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军筑城造船、宋军初创
忽必烈既决意伐宋，途于至元四年，宋威淳三年（公元1267）11月，征诸路大兵，命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之子）与刘整进攻襄阳。阿术言于忽必烈日：“所领者蒙古兵，若遇山水砦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进征。”从之。阿术驻马虎头山（今襄阳县西南），顾汉东白河口（今襄阳东北白水入汉之口）曰：“若筑垒于此，以断宋粮道，襄阳易图也”。遽城其地。知襄阳吕文焕大惧：遣人以蜡书告其兄知鄂州文德。文德以为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来春水发，即可往取之，不以为意。翌年9月刘整又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若夺彼所长，造战船、习水军，则事济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划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遂筑围城，以逼襄阳。阿术又继筑台于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军援襄者，皆不能进。至元六年（一二六九）正月，蒙古重又括诸路兵，增兵襄阳，遣史天泽与宗王大臣往经画之。天泽汉军名将也，畏兀儿、波斯、阿拉伯、钦察、阿速等部之人，皆乐为之用。天泽至襄阳，观其形势，见城坚可久守，须断其粮道，乃筑长围起自万山（今襄阳西北），包百丈山（襄阳南），令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聊亘诸堡以立久驻必取之基。3月，阿术自白河率兵开始围樊城，筑城于鹿门山。宋荆湖都统制张世杰将兵拒之，战于赤滩浦（襄阳东南，汉江上），败绩。宋沿江制置鄙使夏贵，率师再援襄阳，乘春水涨，轻舟载粮至襄阳城下，惧蒙古军掩袭，仅能与守将吕文焕交语而还。及秋7月大霖雨，汉水溢，夏贵分遗舟师出没于东岸林谷间。阿术谓诸将曰：“此虚形也！不可与战，宜整舟师，以备新拔（蒙古围襄阳，筑十城。此其一在襄阳东南十里）”。明日夏贵果趋新城。军至虎尾州（襄阳县南），为蒙古万户解汝楫等舟师所败，士卒溺汉水死者甚众，战舰五十艘皆没。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贾似道之婿）复以舟师援贵，进至灌予滩（今襄阳县鹿门山南，汉江西岸），亦为阿术所败，文虎以轻舟遁去。（上引见续通鉴卷百七十九）
12月，知鄂州吕文德以忧卒。文德以许蒙古置榷场为恨，每曰：“误国家者我也！”因疽发背，致仕，是月卒……（同上书）
二、蒙军断襄樊粮道
威淳六年（一二七〇）正月，宋以两淮制置大使兼知扬州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樊。时夏贵范文虎相继大败，恐李庭芝成功。范文虎依贾似道为内援，书似道曰：“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愿无使听命于京阃，事成则功归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由朝廷直接指挥。庭芝屡约进兵，文虎但与妓妾嬖幸宴饮为乐，以圣旨未至为辞。宋左丞相江万里屡请增兵援襄樊，贾似道不答，万里遂于是月求去·起居即王应麟亦以为言，贾似道欲逐之，应麟以忧去。2月，襄阳出步骑万余人，兵船百余艘，攻蒙古万山堡（襄阳西北十里），为万户张宏范所败。8月，宋度宗问贾似道曰：“襄阳围已三年，奈何？”对曰：“北兵已退，陛下何由得此言？”帝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诘其人，诬以他事赐死，由是边事虽日急，无政言者。12月，张宏范（张柔之子）书于史天泽曰：“今规取襄阳，周于围而缓于攻者，计待其自毙也！然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无御之者，而江陵归峡，行旅休卒，道出襄阳，南北相继电。宁有自毙之时乎？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毙之之道也。”史天泽从之，遂筑城于万山，徙张宏范军于鹿门。自是襄樊道绝，而粮不继矣！（续通鉴卷百七十九）
三、宋军两度援襄失败
范文虎赴援：是年（一二七〇）10月，宋廷诏范文虎（贾似道之壻）总中外诸军救襄樊。明年（一二七一）4月25日戊午，范文虎统率两淮诸军赴援，与阿术等战于湍滩（在襄阳南）军败，统制宋胜等百余人，为蒙军所擒。5月，元世祖忽必烈诏东道兵围襄阳，西道宜进兵以牵制之（淮东方面，因宋水军绝对优势，故未发动）。于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恩丁率诸将水陆并进；郑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庆，北剌不花出泸州，所至顺流纵栰，断浮桥，获将卒战舰甚众。6月范文虎再将殿前司卫卒及两淮舟师十万，进至鹿门，时汉水溢，阿术夹江东西为阵，别令一军趋会舟滩（今襄阳县东南），犯其前锋，诸将顺流鼓噪，文虎军逆战不利，弃旗鼓钟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军，获战舰甲仗不可胜计。7月，襄阳遣将米兴国，攻蒙军百丈水蕾，为阿术所败，进至湍滩，杀伤宋军二千余人。
李庭芝赴援：至元九年3月，元将（去年11月改蒙古国号曰大元）阿术刘整，攻破樊城外郭，守将犹守内城，阿术等增筑重围以困之。5月，襄阳被围已五年，援兵不得至，吕文焕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积栗，所乏者盐薪布帛耳，张汉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蜡书于髻，隐积草下，浮水而出。谓鹿门既筑，势须自荆郢救援，至溢口，元守卒见积草，多钩致，欲为焚衅之用，泅者遂被获。于是荆郢之路亦绝。至是宋廷诏荆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今钟祥），将帅悉驻新郢（郢州汉南岸）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侦知襄阳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出均房，即其地造轻舟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一舟装敏，左右两舟则虚其庄而掩覆之；出重实募死士，得襄邓山西民兵之骁悍善战者三千人，又求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二人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使为都统，号张贵曰矮张，张顺曰竹围张。
