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背景”
文公七年，当先蔑和士会去晋国迎接公子雍，准备拥立公子雍的时候，赵盾背弃了先蔑和士会而拥立灵公。既然灵公即位，那么先蔑和士会就相当于叛臣了。于是先蔑逃到秦国，士会不听从同僚的劝告也逃到了秦国。以前士会和先蔑本是同僚好友，如今都逃到了秦国，按常理，他们本应当共患难。但是士会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从此不再和先蔑见面了。后来士会返回晋国也不和先蔑有任何交往。
东莱先生批判了那些由于共同的祸患而结到一起，但平时就互相抛弃的人。虽然士会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东莱先生也认为士会做得有些过头，还有矫情成分，没有做到彻底的公心。
“原文”
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难之时。同川之鱼，鳣不知鲔，鲔不知鳣，游泳不相顾也。及失水，则相沫相濡，欢然而相亲，岂得水则不仁，失水则仁耶？居患难之地，不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越不知胡，语言不相入也。及遇风则相赴相救，慨然而协力。岂无风则不义，有风则义耶？居患难之地，不得不合也。
士会之与先蔑，并立于晋朝，其游居周旋之久，岂如胡越之无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惧得罪而弃秦，此正涸泽之鱼相濡沫之时。会之视蔑，乃漠然无情，岁律三改[1]，而曾不与之一面。居患难之地，而反落落难合，何耶？人知患难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忧同则易合，怨同则易合，忿同则易合。同忧相遇，必相亲以谋其忧。同怨相遇，必相亲以致其怨。同忿相遇，必相亲以逞其忿。其朝夕聚会，握手而语，促膝而议者，岂复有善意哉？非咎人则訾[2]人也，非私计则诡计也。以忧济忧，以怨济怨，以忿济忿，交日深而恶日长矣。其所以易合者，果正耶？果不正耶？
“注释”
[1]岁律三改：日历变了三次，指过了三年。
[2]訾（zǐ）：诟骂。
“译文”
东西容易结合在一起的，没有比得上处在患难的时候。同一条河流里的鱼，鳣鱼不知道鲔鱼，鲔鱼不知道鳣鱼，游泳的时候互相都不顾及。等到没有水的时候，就用唾沫来互相滋润，很高兴地互相亲近，难道有水的时候就不仁义，没有水的时候就仁义吗？处在患难的境地，不得不相互结合啊。同在一条船的人，就像胡人不知道越国人，越国人不知道胡人那样，言语不通。等到遇到了大风，就互相救助，慷慨地相互协助。难道没有风的时候就不义气，有风的时候就义气吗？处在患难的境地，不得不结合啊。
士会和先蔑，一同处在晋国的朝廷，他们之间的交游来往已经很久了，难道会像胡人和越国人那样没有感情吗？等到因为公子雍的缘故，害怕受到罪罚而逃到秦国，这正是失水的鱼儿相互用唾沫滋润的时候。然而士会看待先蔑，真是漠然无情，过了三年而不和他见一次面。处在患难的境地，反而合不来，为什么？人们只知道患难的时候容易结合，而不知道为什么结合。忧患相同就容易结合，怨恨相同就容易结合，愤恨相同就容易结合。忧患相同的人相遇了，必定会相互亲近，共同考虑共同的忧虑。怨恨相同的相遇了，必定会相互亲近，报复共同的怨恨。怨愤相同的人相遇了，必定会相互亲近，发泄共同的怨愤。那些早晚经常见面的人，握手而谈，促膝而论，他们之间难道会有善意吗？不是责备别人就是诟骂别人，不是耍个人小计谋，就是耍阴谋诡计。用忧虑帮助忧虑，用怨恨帮助怨恨，用怨愤帮助怨愤，交情一天天加深，而罪恶一天天增多。他们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正义的呢？还是不正义的呢？
“原文”
窦婴、灌夫[1]，父子欢于废退之时；淮南、衡山[2]，昆弟语于怨望之日，其终之为如何耶？是宜士会之所不忍为也。吾尝闻君子处患难矣，内省不疚[3]者也，反求诸己者也，素其位而行者也。本未尝忧，何必与人共其忧？本未尝怨，何必与人共其怨？本未尝忿，何必与人共其忿？使其人道义可慕，忠信可友，乐易可近，慈仁可依，则未有患难之始，吾固与之合矣，岂必待有患难而与之合耶？待患难而始合，则其合者，非吾本心也。驱于患难，苟合以济事也，是宜士会之所不忍为也。贫者不肯与富者狎，而与贫者狎，是何也？富者其所忌而贫者无所忌也。愚者不肯与贤者狎，而与愚者狎，是何耶？贤者其所忌，而愚者无所忌也。人居患难之时，以己之在难，而疾人之无难。其视优豫愉佚之人，且憎且忌，望望然去之。惟其同在难者，款密亲狎而无间，其心岂不甚浅狭而可怜耶？是宜士会之所不忍为也。
“注释”
