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朱元璋人生布局的九九加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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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大兴文字狱,针对文化人

在洪武年间的文化专制中,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用以控制文人士大夫,剪除异己,诛杀文人儒士,所谓文字狱,就是朱元璋通过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不管是上级表笺,还是平日写就的只言半语,也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抄别人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特刑廷”,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思想箝制,巩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朱元璋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马上皇帝,武能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同时,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建国时,已是满腹经纶、博通经史的天子了。洪武年间,各项朝仪、礼仪、法律、科举、学校等规章制度均出自文人之手。朱元璋深知,马上功夫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因此,明王朝建立后,他重用文人,但后来,朱元璋的权欲越强,文人儒士不能不用,虽然难驾驭,却又不能不驾驭,这是统治的需要。开始时,朱元璋并不挑剔文字,但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闲中古今录》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时有人对朱元璋重用文人心里不平衡,说文人喜欢挖苦人、诽谤人。比如张士诚,他一辈子宠待文人,俸禄高,待遇优厚,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将文人儒士捧上了天。称王之后,他要取一个官名,文人为他起名士诚。朱元以开良民自新之路。

第二,举行乡饮酒礼。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诏令天下举行乡饮酒礼,后又将乡饮酒礼图式颁于天下。这一仪式是让民众每年在规定的时间举行宴会,不过宴会的目的不是吃喝,而是“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是一种重要的教化手段。

第三,设立社学。朱元璋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建国以后,即令郡县普遍设立学校。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又令天下立社学,其目的有二:一是让民间子弟读书识字,得到开蒙教育;二是让乡民亲睹教化,以致良风良俗。

第四,强制讲读《大诰》。朱元璋颁行初编《大诰》时,为了迅速普及,规定官民每家都要置备一本,凡犯笞杖徒流罪,家有《大诰》则减罪一等,无则加罪一等。颁行《大诰续编》时,更规定“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为了让百姓不但收藏而且熟悉《大诰》,朱元璋特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

第五,设立老人。朱元璋在推行里甲制后,下令设立老人,选择处事严谨、为人敬服的高龄老人充任,每里员数从三五人以至十人均可。老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掌行教化。

后朱元璋还下令每个乡里,都要置备一个木铎,一边高喊: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几句话是朱元璋亲自编定的,称为教民“六谕”,它在明初被频繁宣讲,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

璋说:“这名字起得不错,挺好。”那人又说:“不然,上当了。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这句话也可读成:‘士诚,小人也。’骂张士诚是小人,他哪里懂得。让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明白,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这番话,半信半疑,亲自查了《孟子》一书,果然有这句话。于是,他开始注意臣僚,尤其是文人儒士们上的表笺了。这可以说是文字狱的导火线。但从实质上讲,即使没有这故事,随着朱元璋对文人儒士的猜忌心理的加重,杀戮文人士大夫也是早晚的事。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朱元璋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于是,他开始对“光”“秃”之类的词忌讳了。连“僧”以及同音字“生”也感到别扭,不能用。红巾军被元朝及地主、官僚们称之为“贼”、“寇”,因此他最怕人说他是“贼”、是“寇”,发展到与“贼”同音的“则”字,看着也不顺眼,一律在忌讳范围之内。谁要是用了,就是在有意地骂他,对他污辱。明初,地方官逢年过节,皇帝的生日及皇家喜庆的日子,都照例要上表笺庆贺,对皇上的恩典,也要上表笺谢恩。表笺上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这些表笺一般是由学校教官代写的。根据记载,这小小的表笺便成为朱元璋屡兴文字狱,诛杀文人儒士的凭证。如浙江府教授林元亮在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所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憬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也有“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朱元璋牵强附会,把表笺中所有的“则”都念成“贼”,硬说是这些人存心骂他。又如,德安府训导吴宪在为本府作的《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

朱元璋将“有道”念成“有盗”,“青门”是指和尚庙,讥讽他做过和尚。于是下令将上面作表笺的人一律处斩。

有一和尚名来复,为讨好皇帝,作了一首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盛”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很恼恨,认为其中的殊字是歹朱,明明是在骂我,又说“无德颂陶唐”,是指我无德,于是下令将和尚给斩了。如此做法,吓得人人自危。根据记载,1370年(洪武三年)百姓禁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又在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令出榜文禁止民间百姓取名时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即使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也要改,如医生只许叫医士、医人或医者,不许叫太医、大夫、郎中,违者处以重刑。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样的话,朱元璋读后气愤极了,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也)发,说我是秃子。

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把礼部官员们搞得战战兢兢,请求朱元璋降一道表式,使臣民们有所遵循,1396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写贺谢表式,颁布天下诸司,今后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此后,照规定的表式抄录,只填写官职姓名,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才告——

段落。不过此时离朱元璋驾崩仅三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