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仲杀雍纠（桓公十五年）高渠弥杀昭公（桓公十七年）齐人杀子亶（桓公十八年）楚杀子南（襄公二十二年）
“左传背景”
桓公十一年夏天，郑庄公死了。当初，祭仲很受庄公的宠信，庄公任命他为卿，曾代表庄公迎娶邓曼，后来邓曼生下昭公，因此祭仲便立昭公为国君。而宋国的大夫雍氏，把女儿姞嫁给郑庄公，生下了厉公。雍氏得到宋庄公的宠信，所以宋国就诱骗祭仲到宋国来，然后逼迫他立厉公为国君。祭仲只好跟宋人盟誓，然后带厉公回到郑国并立他为国君。
桓公十五年，祭仲在郑国的权势越来越大了，郑厉公为此十分忧虑，厉公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去杀他，雍纠的妻子雍姬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便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祭仲，于是祭仲便杀死了雍纠，把尸体放在周氏的水池边示众。郑厉公得知此事，便逃离了郑国。
桓公十七年，高渠弥杀死了昭公。起初，郑庄公十分宠信高渠弥，想用他做卿，可是郑昭公极力反对。等到昭公被立为国君后，高渠弥由于畏惧昭公会杀他，就逆弑了昭公，然后立昭公的弟弟子斖（wěi）为国君。
桓公十八年秋天，齐襄公驻军在卫地首止，郑公子子斖和大夫高渠弥参加了会谈，而郑大夫祭仲却十分怀疑齐襄公的目的，就装病不去。后来，齐人果真杀死了子斖，又把高渠弥五马分尸。于是祭仲到陈国迎接郑公子仪，决定立他为国君。
楚国的令尹子南滥用职权，楚康王准备治他的罪。子南的儿子弃疾就很诧异地问他什么缘故，康王说：“令尹的无能，你是知道的，现在要治他的罪了，你仍肯留在寡人的身边吗？”弃疾说：“杀死父亲而任用他的儿子，这样的臣子，王还用他做什么呢？但是泄露君命，应当受到重刑，这也是臣下所不愿意做的。”于是楚康王就在朝廷上杀死了子南。
这一篇里面，东莱先生讨论了人面对几种道德困境的态度问题。一种是面对死亡，东莱认为诚如孟子所言，有比死亡更让人厌恨的，那就是不义，所以应该英勇就义。一种是各种纲常发生冲突，东莱指出君子是不会面对这种困境的，只有不仁义的人才会遭遇。
“原文”
告君子以理，告众人以事。所谓众人者，见形而后悟，按迹而后明，非遽可理晓也。
“译文”
告诉君子以道理，告诉众人以事实。被称为众人的人，眼睛见到了形象方才晓悟，手指触到了痕迹方才明了，不是可以马上用道理让他们明白的。
“原文”
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君子于处死生之际，固自得于言意之表矣[1]。由众人观之，则天下之可恶者，孰有甚于死乎？虽申告以义之重，然彼不知义果何物，口诵心惟[2]，淡乎若大羹、明水[3]之无味也。以无味之言而驱之就其所恶之死，吾知其难也。曷若告之以事，因其素所晓者而入之乎？
“注释”
[1]言意之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语言不能充分表达意（人的思维），所以主张通过回忆联想等手段，从文字中领会无限的言外之意。这里是指君子已经深刻了悟到死的大义。表即外的意思。
[2]口诵心惟：惟，疑为“违”。
[3]大羹、明水：祭祀所用的汤水。大羹，《仪礼·士虞礼》作“泰羹”，祭祀时所用的肉汁。明水，古代祭祀时用铜鑑所取的露水。
“译文”
孟子说：“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有比死亡更可恶的东西。”君子在处于生死交关的时候，固然是安定自若，已经通达了生命的大义。但由众人看来，普天之下最可厌恨的，还有什么能超过死亡吗？虽然向众人解释了“义”的重要性，但他们不知道“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口里念叨着，心里思想着，把它看得像粗劣的菜汤和凉水一样寡淡无味。用无味的言语来驱使他们接近他们所厌恨的死亡，我知道是很难的了。何不用事实来告诉他们，凭借他们平常所知道的事情而让他们进入道理之门呢？
“原文”
祭仲当宋人之执[1]，而不能死，必以所恶者莫甚于死也，故宁受逐君之名。然不数年，而有雍纠之谋，使仲弗先知，则陷厉公之机[2]矣。向之死以殉国，今之死以怙欢[3]，其荣辱天渊也！当是时，虽欲复死于宋，其可得乎？其后，当昭公之弑，而又不能死，亦必以所恶者莫甚于死也，故宁纵弑君之贼。不数月，而有首止之会，使仲弗先知，则随渠弥之戮矣！向之死以讨乱，今之死以从逆，其荣辱天渊也！当是时，虽欲复死于昭公，其可得乎？
“注释”
[1]祭仲当宋人之执：见左传背景。
[2]机：捕鸟兽的机槛，引申为圈套。
[3]怙欢：怙，倚仗。欢，疑当为“权”。
“译文”
