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对国民财富原因的探讨中，形成了对他之后的经济学有深刻影响的理论学说，这些学说成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大厦的基石。本节选择对后世经济学家有较大影响的学说给予介绍。考虑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学说” 经常引起争议，甚至被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称为斯密的“不恰当的成功” ，这里不作介绍。
2.3.1 斯密的分工学说
分工学说是斯密著作中最具闪耀光芒的部分，也是他论述的起点。我们不清楚如果斯密不从分工开始，他的整个理论大厦将如何搭建，也不清楚他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还能不能如此清晰、如此令人信服地表述出来。我们之所以增加如此的说明，那是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名鼎鼎的施蒂格勒将斯密的分工学说视为“不应有的失败”。
尽管对分工学说我们在前文已讲过的威廉。配第和孟德维尔那里都有过论述 ，但是，对分工给予如此的重视，并把它发展为一个系统学说的除了斯密没有第二个人。斯密在《国富论》开篇正文的第一句话就对分工的重要性给予了说明，他颂扬分工说：“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斯密根据他对手工业生产的实际观察，以扣针制造业为例进行了详细地描述。考虑到扣针制造业这个案例对于理解斯密分工的思想非常重要，这里把它摘录下来：
扣针制造业非常微小，但是它的分工却总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分工已经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的、特殊的职业。如果一个制造扣针的劳动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不知该怎样使用工作机械（恐怕也是分工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那么无论他怎样努力工作，也不见得会有成效，很可能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来，更别提二十枚了。但是，按照现在的经营方式，这种工作就变成了专门职业，而且被分成若干个部门，这其中的大多数同样属于特殊的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钻鼻。但如果要钻鼻，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针头，把针头涂成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就大约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将这十八种操作分别由十几个专门工人去完成，也有的让一个工人完成两三种操作。我曾经见过一种小工厂，工厂里只雇用了十个工人，也就是说，在这个工厂中，一定有几个工人要完成两三种工作任务。像这样的小工厂，虽然很简陋，必要的设备也不是很完全，但如果他们勤勉努力，一天也可以完成十二磅扣针。每磅有四千枚扣针，这十个工人每天就可完成扣针四万八千枚，也就是一人一天可完成扣针四千八百枚。但是，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独自制造，不熟悉任何一种特殊的操作业务，那么无论是谁，一天都不可能制造出哪怕二十枚扣针，很可能连一枚都制造不出来。也就是说，如果让他们单独完成扣针，那么他们将无法造出今日通过适当分工和不同操作的结合而制成扣针的数量的两百四十分之一，甚至会低于今日分工时的四千八百分之一。
对于通过分工能提高产出数量，斯密给出了三个原因：一是分工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技能；二是节省工作转换的时间；三是有利于机器的发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斯密对当时流行的各种观念的突破和超越。他强调的是制造业生产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占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关注的是商品生产出来以后，如何通过交换来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重农主义虽然关注了生产，但是关注的焦点仅仅限于农业的生产。在《国富论》中，斯密不仅论述了采取分工生产的方式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且，深入分析了产生分工效率的原因。他将分工分为三种：一是企业内分工；二是企业间分工，即企业间劳动和生产的专业化；三是产业分工或社会分工。
斯密对分工的另一个有影响的见解是他的“分工受到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他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由此出发，他轻松地推出了他的自由贸易主张，因为一切限制自由贸易的措施都会影响分工的发展，妨碍国民财富的增加。
斯密对分工重要意义的论述，不仅有理有据，而且常常通过精妙的比喻或形象的语言来说明看似枯燥的理论。例如，他为了说明分工对个人才能的影响，夸张地讲道：“就天赋资质说，哲学家与街上挑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牲畜家犬的差异，少得多。”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对“利己心”和分工交换过程的精妙叙述，他写道：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2.3.2 斯密的价值学说
对于“价值究竟由什么决定”这一蕴含着“主观判断”和“阶级利益”的敏感问题，我们在“《国富论》的结构和主要内容”一节中作了初步的介绍，还会在李嘉图和瓦尔拉斯两位重量级学者的介绍中给予专门的叙述，但是，考虑到价值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里仍然准备给予简单分析。
斯密对价值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他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通过上文所讲的“水与金刚石的悖论”，斯密清楚地告诉我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不同的。这种区别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直接后继者之一萨伊没有明白，其他两个直接后继者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定是明白了。对于这一点没有人对斯密提出实质性的批判意见。马克思总是与众不同，他还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了“价值”。
二是斯密对交换价值真实尺度的探讨。正如上文所讲，斯密踏着历史的脚步，对交换价值进行了分析，客观地说，斯密做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对于交换价值真实尺度，斯密认为在原始未开化的社会，“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做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这是斯密的第一个价值论，也就是“劳动价值论”。但是，一旦有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化之后，劳动生产物就不能完全归劳动者所有，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和商品能够买到或支配的劳动量不再是两个相等的量，于是，斯密提出了第二种价值论，即“价值决定于商品所买到或支配的劳动量”。在对商品价值分解时，斯密还提出了第三种价值论，斯密说“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斯密的“收入决定价值论”。马克思所批判的“斯密教条”指的是斯密在价值分解时，只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遗漏了转移到商品中的生产资料部分。 对于斯密的被马克思称之为三种甚至四种的价值理论，马克思给予了严厉批判，并揭示了斯密的“秘密动机”和“隐蔽的理由”。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理论被李嘉图所继承，另外两种或三种价值论为马尔萨斯、萨伊，以及古典经济学集成者约翰。穆勒所继承。
斯密的价值学说还包含“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所谓自然价格就是按照自然报酬率出卖的价格，所谓市场价格就是在市场上实际出卖的价格。斯密指出，市场价格总是围绕自然价格这一中心价格来波动，但是“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从亚当。斯密的价值学说简单介绍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出，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地主阶级的捍卫者，甚至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能从他的理论中找到需要的东西，而且在赞美他伟大的同时，还能用“复仇女神”的目光来审视他的理论。
也许，缔造以“自由与繁荣”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基调的斯密，没有想到他的价值理论中包含着这么多让后人可以评判的东西，他们竟然在他和谐的经济自由主旋律背后，听到了那么多刺耳的不协调声音。
2.3.3 斯密的分配理论
正如我们在“《国富论》的结构和主要内容”一节中所讲，价值问题的解决，使斯密具有了解决分配问题的基础，他用了四章的篇幅对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
