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还认为，“兵乃专门之学”。当然，这里的兵，是军事的意思。军事是专门之学的说法，现在大家都不否认。可是当时认识到的人不多。所以当时在干部选用上，兵部和其他五个部是混同的，兵部系统用人没有特殊资格限制，优秀将才又常常调任，为此，高拱建立了选将备才制度，并规定不得将其随意调动到其他部门。副部长和总督（大军区司令员）则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
经过调查研究，高拱认为，边防干部，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甚至不如内地处和平环境者。高拱以为这极不合理，于是出台政策，对边臣给予优厚待遇，使其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
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又注意到边境地区在防卫上有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充任这些地方官的，不是杂流，就是受到处分的干部。中央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高拱于是改革边境地区干部选用制度，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充任，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破格提拔。按照高拱的话说，对于这些干部“惟以治效，不循资格”。
经过这些改革，国家的防务力量大大加强。
高拱政绩卓著。即使是短暂的任期里，在激烈的争斗、多方掣肘的环境下，高拱仍然办成几件大事，政绩卓著，举朝公认。
据专家韦先生研究的结论，“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订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在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不过，高拱在任时，还没有来得及在包括干部制度在内的政治改革上有更大的作为，所以他最大的政绩或者说贡献，并不在这里；而是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无比的胆识、高超的智慧，一举结束了持续一百余年的对外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开放了贸易（容后述之）。
高拱属于性情中人，非常看重感情。不幸的是，这竟然成为了他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一点，在以后我们会看到。
总之，高拱是罕见的德才兼备、胆识超群的政治家。
如果说高拱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太耿直，胸无城府，直来直去，工作方法上，又比较简单粗暴。可能还存在不谦虚甚至居功自傲的毛病。有记载说，高拱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
以我分析，高拱自己很敬业很辛苦，每天累个半死，其作风又是雷厉风行，可是官场风气却是混一天少两晌，推诿扯皮；高拱自己自视甚高，对别人写的东西、提的建议、办的事情，容易看不上眼；高拱自己要求很严，官场上却是腐化盛行。所以他容易急，见了怂人压不住火。
想像一下，高拱这个人心里存不住事、脸上压不住火，一旦惹他不高兴，就可能当场脸红脖子粗地拍桌子骂人。可以断定，高拱这个人，脾气不好。加之他的相貌又不一般，胡子茂密绵长，可能还有些零乱，既不像张居正那样儒雅俊朗，又不像严嵩、徐阶那样和蔼可亲。所以，大家都觉得高拱属于不怒而威的领导。
高拱这个人虽然才干超群，胆识过人，可是似乎缺点心眼儿，那就是毫无防人之心，耳根可能还比较软，容易受人挑拨，被别人玩于股掌而不自知。所以既不会搞团结，更不会搞斗争！以我的判断——从他以后在阴谋的陷阱中挣扎的过程来看，高拱还有点死心眼儿，或者说，认死理儿。
本来，高拱学问挺好，口口声声说要与时俱进，要通权达变，可是当他自己的前途和生命遇到威胁时，却没有考虑变通，总认为正义、真理在手，总会有公正的一天；一条道走到黑，彻底跌进别人在他眼皮儿底下挖好的大陷阱！问题是他明知道别人在哪条道上挖了陷阱，可是他认为这条道是正道，我必须走正道，跳进去就跳进去，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
本人也在所谓的官场混了近二十年，虽然没有接触过高层，但是这个类型的领导还是遇到过的。以我的切实观感，这样的领导人，是容易得罪人的。不过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摸透他的脾气，就好了。大家适应了、理解了，会跟着他好好干的。毕竟，这样的人，心眼不坏，心术很正，不虚伪，不作秀，不谋私，而且人家有才干，有思路，有作为，有政绩，以身作则，一心扑在工作上。要是这样的领导不是好领导，那什么样的人才是好领导啊？
所以，高拱在干部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