祭仲被宋人擒住，而没能赴死，必定是因为没有什么比死亡更让他厌恨，所以宁愿忍受驱逐国君的名声。但是没过几年，就有了雍纠对他的阴谋，假如祭仲不是提前知道，那么就陷入郑厉公的圈套了。那时，是为国家而牺牲；现在，是因为倚势专权而死，光荣和耻辱，真是判若天渊啊！此时，即使想再死于宋人之手，又怎么可能呢？后来，当郑昭公被高渠弥杀害时，又没能赴死，也必定是因为没有什么比死亡更让他厌恨的，所以宁愿放纵杀害国君的罪人。没过几个月，却有了在首止这个地方进行的聚会，假如祭仲不是提前预知，那么，也随着高渠弥被杀掉了！那时，是因为讨伐叛乱而死；现在，是因为顺从逆臣而死，光荣和耻辱，真是判若天渊啊！此时，即使想再为昭公而死，又怎么可能呢？
“原文”
人之所不可复得者，生耳。今反思死不可复得，则孟子“所恶有甚于死”之论非矫情也。既达[1]者观其理，未达者观其事。处[2]死之道，思过半矣。然祭仲之处死，犹未是[3]为难也，臣之死于君，死于国，职也。
“注释”
[1]达：通达、知晓。
[2]处：处置。
[3]是：疑当为“足”。
“译文”
人不可能再次得到的，是生命。现在反过来思考，死亡也不可能再次得到，那么孟子“有比死亡更可恶”的议论，不是故意违背常情啊。已经通晓了的人看道理，尚未通晓的人看事实。关于对待死亡的方法，思考已经很多了。而祭仲面对死亡的这种情况，还不算是很困难的事，臣下为国君而死，为国家而死，是他的职责。
“原文”
乃若雍纠将杀祭仲，而谋于其女；楚子将杀子南，而告于其子。为其女、为其子者，将若之何？父也，君也，夫也，鼎立为三纲[1]，而世未有能轻重之者也。全彼则害此，全此则害彼，岂非天下之至难处，而君子所当先讲乎？
“注释”
[1]三纲：古代的礼教规范。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
“译文”
而像雍纠将要杀祭仲，却和祭仲的女儿商量；楚王将要杀子南，却告诉了子南的儿子。那么，做祭仲女儿和做子南儿子的，将要怎么办呢？父亲、国君、丈夫是鼎足而立的三大纲纪，世上没有哪个能把它们分出轻重的。保全了那个就伤害了这个，保全了这个就伤害了那个，这难道不是天下最难处置，而君子应当最先加以讨论的吗？
“原文”
曰：“是不必讲也。”有是事，则有是理；无是事，则无是理。若雍姬、弃疾之事，君子之所必不遇也。伐国不问仁人，对孝子而公言将杀其亲，世之所无也。君子之深爱婉容[1]，见者欲消，虽欲微诋其亲，犹忸怩而不能出口，矧[2]曰杀之云乎？闻君子死亲之难矣，不闻人敢以杀其亲之谋告君子也。里闾[3]之相毁訾者，遇其所厚在席，必为之止。父子间岂朋友比哉？
“注释”
[1]深爱婉容：和顺的样子。《礼记·祭义》记载，有深厚的爱心的孝子，必定有和气；有和气的必定脸色愉悦；脸上愉悦的必定有婉容。
[2]矧：何况，况且。
[3]里闾：乡里。里，古代居民基层组织，二十五家为一闾。里，古代居民区名。一里所含的居民家数说法不一，历代也有变化。
“译文”
我却说道：“这个问题，是不必讨论的。”有这种事，就有这种道理；没这种事，就没有这种道理。像雍纠和弃疾的事情，君子是一定遇不到的。攻伐别国的事，是必定不向仁厚的人请问的。当着孝子的面，却公开扬言要杀害他的父母，世上是没有这种事的。君子那友爱而和婉的面容，人们看一眼，意气就自然消解下来，即使想稍微毁谤他父母几句，尚且惭愧地说不出口，更何况是要杀了他父母这些话呢？我听说过君子因为父母的祸难而死的事情，而没有听说过人家敢把杀他父母的计谋告诉君子的事情。互相毁谤指摘的乡里人，遇到与他们交情深厚的人同在座位上，一定会为了他而停止毁谤。而父子之间的感情，怎能是朋友可比得上的呢？
“原文”
雍纠不以雍姬为可忌而谋之，楚子不以弃疾为可惮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之为人矣！平居暇日诚不足以动人，祸已至此，告者杀夫，不告者杀父，左右皆坑谷也。果君子，则必不至闻此言；果闻此言，则必非君子。两者乌可并立耶？吾之所忧者，不能造君子之域耳。未有既为君子，而复遇此变者也。
“译文”
雍纠不以雍姬为应当忌讳的人，而和她商量杀害她父亲的计谋；楚康王不以弃疾为应当忌惮的人，而告诉他要杀害他父亲的事情，本就可以判断这两个人的为人了！在日常空闲的时候诚然不能够撼动人，当灾难发展到这种地步，告密就杀害了丈夫，不告密就杀害了父亲，左右都是火坑悬崖。如果真是君子，就一定不至于听到这样的话；如果真听到了这样的话，就一定不是君子。这两种情况，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我所担忧的是，不能达到君子的境界罢了。没有已经成了君子，却又遇到这种变故的。
“原文”
今缓于为君子，而急于讲二人之得失；不欲消此变，而欲当此变。抑末矣！故曰：雍姬、弃疾之事，非君子所当讲也。
“译文”
现在不急于做君子，却急于讨论两人的得失；不打算消除这种变故，却想遭遇这种变故。也太穷枝末节了！所以我说：雍姬、弃疾的事情，不是君子所应当谈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