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出，毋败吾事”。人人感奋。是时汉水方涨，乘顺流发舟百艘，稍进团山下，又进高头港口，结方阵，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号，贵先登，顺殿之，乘风破浪，迳犯重围，至磨洪滩，元兵布舟蔽江，无隙可入，顺等乘锐断铁絙攒栰数亘，转战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锋。黎明抵襄阳城下，城中久援绝，闻顺等至，勇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户逆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张贵入襄阳，吕文焕固留共守。
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得死土二人，能伏水中，数日不食。持蜡书赴郢，求援于花文虎，时元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镇数十里、列撒星椿，虽鱼虾不能过，二人遇椿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范文虎许发兵五千驻龙尾州（今襄阳东南汉江中）以助夹击。刻日既定，9月初9日甲子，贵乃别文焕东下，点视所部军，洎登舟，帐前一人亡去……乃有过被挞者。贵惊曰：“吾事泄矣！亟行，或彼未即知”。复不能衔枚隐迹，乃举炮鼓噪发舟，乘夜顺流断絙……破围冒进二元兵皆辟易，既出险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术刘整分率战舰邀击，贵以死拒战，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烛天如白画，至勿林滩，渐近龙尾洲，遥望军船旗帜后撤，贵以为郢兵来会，喜躍而进，举流星火示之，军船见火即前迎，及势近欲合，则来舟元军也，盖郢兵前2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军得逃卒之报，先据龙尾州，以逸待劳，贵力困，且出不意，与之战，所部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能支，遂被执，阿术欲降之，贵誓不屉，乃见杀二兀令降卒四人，畀贵尸至襄阳城下曰：“识矮张都统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文焕斩四卒，以贵附葬顺冢，立双庙祀之。（续通鉴卷一七九、一八〇）
四、襄阳陷落
宋度宗威淳八年（元至元九年，一二七二）11月，元将阿里海牙奏予元世祖，书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忽必烈以为然。会回回创作亘石炮来献，用力省而所声甚远，命遥襄阳军前用之。
是月，刘整又筑新门子鹿头山（似即鹿门山，在襄阳东三十里，樊城郊外），使千户随世昌总其役。樊城出兵来争。世昌且拒且筑，不终夜而就。整授军二百，令世昌立炮帘于樊城拦马墙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元军校多死伤。达旦，而炮帘立。宋军列舰江上。世昌乘凰纵火，侥其船。樊城出兵蛊战扩马桥下，世昌奋战，击退之。此为迫攻樊城之战也。
明年（一二七三）正月，樊城守将范天顺（文虎之侄）及部将牛富已被围四年，力战不屈，牛富常射书襄阳城中，期吕文焕相与固守，互为唇齿。初文焕守襄樊，汉水相隔，文焕置一大木江中，缫以铁桓，下造浮桥，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为固。元将阿里海矛得西域圆回阿剌卜丹，伊斯玛因等制造火炮，乃以之攻樊城，破其外郭，张宏范为流矢中其肘，束创谓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陆攻樊，则襄出舟师来救，终不可取，若截江道，断援兵，水陆夹攻，则樊破而襄亦下矣！”元水军总管张禧曰：“断镇毁木，樊城必下。”阿术从之！以机锯断木，以斧断絙，燔其桥，襄兵不能敦，乃以兵截江而去，锐师薄樊城，是月11日乙丑，城遂破。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臣，死焉宋鬼”，即所守地缢死。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元兵伤者甚众，渴饮血水，转战而进，遇民居烧绝街道……牛富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裨将王福亦绝之。（上引见续通鉴卷百八十）
襄阳至此，亦以久困援绝，撤屋为薪。文焕每一巡城，南望痛哭而后下，是年2月阿里海牙率总管唆都等移攻樊之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扣雷震，城中汹汹，诸将乡喻域出降，初刘整常跃马独前与文焕语，为文焕伏绎所中，幸甲坚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执文焕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亲至城下，宣元主招降诏曰：“尔等拒守孤城，予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无罪，且加迁擢。”文焕狐疑未决。阿里海牙因折矢与之盟，文焕乃出降。忽必烈以文焕降，命如诏迁擢，授襄阳大都督，赐其将校有差。（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