斯密首先考察了劳动工资，不过在考察工资时，已对利润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斯密认为“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并且，“劳动工资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要购买各种商品，只需较少量的劳动产物”。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累积以后，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就不能全部归劳动者所有了，“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生长出来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份额。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为要从用在土地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不仅劳动生产物中要扣除地租，而且还不得不给支付垫付劳动者生活费等的“农业家”一定的报酬，因此，“利润成为要从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二个项目”。
对于劳动的生产物在扣除地租以后如何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的问题，斯密认为，取决于劳资之间所订的契约。尽管雇主拥有压低工资的力量，但是工资仍有其最低水平，它不能低于劳动者必须能够维持的基本生活。在对待工资问题上，斯密还有一个精彩的见解，那就是，斯密把工资水平的提高视为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因为在斯密看来，劳动工资的提高是由于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而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又源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增进和资本的增加。
在完成了工资的考察和利润的初步考察之后，斯密对利润的变化也作了分析，他认为：“资本利润的增减，与劳动工资的增减，同样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财富状态对两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斯密认为，许多商人投资同一事业，彼此相互竞争，自然会使利润率降低。与他的同代人想的不同，斯密认为低利润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高润则是社会退步或竞争不充分的表现。对于地租，斯密认为是租地者使用土地所支付的代价。在斯密看来，虽然地租与工资、利润一样都是商品的价格组成部分，但是，方式却截然不同，他讲道：
地租成为商品价格构成部分的方式是和工资与利润不同的。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价格高低的结果。商品的价格的有高有低是因为这一商品上市所需支付的工资与利润有高有低。但这商品能提高地租，或是提供低地租，或不能提供地租，却是因为这种商品价格有高有低。
在结束了对地租的冗长的考察之后，斯密很不情愿地得出了“地租有不断提高趋势”的结论，他总结道：
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有一种倾向，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地主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
2.3.4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是《国富论》中贯穿始终的主题，如果说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篇和第二篇从理论上为经济自由主义做好了准备的话，那么斯密的第三篇则从经济史的角度对采取与不采取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不同结果进行了论证，而斯密对经济自由思想最直接、最深刻的论述主要在第四篇中，他在对重商主义的学说和各种干预措施痛加鞭笞的基础上，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并提出了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斯密认为，重商主义就其性质与实质来说，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是实斯密的中英文版原著外，还重点参考了斯密理论研究专家胡怀国博士的现国民财富增进的最大障碍。在斯密看来，矫正和克服这种弊端的出路，在于实现真正的自由放任，确立“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
斯密发现了隐藏在经济表面混乱背后的“自然秩序”，在这种自然秩序下，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追求他们自身的个人利益。生产经营者追求利润：“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 ”消费者寻找质优价廉的产品，劳动者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然而，对于个人的自利行为，政府不用去管理和干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让我们听一下斯密最让人难忘的语言：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在完成了“看不见的手”的精妙表述后，斯密接着对政府干预进行了抨击：
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为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利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不过了。
斯密对于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国家就像个人和家庭一样，专门生产他们具有优势的产品去交换其他国家优势的产品，这就是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学说。我们在后文对李嘉图贸易理论介绍时再回到这个主题。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天赋自由美德的倡导者，斯密并不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节俭但强有力、有限但必不可少政府的坚定信仰者，他总是恰如其分地表述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包括对政府功能的定位。具体来说，斯密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必要的：（1）一支军费充足的国防军，以保护社会免遭外国的入侵；（2）一个完整的司法机构，以保护自由、财产、履行合同和债务支付；（3）必要的公共工程建设，以解决私人部门不能从中获利的公共服务问题；（4）进行公共教育，以解决私人部分不愿投资的教育问题，以及资本主义专业化产生的异化和精神堕落等问题。
尽管在斯密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抒发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甚至在一些细节上还直接使用了他先驱的理论 ，但他们或者是少数思想家的共鸣，或者只是一种口号式的理想，既没有系统的论述，也缺乏理论的支撑，而只有到了斯密那里，经济自由主义才有了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经济自由主义这座大厦才以其坚实的根基、宏伟的构建而最终树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坐标轴上，并历经岁月的洗涤愈显其昂然高耸。至于，在存在自然垄断的条件下是否需要政府适度地干预，在市场失灵或调整成本太大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那是后世经济学家的事情，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经常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3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随着亚当。斯密巨著的出版，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大厦已经基本建成，留给当时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做些“零星的修补工作”，毫无疑问，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引入歧途的李嘉图、充满忧郁色彩的马尔萨斯，以及被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家鼻祖的萨伊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在许多方面还完成了斯密没有来得及做的工作。当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他们面临了许多斯密没有遇到的问题，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过分悲观，萨伊的盲目乐观，都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脚注。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近距离”接触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杰出代表，来感受他们如何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向“繁荣”。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晴朗天空的背后存在的“令人不安的乌云”如何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向“坟墓”，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何在“边际革命”后“复活”，甚至复活后又如何被“凯恩斯革命”所“革命”，那是以后章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