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认为，礼与法是治国之本和教化的依据。早在建国前，他就多次强调：“礼法是国家的纲纪，礼法建立起来了，人心才能安定，社会才能安宁。建国之初，应当以此为首务。”他还说：“骄横暴戾，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而是后天养成的。如果用礼法加以约束，则骄横的人可以变得柔和，暴戾的人可以变得善良。这就像是踢人咬人的生马，只要调教得法，日子长了自然就驯服了。现在刚刚开国，百废待举，如果没有礼法，人民的行为就会无所依据。”可见，在朱元璋看来，礼仪法度对臣民的行为来说既是内在根据又是外在准绳，是首先应当予以确立的。在赐给礼部尚书的一道诰文中，朱元璋还说明，礼与法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耗费了大量心血从事礼法建设，使自己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醉心于礼法重制的帝王。
朱元璋曾告谕礼部官员说：“礼是用来纯洁风俗、安定民心的。所以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就会长幼有序，宗族和睦；朝廷有礼，就会尊卑有等，上下有别。”所以，建国以后，他立即展开大规模的制礼活动。洪武元年（1368年），进行了服制改革，并制定了婚、丧等礼仪。第二年，朱元璋认为“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下令让全国各地方官府推举志向高洁、博通古今、练达财务、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儒士，并送到京师，参与制定礼制。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礼书修成，朱元璋赐名为《大明集礼》。此后，不断对一些礼仪进行修改。朱元璋解释说：“自从元朝废弃礼教，业已百年，中国传统的礼仪被变易殆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很想振兴传统礼仪，清除元朝的不良习气。现在礼书虽已修成，你们还要与儒士们仔细商议，务必恢复中国旧礼，并要合乎人情，可以永远通行，这样朕才能满意。”经过儒臣们的不断努力，陆续编成了《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等书，对各种礼仪都做出细致规定。
在礼制建设方面，朱元璋同样是反复斟酌。作为基本法典的《大明律》就经过多次修订，而且每次修订朱元璋都亲自参与律文的变更损益。朱元璋任命了二十八名高级官员为议律官，正式制定律令。他下令让议律官们把律典条款逐日上奏，自己与他们当面讨论斟酌，务求妥当。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考虑到律令条款还有轻重失宜之处，特任命四名儒臣与刑部官员一起研究唐律，并在研究基础上每天拟定二十余条律文上奏，由朱元璋亲自进行选择和修改。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下令再次修订《大明律》，要求每修订完一篇，就撰写好上呈御览。朱元璋将律文贴在墙壁上，有时间就加以琢磨。九年（1376年）十月，朱元璋在阅览《大明律》时，感到尚有不妥之处，又令详议更定，修改了十三条。此后，对律条的修订随时进行，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二十二年（1389年），刑部奏称，由于历年来律条多有改动，有关官员不能尽知，致使断狱失当，于是朱元璋又一次下令对《大明律》进行修订。到二十九年（1396年），皇太孙朱允蚊认为律条偏重，朱元璋让他主持修订，共改定了七十三条律文，这是《大明律》的又一次重大修订。三十年（1397年）五月，作为最后定本的《大明律》颁行天下，成为明代的基本大法。在《大明律》之外，朱元璋还先后颁布过不少具有法律效力的诰、条例、榜文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洪武中期颁布的《大诰》。
大概是由于自己原来文化水平不高，深知百姓阅读儒家经典和礼书律典的艰难，朱元璋不仅致力于整理经典，编订礼律，还特别重视以通俗化的形式让平民百姓普遍了解。在古代帝王中，朱元璋可能是惟一一位对编纂通俗读物充满高度热情的人。建国前，当儒士熊鼎、朱梦资等到建康后，朱元璋命他们编写《公子书》和《务农技艺商贾书》。他阐述编写的目的说：公卿子弟虽然读书，但大多不能通晓书中奥义，不如搜集古代有关忠良奸恶的故事，用白话加以解说，让人易看明白，他日纵然学业无成，也可以引为劝戒。
民间农、工、商子弟也大多不知读书，应当把他们该做的事情用白话解说，让他们通晓大义，可以化民成俗。律令修成后，朱元璋怕老百姓不了解，特地让人把与百姓有关的律条类编成书，并用白话加以解释，赐名《律令直解》，颁发天下。朱元璋高兴地说：今吾以《律令直解》遍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自少矣。
朱元璋也大力进行普及儒家经典，在朱元璋看来，经书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历代学者所作的注释过于繁琐深奥。洪武六年（1373年），他命儒臣选择经典中的重要论述，分类编排，加以白话解释，以使百姓便于理解。朱元璋怕这些文化程度很高的儒臣做不好这种通俗化工作，亲自注释了两章《论语》作为范例。书成，赐名《群经类要》。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他在序中说：“朕见世人性情愚陋，见识浅薄，昼夜不安。古代流传下来的圣经贤传，立意深长，可惜先儒们用繁琐的语言加以注释，而且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后人读了，反而更加糊涂。现在朕根据自己的理解，探寻圣贤的本旨，直述其意，以利今后人。”
朱元璋颁行的《大诰》也属于通俗读物，语言朴实无华，《大诰武臣》因其对象是文化水平低下的军人，更不用“吏员话”、“秀才文”，而用白话“直直地说着”，以求“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制度化措施，向民众灌输礼法，推行社会教化。这些措施主要有：
第一，设立申明亭。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下令各地府、州、县以及乡村里社都设立申明亭，境内人民如有过错，就将其名字写于亭上，以示惩戒。后来又规定，凡犯下十恶不赦、奸盗诈伪、伤风败俗等大罪的人才书名于亭，以示惩戒，对所犯过失较小、无伤风化者，不再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