洛，命作河桥。河北侧岸有二城相对，置北中郎府戍守之，因谓之北中城。”
河桥是黄河上的一座连结南北的浮桥，用船只搭建而成。河桥在哪里呢？在今天的孟津渡口。渡黄河要过桥，北中城即是黄河浮桥的北端桥头堡。
陈庆之率白袍队主力驻守北中城，元颢率魏军及一部白袍兵守南岸，元冠受和元延明等将领沿黄河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