[1]窦婴、灌夫：魏其侯窦婴在不得志的时候和灌夫很投合，交情如父子。但后来关系不和。事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2]淮南、衡山：指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二人在被人怨恨的时候兄弟相称，但后来淮南王谋反，于是关系破裂。事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3]内省不疚：疚，内心痛苦，《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译文”
窦婴、灌夫他们俩，在被贬谪的时候像父子一样欢欣；淮南、衡山他们俩，在有怨恨的时候像兄弟一样谈话，但这些人最终又怎样呢？难怪士会不忍这样做啊。我曾听说君子处在患难境地的情况了，反省内心而不感到痛苦，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淡泊名位而行事。本来没有忧虑，何必与别人一同忧虑？本来没有怨恨，何必与别人一同怨恨？本来没有愤怒，何必与别人一同愤怒？如果那个人的道义值得我追慕，他的忠信值得我去结交，他的开朗平易值得我去亲近，他的仁慈值得我去依靠，那么从前没有患难的时候，我本就和他结交了，难道必定要等到有了患难才和他结交吗？等到有了患难才开始结交，那么这种结合交，不是出自我的本心。被患难驱赶而和人结合，只是为了度过困难，难怪士会不忍这样做。贫苦的人不肯和富有的人相亲近，而和贫苦的人相亲近，这是为什么？富有的人是有所顾忌的，但贫苦的人没有什么顾忌。愚昧的人不肯和贤能的人相亲近，而和愚昧的人相亲近，这是为什么？贤能的人有所顾忌，但愚昧的人没有什么顾忌。人们处在患难的时候，因为自己处在困难的境地，而痛恨别人没有困难。他们看见安闲愉快的人，又憎恶又嫉妒，悻悻地离开他们。只有当他们一同处在患难的境地，才会十分亲密而没有间隙，他们的心思难道不是很肤浅狭小而且可怜吗？难怪士会不忍这样做。
“原文”
或曰：“赵盾实执晋柄[1]，背先蔑而立灵公。则盾之所仇者，惟蔑尔。至士会虽以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会明绝蔑于秦，乃所以阴结盾于晋。侥幸归国，不顾卖友以市恩，非险薄之尤者乎？”吾应之曰：“此后世之心，而非士会之心也。以后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则其举其措，其语其默，无不可名以利，岂独先蔑一事哉？会果出于利心，则其险谲，仅足以欺一夫耳。不动声色，而群盗自奔[2]，是亦可以利心感者耶？光辅五君[3]，而名闻诸侯，是亦可以利心图之耶？固不可以后世之利心，量君子之公心也。”
虽然，会之公心，吾独有憾焉。会不以同患而亲蔑，可也。至于绝迹不见，则矫枉过直矣。吾不知会在晋之时，于朝廷，于官府，于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见耶？在晋则见之，在秦则不见，是不免以罪自嫌，而非公之尽也。以公自处，则去国如在国，有难如无难，虽不加亲，亦不加疏，岂以秦晋二其心哉？吾固疑会公心之未尽也，吾固以公心责之耳，不以利心量之也。
“注释”
[1]执晋柄：握着晋国的政权。柄，指政权。
[2]群盗自奔：士会当上中军帅以后，国内的盗贼都逃跑了。事见宣公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三月，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
[3]光辅五君：指士会曾辅佐过晋国的五位君主：文公，襄公，灵公，成公，景公。
“译文”
有人说：“赵盾实际上掌握着晋国的政权，背弃了先蔑而拥立晋灵公。那么赵盾所仇恨的只是先蔑而已。至于士会，虽然由于牵连而一同奔逃出去了，本来不是赵盾所痛恨的人。士会表面上在秦国和先蔑断绝了关系，就是为了暗暗地在晋国结交赵盾。如果侥幸回到晋国，就是不顾及出卖朋友而买别人的恩情了，这不是极其阴险刻薄的人吗？”我回答说：“这是后人的心思，而不是士会的心思。用后人的利益之心去测量君子的公正之心，那么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或沉默，没有不可以冠以私利之名目的，难道仅仅是先蔑这一件事吗？士会如果真的出自利益之心，那么他的阴险狡诈仅仅可以欺骗一个人而已。没有动一下声色而众多盗贼就自己逃走了，这也是可以用利益之心去感动的吗？辅佐五位国君，名闻于诸侯，这也是仅仅凭借利益之心能做到的吗？本不可以用后人的私心去测量君子的公心。”
虽然这样，但是对于士会的公心，我还是有一些遗憾。士会不因为同患难而和先蔑亲近，这是可以的。至于隐藏踪迹而不与他见面，那就是矫枉过正了。我不知道士会在晋国的时候，在朝廷，在官府，在道路上，果真能够躲避先蔑而不见吗？在晋国就见他，在秦国就不见，这就不免有害怕罪责的嫌疑了，而不是最公正的了。如果以公正来立身处世，那么离开晋国和在晋国是一样的，有祸难和没有祸难是一样的。即使不更加亲近，也用不着加以疏远，难道要因为在秦国或者在晋国而有两种心情吗？我本来就怀疑士会的公心还不彻底，我本来就用公心来要求他而已，不是以利益之心来测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