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福年老先生膝下有四子，均为占字辈，分别为魁、铭、富、贵，除长子早亡外，余皆执医药。
姚占铭为福年次子，崇尚家学，深谙岐黄，熟读伤寒、温病，精于内、外、妇、儿，又长于针灸一术。在书房案头也常备以《灵枢经》、《甲乙经》、《针灸大成》等书，而立之年后，家学医事皆由占铭主持。昼日一应乡邻百姓之就诊者，夜则明灯高悬苦读医学经典，并协父整理《太和医室秘录》，尤酷爱研讨针灸之学。在长期医疗实践中，认为针灸在临床上有三大优势：一是针灸之学利于教、学、传、带，故桑梓医家多由其指导传授；二是有利病家治疗(价廉)，在贫困人家和无药之地尤可发挥其长；三是简便，在外巡诊时利于携带，常轻装简从，可不带药，或少带药就能治病。故来诊者，除处以方脉外，多施舍以针灸救治。
清末道光年间，皇帝曾颁旨：“针灸一术由来已久，然针刺火灸，非君亲所宜，着针灸一术永远停止”！因此，宫廷之中、官医堂馆，皆禁止使用，使针灸医学遭到严重地摧残。但针灸医学之简、便、验、廉的特点在民间甚为推崇，广为流传。占铭为使针灸医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民众，便身体力行，在民间广为传授，大力应用，甚至到四乡巡诊时可达数月而不能归里。在国家民族处于极贫极弱之中，目睹现状，每遇官、宦、吏、使求诊者，特意予针灸施治，意在使针灸一术不至湮没。占铭先生因长年劳禄，无暇顾己，于中年而亡，享年仅49岁，著有《针灸医案》。幸有三代传人、占铭之子姚兴华已随祖父身边伺医数载，因而又使老先生聊以自慰。
姚占富为福年三子，勤奋好学，学识较深。熟读《内》《难》典籍及《伤寒杂病论》，又多涉猎“金元大家”及东垣之《脾胃论》、明《景岳全书》、清“温病学派”之医籍。结合《太和医室秘录》，善从内科大方脉，治病先辨气血、虚实、阴阳。此时占富先生已是“太和医室”之栋梁(老先生年事已高，精心在内庭书房整理《太和医室秘录》和传授三代门人)，每日间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前有店堂，对重症或疑难者多留住，观察、治疗、将息，出现了医院雏形；后有作坊，数十名药工炮制加工，制作丸、散、膏、丹，呈现出手工作坊或工厂之规模。建国前占富随子去了台湾，在宝岛影响颇深，后作古不赘。
姚占贵为福年幼子，因受医门熏陶，自幼喜爱中药炮制、制剂等术，是《太和医室》的中药专家。稍长即随管家出入安国、亳州等大行大市。对药物的“真伪”鉴别，饮片的炮制，丸、散、膏、丹、汤、饮、升药、降药的制作均有绝活。从而完备了“太和医室”家传药学之秘。
据姚氏三代传人回忆，占贵先生每办药外出归来，店中、庭堂、库房堆积如山，除自用外，多批发他乡外埠，且书明为“地道药材”，从此大大地促进了本地的医药发展，成为本地域药材的集散地。每日车马熙熙攘攘，至此之后，武安籍在外埠开药店生意者众者多。
占贵先生对药物的炮制更是严格尊古如法。对修制、火制、水制、水火共制和特殊制法等非常娴熟，带领药工、徒人传授技艺一丝不苟。据说他一个槟榔能切百余片，可见功力之深。旧时丹药制作多不成功，要祭药神，避闲人，功要深，心要诚，故其非常神秘，但他每每成功。当年“太和医室”所制的成药皆由他监制，其丸、散、膏、丹等也多随药材行销各地。如常用之甲乙阳气丹、乙癸生津煎、丙丁解毒丹、种子丹、蛤蚧散、梅苏丸等等，其药皆寓阴阳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