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国战略指导
当蒙古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时，蒙古对金国只留木华黎统帅杂牌军队继续作战，实力单薄，控制广大地区，实是金朝反攻之良机，况在金国沦陷地区中，东京北京尚有张致之变，中都附近有苗道润等之变，惜金皆不能支援之。及金宣宗既明乎恢复中都之无望，复感于蒙古势力之难于扼阻，乃集军储备河防，确保河南，巩固秦陇，争取时日以恢复实力。于是对外敦睦邦交，屡遣信使周旋折街于宋夏蒙古之间，对内严兵利器，广徵各路义士士兵，番汉弓手人匠，并预徙街要州郡牲畜民粮于寸守之处，没修城砦，以固防守。惟宰相术虎高琪，阿谀曲从，附下罔上，喜吏恶儒，好兵厌静。阻迁移之议，效和宋之谋。且宣宗寡断，将相怯弱……终至兵连宋夏，怨结三方，内致困惫，自速灭亡，犹之肛羸病夫，元气所存无几，复为缪医投以乌彖附子，只祇其亡环！待至哀宗，无足为矣！
按术虎高琪，初充护卫十人长，山职河问都总管判官，旋迁宿直将军，又除建州刺史，后因与宋人力战，奋勇有功，累官镇州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贞祐（金宣宗年号以公元1213为元年）初迁元帅右盟军，施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海战辄败，而术虎高琪以畏死竟擅杀权相胡沙里执中，宣宗赦其罪，且以之为左副元帅，并召示中外，曲为之说，以息术虎高琪专杀之议。顷拜平章政事。术虎高琪既乏功勋，亦无公望，邀功委过，爵位日隆，权威日重，中外吴之。臣有谏者，宣宗辄曰：“既委之权，安得不重？”自是益妬贤能，树党羽……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孰拂其意，辄杖杀之。灭乱纪纲，祸害忠良。自此金室军国利害，无复敢言者。初息州透漏宋人，术虎高琪请伐宋，以广疆上。宣宗曰：“朕但能守租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术虎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
臣言过矣。“其阿谀若是。然旋遗将经略南边。寻复诏罢兵，而自是与宋绝矣。半载以后，右司谏许古谏曰：宋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役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能，欲迟不得，宋有江南策蓄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愿陛下隐忍，远行止战，果通和好，则蒙古闻之，亦将敛跡，以为吾能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后经略朔方，则陛下享中兴之福，天下赖涵养之庆矣！惟陛下略近功，虑后患，不胜幸拄！”宣宗命古草诏，以示宰臣。龙虎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事遂寝。胥鼎再谏伐宋。术虎高琪曰：大军已进，无复可议其跋扈专权，有如是者。（金史术虎高琪传）
二、蒙古战略指导
当时中国，金扼中原，宋领江汉，夏据河西。三大势力，彼此烦轧，正好让蒙古坐收渔利。
初西夏结于辽而兴，每合辽以扼宋。辽亡金兴，西夏又依附女真，仍与赵宋敌对，顿收远交近攻之效。及至成古思汗称帝，西夏复转而藩服蒙古，仍欲师其故智，惟成吉思汗卧塌之旁不容酣睡。而实力固日益衰弱矣！
居于江东之宋朝，与金世仇而不能雪耻，自南渡后，积弱不振，只能偏安江南，已无恢复中原之志，及金室末年，亦晚连衰飒，欲振无力，而金一般臣民却对宋轻视，惧北凌南，但对南部边将之自动侵扰宋边，金主却未尝不切责深戒。蓋金主深知蒙古新兴于朔北，日益隆盛……兵行万里，灭国四十，将及于己也。金亡必及于宋，故当时金夏宋三国，应唇齿相依，互为表里，惟蒙古却在暗中使人破坏三国之团结。
金哀宗守绪，固会围联南宋，结西夏，企图合踪以拒蒙古。然有术虎高琪擅权于内，蒙古威胁分化于外，兼以三国间，迄未建立共同谅解，故最后终为蒙古强敌各个击破。
成吉思汗知宋与金为世仇，久欲联宋以反击金国，因有西征之举，未及实现其理想，待其西征归来，于势必得先行击灭西夏，然后才可以运用大军，继续攻金，而联宋攻金之国正在念念不忘之中。
蒙古对于攻城作战，已知非万不得巳时，应避免强攻。因有对西夏攻城经验，对金黄河以北之攻城作战经验，城池可以用不攻而自破之法以驳之，即席AB5城以外各地，长期孤立而困之，城中粮尽，自然出降。惟此法旷日持久，为蒙古人所不能耐也。但对于席卷城池以外之各地，即对于城池所实行之包围迂回，则正是蒙古人之所擅长。成吉思汗不欲对金实行逐一城池之攻略战，故而想出由金国之侧背整个迂回以攻金之背后，甚至于与金之敌国联合，以孤立金国，假道于宋以攻金后等想法。
蒙古与金人为世仇，成吉思汗早有灭金之志。此次西征，大获全胜，班师归来，分封四子，岂有再容完颜立国之理，故于还和林之秋（即宋理宗宝庆元年成吉思汗二十年公元122五）即兴兵南下欲击灭西夏，盖伐西夏，乃攻金之前奏也。成吉思汗不幸于灭西夏途中病殁。
当年蒙古伐金之作战方略，可于其遗嘱中，窥其全貌。“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时唐州在今河南唐河县邓州在今河南邓县），直大梁（即汴梁，今开封，时为金临时国都），金急必徵兵潼关，然后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元史卷一太祖本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