当内阁里的同僚纷纷被淘汰出局以后，一直隐身幕后，导演了一幕幕活剧的张居正，所要直接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到现在为止，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里，谁都知道，张居正和高拱是好朋友。那么，既然把别人都赶走了，垂拱而治的最高领导人，差不多只是橡皮图章，两个好朋友，又都是有抱负、有才干的实干家，他们联手执政，是多么好的机遇啊！
善良的人们，有理由感到庆幸，对他们同心同德、共赴时艰寄予无限的期许！
但是，中央高层，玄机重重，不在其中者，实在难窥其一斑！甚至，就连当事人，也未必都清楚各种玄机。那些只知道干事而不知道琢磨人的高层人士，注定要一步步迈进阴谋的陷阱！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要说起来，内阁“双人舞”，曾经是高拱和张居正的共同理想。他们曾经为此“相期约”。那还是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高拱和张居正，满怀豪情，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操权握势，大展宏图。他们的友谊，曾经那样深厚，那样令人欣羡。
是的，高拱和张居正，确实是朋友，而且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生死之交、金石之交、同道同心、肝胆相照、刎颈交、胶漆金石不足比拟等等，都是他们各自或者是知情人来描述两个人的关系时使用的。
要说，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性格、人品，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他们两个人，又都自视甚高；况且，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一个属相，但是相差整整一轮，就是说，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二岁，科举登第也早六年，在那个讲究资格的年代，高拱属于张居正的前辈。他们怎么可能成为那么好的朋友呢？
那只能说，志同道合之故也！
确实，这两个人，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有才干，有抱负；都对现实不满，都主张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因为志同道合，连彼此天壤之别的差异，也可以忽略不计，成为“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
我们有理由相信，张居正和高拱，在翰林院的时候就应该熟悉了。据高拱的回忆，张居正在翰林院任编修，“年少聪明，孜孜向学”，高拱可能好为人师，在他面前侃侃而谈，张居正也挺爱听，而且“多所领悟”，于是高拱“爱重之”。就是说喜欢他了。可能比喜欢还要多层意思？器重加喜欢？这话，似乎有点居高临下，透露出他们的关系实际上不太平等。
的确，高拱就自称，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
张居正呢，对高拱很敬重，觉得从高拱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也确实对别人说过，自从和高拱交上朋友，“长多少学问见识”！就是说，张居正也认同，他和高拱的关系，亦师亦友。
不管怎么说，反正两个人很谈得来，谈论时局、商榷治国之道，废寝忘食，甚至于“至忘形骸”！
后来高拱离开翰林院，去给未来的最高权力继承人裕王当老师，估计张居正也还和他保持联系的。而且后来张居正也追随高拱的足迹，当起了裕王的老师，两个人又一起在国子监担任正副“校长”，张居正第一次正式成为高拱的助手。其间，高拱担任《永乐大典》的总校官，张居正任分校官，还是在高拱的领导下一起工作。
在嘉靖和隆庆朝交替之际，两个人前后相差一年左右，进入内阁，又当起了同事。关系越来越好，用高拱的话说，“久而益加厚焉”！
这期间，可能就是在国子监的时候，两个人朝夕相处，对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和严嵩领导下的国家很是失望，也忧心忡忡，彼此之间就免不得相互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抱负，而且“相期以相业”。就是准备当国执政，携手治国。不过张居正比较谦虚，他告诉高拱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即时摆出，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那是老兄你的事，小弟我做不了。但是，老兄你是个急性子，恐怕有些事是需要有人给补补台，如果让小弟从旁襄助，那小弟敢不效力？
这席话，说得高拱热血沸腾，挺受用的。觉得自己交的这个朋友实在太值得了！很可能，诸如此类的话，张居正经常会说出来，让高拱感到，张居正确实是自己的知己、“金石之交”！在以后的岁月里，高拱一直相信这些“相期约”的话，并且在处理和张居正的关系时，也是以此为圭臬的。
直到徐阶将高拱排挤出内阁，下野回老家赋闲，两个人还书信往来不断，所谓“各相望不忘”。显然，高拱确实未因为张居正作为好朋友没有替他说话而对其产生怨气。看来，高拱对朋友是很体谅的。
