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师夏是 19世纪 30— 50年代最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是萨伊之后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最坚决和最彻底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他以辛辣讽刺的语言和妙趣横生的故事，对社会主义和保护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过分的热情和羸弱的身体，使他在 49岁就离开了他那为自由主义辩护和呐喊的事业。在西方世界里，他享受伏尔泰和富兰克林结合的美誉，而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度里，他只不过是为自由主义摇旗呐喊的辩护士和小丑而已。
5.2.1会讲故事的巴师夏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师夏（ Frédéric Claude Bastiat，1801— 1879年）出生于法国巴约讷附近的米格龙一个大商人家庭。不幸的是，他 7岁时母亲离世， 9岁时父亲也离他而去，由他婶婶抚养长大。他在 17岁时进入了叔叔的商行工作，并在 24岁时（ 1825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那一年）继承了祖父的遗产，之后离开商行，成了穆荣一名乡绅和乡间学者。他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学习期间办过一家保险公司，也曾在法国做过商人和从事过农业，不过无一成功。当他无意间听说了反谷物法同盟事情后，一时心血来潮向《经济学杂志》提交的论述保护主义对法国和英国影响的文章却使他走向了经济学殿堂。由于这篇文章引起的极大轰动，使他在一年之后即 1845年出版了《经济诡辩》一书，这部书很快就销售一空，并迅速译成英语和意大利语。以此为鼓舞，他在次年成立了自由贸易协会，并在同年写下了著名的寓言“蜡烛资源商的请愿书”，用一个荒唐可笑的例子讽刺和挖苦了法国能通过关税和其他贸易致富的想法。
在 1848年那个多事的年份里，法国发生了农民反叛君主的斗争，巴师夏不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而动，依然高举自由的大旗，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一边。有趣的是，他这样的举动反而使他入选了革命后的国民大会，并成为大会财政委员会的副主席。那是一个罕见的情景：他弯着背、枯瘦如柴地坐在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席位上，用辛辣讽刺的语言反对着他正面坐着的保守派的提议。 1850年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出版了《经济和谐》和《论法律》，并写下了反对国家干预的著名讽刺寓言“碎了的玻璃”和鲜为我国学者所知的“中国的故事”，那是两则需要现代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认真阅读的寓言。 1850年的平安夜他肺病复发，在意大利的罗马告别了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那年他才 49岁。
5.2.2 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
巴师夏与美国经济学家凯里一道被誉为“经济和谐论”的代表人物。在巴师夏的视野里，资本主义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利益去工作的“自然”体系，是每个人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相结合的“和谐”体系，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组织”。
巴师夏以交换为起点开始了他的“经济和谐”论证。在他看来，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服务” ，于是，交换不过是服务的交换。从服务就是交换出发，他又引出了价值，他认为，价值就是交换两种服务的关系，服务的尺度是服务提供者所作的努力和服务接受者所节省的努力，而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这两种努力会趋于相等，因为没有人去强迫别人做不利的交换，既然彼此是等价交换，那就表明了人类社会的利益是“和谐”的。巴师夏为他对价值的发现欣喜若狂，原来“价值就是两种相互交换服务的比例”，那困扰斯密的钻石和水的难题不就很容易解决了吗？！按照巴师夏的发现，钻石的价值之所以比较大完全是因为给我一颗钻石的人给我的服务比给我一杯水的人所给我的服务大。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乐观主义的一场噩梦，那是必须根除的不和谐噪声，于是巴师夏以服务价值论为基础，旗帜鲜明地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他看来，商品的生产不过是“服务”的提供，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提供“服务”，没有不平等的交换。资本家的“服务”是给工人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人的“服务”是替资本家生产，这样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也是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是“和谐”的关系。尽管他已经论证了二者的和谐关系，但是他认为还是有必要对李嘉图的工资与利润相对立的见解发表一下自己非同寻常的看法，于是他编制了一组数据，并试图用“数字”证明他的伟大发现。他讲道：
比例于资本的增加，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资本家的那部分产品的绝对量就会增加，但是相对量却会减少；相反地，分配给工人的那部分产品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却都会增加。
在通过“数字”得出上述结论后，巴师夏踌躇满志地高呼道：
这就是伟大的、奇妙的、保险的、必要的和不变的资本规律。根据我的意见，证明这一规律，即足以完全驳倒贪欲，反对专横的那些激昂的演说，其实它是人类能力所创造的使人文明、使人平等的一切利器中的最强大的利器。
但是，那些“数字”究竟从哪里而来，如何证明它在统计上是有效的，这一点，巴师夏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就英年早逝了。难怪马克思认为他是“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
5.2.3 巴师夏的经济自由主义
法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于涂满悲观色彩的英国经济学家 ，他们对于个人自由有着无限的向往，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重农学派和他们所处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萨伊都是如此。巴师夏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著名旗手，他有很强的使命感，它不仅要反对中小资产阶级的保护主义，还要反对在法国有着很深影响的社会主义。
巴师夏在 1848年革命之后，写了一系列反对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例如，为了反对傅立叶主义的阶级利益矛盾学说，他写了《财产和掠夺》；为了反对圣西门主义的平等论，他写了《正义和友爱》；为了反对蒲鲁东的无息贷款，他写了《资本和利息》。他虽然承认社会主义者攻击的经济自由下社会的弊端和缺陷，但他认为，这些弊端和缺陷与其说是经济自由造成的结果，不如说是经济自由没有完全实现的结果，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取消经济自由而是争取更多和更完全的经济自由。他颇为自负地认为，当社会实现了完全的经济自由时，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切社会组织中最美好、完善、巩固、普遍和公平的组织”。
对于国家干预主义的反对，除了讽刺和挖苦了关税保护的那个著名的寓言“蜡烛资源商的请愿书”外，也许寓言“碎了的玻璃”更值得一读。他讲述了一个社区公民雅克。博诺姆的故事：
雅克的儿子打碎了家里的窗玻璃，他不得不花费 6法郎更换玻璃。开始时旁观者同情雅克，因为那毕竟要花费雅克辛苦的钱去购买。接下来大家想，也许打碎玻璃对商业有好处。毕竟，“如果没有人打碎玻璃，玻璃制造商怎样活呢？”于是，公众开始考虑打碎玻璃是否“有助于让货币流通，并且鼓励工业发展”。“从见得到的看”，打碎玻璃鼓励了玻璃行业的新支出。然而，接下来巴师夏开始反问，“什么是见不到的呢？”他指出，雅克的儿子不再有 6个法郎去买他穿破的鞋子或是一本书。
巴师夏得出的结论是清晰的：“现在让我们考虑整个行业。玻璃碎了，玻璃工业得到了价值 6法郎的鼓励。这是见得到的，如果玻璃未碎，制造鞋（或另一种工业）将得到 6法郎的鼓励，这是见不到的。”
巴师夏就是通过既优美风趣又富有启发的感人故事来揭示复杂的经济学原理和宣传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不过，新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对于巴师夏这种手法不屑一顾，认为巴师夏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并不比他反对的社会主义者高明多少，而熊彼特说得更为有趣：“巴师夏不是一个坏的理论家，而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