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背景”
隐公十一年，郑国和息国之间发生争执。息国进攻郑国，两国在郑国境内作战，息军大败而归。君子认为息国将要灭亡了，因为它“不揣度德行，不衡量力量，不亲近亲戚，不明辨是非，不查获有罪，犯了这五条，还要去讨伐别人”。
东莱先生在这里讨论了弱小贫贱者如何自处的道理。他要人们把贫贱富贵当成身外事，安然处于贫贱困厄之中而保持内心的平和。
“原文”
居贱恶劳，居贫恶困，居难恶辱，皆祸患之招也。天下之理，贱不与劳期而劳自至，贫不与困期而困自至，难不与辱期而辱自至。是犹形影之相随，声响[1]之相应也。岂有形能离影，声能离响者乎？不知其不可离而欲离之，此所以连臂[2]而自投于祸患之网也。
君子以谓[3]，劳者贱之常，困者贫之常，辱者难之常。彼其所以冒于祸患者，特不能处其常而已。自处于劳则在贱而安矣，自处于困则在贫而安矣，自处于辱则在难而安矣。处小国之道亦犹是也。处小国者，当卑，当逊，当忍耻，当屈身。岂不以弱者小国之常耶？
“注释”
[1]响：回声
[2]连臂：两臂相合，束手。
[3]以谓：认为。
“译文”
处于低贱而厌恶劳作，处于贫穷而厌恶困厄，处于苦难而厌恶耻辱，这些都是招来祸患的箭靶啊。天下的道理，低贱没有与劳作相约而劳作自己到了，贫穷没有与困厄相约而困厄自己到了，苦难没有与耻辱相约而耻辱自己到了。这就好像形体与影子相伴随，声音与回响相呼应。难道有形体能离开影子，声音能离开回响的吗？不知道它们不可分离而想要分离它们，这就是报着胳膊投进祸患的罗网。
君子认为，劳作是低贱时的常态，困厄是贫穷时的常态，耻辱是苦难时的常态。那些触冒了祸患的人，只不过是不能安处他们的常态罢了。安然自处于劳作当中，那么在低贱时就安定了；安然自处于困厄当中，那么在贫穷时就安定了；安然自处于耻辱当中，那么在苦难时就安定了。小国自处的道理也像这样。处于小国地位的，应当卑下，应当谦逊，应当忍耐耻辱，应当委屈自身。这难道不是因为微弱是小国的常态吗？
“原文”
息之为息，在春秋之时至微也。介乎大国之间，虽祗慄危惧犹恐不能自保，况敢与人争乎？当其与郑违言[1]之际，息侯盍自咎曰：“小大之不敌，天也；小国之见陵[2]于大国，亦天也。天实为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胜一朝之忿，忘其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败，而五不韪之责[3]皆萃[4]其身也。”然郑息俱有违言，郑之大不先加兵于息，息之小反先加兵于郑，何耶？盖小国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师所以先动也。是心也，非特息侯为然。凡人之处于困厄穷弱之地，其最不平者，莫甚于人之陵我。吾将有以晓之。
当贵盛之时，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贵者也；当贫贱之时，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贱者也。奚[5]以知其然耶？使吾先贵而后贱，我之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6]变而见陵，则回视前日之奉我者，岂真奉我乎？使吾先贱而后贵，我之为我亦自若也。而陵我者遽变而见奉，则回视前日之陵我者，岂真陵我乎？彼自奉贵者耳，我何为而喜？彼自陵贱者耳，我何为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将治我之事也，何暇助[7]贵者之喜，助贱者之怒哉？
“注释”
[1]违言：言语相违悖，即发生口角。
[2]陵：侵犯，欺侮。
[4]五不韪之责：五条罪责，即“不揣度德行，不衡量力量，不亲近亲戚，不明辨是非，不查获有罪”。
[3]萃：聚集。
[5]奚：何处，哪里。
[6]遽：突然，仓促。
[7]助：帮助，替。《史记·窦皇后传》：“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译文”
息国在春秋时是极其微小的。身处大国之间，虽然胆战心惊、担忧恐惧还恐怕不能自我保全，更哪敢与人争斗呢？当息国与郑国言辞抵触时，息侯何不责备自己说：“小不能战胜大，这是天命；小国被大国欺凌，也是天命。天命这样，我怎么敢违抗天命呢？今天是不能克服一时的愤怒，忘掉自己的弱小而冒犯强大的，自己接受失败是适当的，而五个过失的指责都聚集于自身了。”然而郑国息国都违背了誓言，郑国强大而不先对息国发兵，息国弱小反而先对郑国发兵，是什么道理呢？大概小国的心理是常怀疑别人要欺凌我，所以愤怒之心很容易滋生，这是息国军队先发动的原因。这种心理，并不是只有息侯这样。但凡人处于困厄穷弱的境地，他最不能心平气和的，莫过于别人欺凌我。我将有理由证明这一点。
当我富贵昌盛时，别人奉承我，并非是奉承我，他们奉承的是富贵之人；当我贫贱的时候，别人欺凌我，并非是真的欺凌我，而是欺凌贫贱之人。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假使我先富贵后贫贱，我还是我。奉承我的人突然改变而欺凌我，那么回头看看以前奉承我的人，难道真的是奉承我吗？假使我先贫贱而后富贵，我还是我。而欺凌我的人突然改变而奉承我，那么回头看看以前欺凌我的人，难道真的是欺凌我吗？他们自行奉承富贵的人，我为什么要欢喜呢？他们自行欺凌贫贱的人，我为什么要愤怒呢？心，是我的心，本来只是要治理我的事。哪有闲暇来替富贵者喜悦，替贫贱者愤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