当然，随着高拱的复出，事实上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在从张居正那里得知了徐阶的下台乃是他的好兄弟幕后操作的，他自己的复出也是好兄弟从中斡旋的结果后，高拱对张居正就更加信任，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更加亲密了。
也难怪，作为堂堂的国家最高中枢机构事实上的主持者的高拱，居然就让张居正当了枪使呢！
但是，一个时期里，高拱并不认为他被人当枪使了。无论是在和赵贞吉、李春芳、殷世儋、陈以勤等等的争斗中，还是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任命重要干部方面，高拱觉得，张居正和他，都是同心协力的。很可能，高拱感到，这正是在为他们当年“相期约”的理想愿景而奋斗呢！
高拱的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复出后的高拱，事实上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大政方针的决策和干部任用的决定，都是和张居正商量的，两个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之局。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高拱和张居正联手处理的边防大政。这一点，有必要展开详细说说。
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对中原威胁很大。最有名的就是明朝称为鞑虏和建虏（满洲）的两支。为了抵御入侵，明政府在北边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等九镇，谓之九边，或许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九大军区。
在高拱、张居正生活的年代，满洲还不太成气候，心腹大患是所谓的鞑虏。而其中最大的部落，就是俺答部。高拱、张居正还是中级干部的时候，俺答曾经率兵突破重重防线，围困北京。刚刚建设好不久的地坛，当时也被俺答的兵士付之一炬。以后，俺答部又多次兵临城下，堂堂天朝大国的首都，动不动就要戒严。宣府、大同及再向西的一些地方，包括今天的长治一带，更是天天受到俺答部的侵扰抢掠，成了他们不花钱的物资供应基地！
另一方面，帝国的国防，可以说绝大部分兵力，都投入到了北部边防，可是还是不能保证北边的安全。岂止不能保卫边防，连首都的安全也保卫不了！而且，要知道，那么多的兵力，那么多的防卫设施，那么频繁的战事，都是要花钱的。国库里的钱，都花在这上边，还是不够。张居正曾经算过一笔账，大体上说，把国家所有的收入都投到北部边防上，还有四十万两（银）的缺口！
可以说，这个问题，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国朝执政当局的心上。屈辱、焦虑、不安，折磨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高级干部。张居正就在给朋友的信里感叹说：“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奈何！奈何！”
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受到意识形态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约束，一般人都不敢提罢了。什么意思呢？
情况是这样的：简单说吧，俺答率兵内侵，并不是要推翻大明王朝取而代之，他所要求的是开放边贸。因为塞外荒凉之地，游牧民族的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奇缺，需要从中国（当时的说法）获得。如果能够开边贸，他们就可以拿马匹牛羊交换这些生活物资。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互市。但是，中国不答应开边贸，他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方式，就只能是战争，通过战争抢掠。那一次打到地坛，围困首都，他提出撤兵的条件，也就是要中国同意开边贸。而且，俺答还有点了解中国国情，他把自己摆得很低，说是请求“封贡”“互市”。意思说，能不能把我当成中国的部属，让我给朝廷上贡？能不能同意开边贸？
但是，在“爱国主义”者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什么理由呢？其实也不复杂，他们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我们中国是天朝大国，鞑虏是化外蛮夷，如果和他们“互市”，那不就是双方平起平坐了吗？尊严何在？国格何在？况且，作为近百年来的敌国，彼此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就是我方不战而屈了吗？对敌人言和平，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卖国贼！谁敢担这个罪名啊？还不仅仅是罪名问题，众怒难犯啊！倘若谁真的这么干了，那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
战，打不赢、撑不住；和，不敢、不能。这不是死胡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