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比《国富论》“语言更优美、逻辑更严密、思想更卓越、论证更有力”的经济学著作。 他对文学的造诣，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他的著作作为英语阅读和学习的范本，这一点连经济思想史大师布劳格都赞叹不已。他对哲学的研究，使他不仅写出了难以超越的哲学名著《道德情操论》，写出了演绎与归纳有机结合的《国富论》，而且由于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料的翔实占有，使他的论证非常有力。他的《道德情操论》如“巨大的山岳”，傲然屹立在那里，以致二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再读它的时候，依然感到“仿佛世界就像他说的那样”。
由于对它和《国富论》内在联系和斯密所处历史背景研究的缺乏，使许多学者陷入了不必要的“利他”和“利己”矛盾的争论之中。 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对斯密逻辑的批评有时显得不尽如人意，例如，萨伊为了鼓吹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分类，毫无道理地批判了《国富论》
“许多地方都欠明晰，全部著作都缺乏条理” ；马克思为了将他对剩余价值论的发现牢固地钉在劳动价值论的“十字架”上，对为最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幸福而努力的斯密给了很多也许可以少一点的指责。为了对《国富论》这部不朽巨著有更多的了解，下面我们首先对《国富论》的理论体系给予简单的介绍。
2.2.1斯密对重商主义的“革命”
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名称可以看出，斯密在这部著作中，要厘清国民财富的性质（或者说什么才是国民财富），找到增进国民财富的原因（或者说如何增加国民财富）。这两个问题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财富就是金银”的错误财富观和“贸易顺差和金银流入”增进国民财富的错误致富途径提出的。
对于国民财富的性质，斯密在“序论及全书设计”的第一句话就给出了明确地说明，他认为，构成一国财富的不是金银，而是人们能够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它既可以通过国内生产，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得。在澄清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后，亚当。斯密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斯密指出：“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对于如何增进国民财富，斯密给了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第一条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主要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的畅通；第二条途径是提高有用劳动的人数，主要依赖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合理使用；为了使国民财富增进的顺利实现，斯密提出了经济自由的政策主张。
回想一下我们对重商主义的介绍，并考虑一下斯密所处的时代，就从斯密对“国民财富性质”的认识和将政治经济学目标视为“富国裕民”的见解，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位苏格兰思想家的鸿鹄之志，甚至可以嗅到“斯密革命”的气息。至于斯密对增进国民财富原因的深入分析，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政策问题的精彩见解，正如开篇所讲，立刻使他的前辈的努力黯然失色，连重农主义也成了不过能引起人们好奇心的一种可以弃之的学说，而这一切标志着对统治了三个世纪之久的重商主义的“革命”。
2.2.2《国富论》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斯密在“序论及全书设计”中除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说明外，还对全书的结构给予了介绍。全书共分五篇，第一篇和第二篇论述了增进国民财富的两条途径，第三篇从经济历史的角度对前述理论予以佐证，第四篇在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第五篇论述国家的财政收支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并对公共财政问题进行了分析。从篇章结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富论》运用了抽象演绎和经验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具体论述中，斯密还注意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问题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
《国富论》第一篇标题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主要用来论述国民财富增进的第一条途径，同时也对财富的分配问题给予了论述。斯密从分工入手，通过扣针制造业的案例，研究了分工如何增进劳动生产力 （第一章“论分工”）；接着他转向了分工的原因的探讨，与一般人设想的分工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不同，认为分工不过是人们“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第二章“论分工的原由”），而起源于交换需要的分工的程度自然又会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于是，他又分析了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在分工确定之后，斯密立刻发现物与物交换存在很大不便，于是他又研究了交换的媒介——货币问题（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在完成了货币起源研究之后，斯密提出了有名的“价值悖论”问题，即“水的用途很大但不能用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刚石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为了寻找商品交换的原则，斯密用了三章篇幅对价值和价格问题进行了研究，试图找到商品交换背后的真实尺度（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在认为找到了“劳动”这个尺度之后，斯密踏着历史的脚步，对商品的价格中包含的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并对市场价格和商品的自然价格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由于价值问题蕴含了“主观判断”和“阶级利益”，斯密的“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分析，并没有被他的后继者李嘉图、马尔萨斯和萨伊真正领悟（或者是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领悟），价值问题成了一个永恒问题，直到马克思创造了被称之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边际学派创造了具有辩护色彩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或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这个问题的争论才算告一段落。 价值问题的解决，使斯密具有了解决分配问题的基础，接下来他用了四章的篇幅对国民财富如何在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生产要素之间分配进行了研究（第八章“论劳动工资”、第九章“论资本利润”、第十章“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第十一章“论地租”）。
《国富论》第二篇标题是“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主要用来论述国民财富增进的第二条途径。乍一看来，标题与我们前边所讲的“增加有用劳动人数”好像没有关系，事实上，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合理利用是增加有用劳动人数的前提，对此，斯密在“序论及全书设计”中讲道：
有用的生产性劳动人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和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及资本用途成比例。所以本书第二篇，讨论资本的性质，逐渐累积资本的方法，以及因为资本用途不同，所推动的劳动量亦不相同这几点。
为了展开论述，斯密首先将个人资财中用作投资的部分即资本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第一章“论资财的划分”），接着对作为流动资本的货币作用进行了详细地论证（第二章“论作为社会总资财的一部分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的费用的货币”）；在上述铺垫后，斯密进入了他本篇研究的主题资本积累，他将资本积累和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联系在一起进行了叙述，他对生产劳动的定义显然比重农主义的仅限于农业部门劳动定义要进步得多（第三章“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对于贷出去资财的取息问题，斯密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利息理论，还对利息率和利润率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第四章“论贷出取息的资财”）；在本篇的最后一章，斯密将资本的用途进行了分类，并对不同资本在推进生产性劳动量的差异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在完成了《国富论》基本理论的研究之后，斯密在第三篇中对经济历史进行了考察，试图通过对经济历史的考察，来验证和补充他的理论。斯密首先对财富发展进行了一般性的叙述，可看作是他对经济历史考察的序言，在叙述中还研究了城市和乡村的分工，给出了分工的一个不同的断面（第一章“论财富的自然的发展”）；接着采取对比的方法对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各国政策对农业和工商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斯密看到的是，欧洲各国政策都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而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第二章“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阻碍”和第三章“论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的勃兴与进步”）；最后，斯密探讨了城市工商业发展对农村的改良与开发的重要意义（第四章“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通过第三篇，从经济历史的角度完成了对他前两篇理论的实证分析。
在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斯密转向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如果说通过第三篇的实证研究，斯密得出了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对国民财富的增进有重大的影响的结论，那么，通过该篇，斯密试图告诉我们，基于不正确理论的政策，尤其是数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政策如何妨碍了国民财富的增进。为了彻底埋葬重商主义，斯密竟然用了八章的篇幅，不厌其烦地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批判，而对“矫枉过正”的重农主义，他只是用了一章的篇幅。通过第四篇，斯密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
在最后一篇中，斯密又回到了他的研究对象国民财富上来，只是这里研究的不是广大人民，而是君主或国家，主要从国民财富发展的角度研究国家的收支和债务。在这篇中，斯密还对国家的职能、财政税收等进行了精彩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