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谙牌理却不按牌理出牌
当国家最高中枢机构的同僚纷纷被淘汰出局以后，高拱和张居正，两个彼此志同道合的生死之交，倘若亲密合作，大展宏图，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也是值得重新考虑的。然而，权力的诱惑，往往会使一些道德操守比较差的人出卖自己的良知，施展阴谋诡计。张居正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另辟蹊径，周密策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动政变，一举成功！内阁九相中的八位同僚，一个都不能少，全部被张居正淘汰出局！他成为唯一的赢家，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张居正为什么能够将其变为现实？同时代的知情人感慨系之：“此公才术，故非前后诸公所及！”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
到了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帝国的最高中枢机构里，只有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了。
是的，他们是肝胆相照的“刎颈交”。
但是，张居正不想跳“双人舞”，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个人独裁。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张居正心里也很清楚，要实现个人独裁，就要整垮高拱，而要整垮高拱取而代之，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现实，张居正在思谋对策。
借着这个机会，有必要隆重推出高拱这个人了。
以我的看法，有明一代，乃至此前的所有朝代，超过高拱的政治家，是不多见的。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发挥才干的更多机会，“志不尽舒，才不尽酬”，抱恨终天！
以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四百多年前的高拱，我甚至认为，倘若高拱能够继续执政，像后来的张居正那样全权掌握国家达十年之久，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都是值得思考的。
那就先看以下高拱的简历吧。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和张居正“家世寒贱”（张居正语）不同，高拱乃生于官宦世家。张居正的祖父是“保安”，而高拱的祖父在中央做过司长（当时叫郎中）；张居正的父亲科举不顺，考了二十多年以秀才终，而高拱的父亲则是进士及第，在山东、陕西担任过地方官，后来又到中央，担任过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二把手”的职务。
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这一点，是张居正所远不及的。因为，“家世寒贱”的张居正不可能有什么严格的家教，虽然读书很刻苦，但是目的性太强——实在没有办法啊，就是为了考试，属于典型的“应试教育”性质。估计连“课外书”也很少读，知识面是比较狭窄的。
不过，虽然家庭条件不同，家教和基础不同，但是其他的方面，张居正和高拱，就很趋同了。比如，他们都非常聪明，高拱“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张居正十岁“通六经大义，文字通顺”。
大体上，高拱和张居正，都在小小年纪，就迈上了科举考试的“正道”。张居正十六岁中举人，高拱则是十七岁中举人，不过后者是全省的第一名。此后，高拱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而张居正则考了两次就中了进士。
此后，高拱的道路，差不多就是张居正的前辙。选为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虽然高拱进翰林院比张居正早六年，但是他们还是交叉了五年。就是说，其中有三年的时间，张居正和高拱，都在翰林院任编修，是同事。
和张居正不同的是，高拱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严嵩、徐阶，都没有特殊关系，也不像张居正那样巴结讨好过严嵩，相反，他甚至还讥讽过这位权势人物。
据记载，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有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的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哈哈一笑。
当然，高拱也没有参与两位主要领导的暗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高拱的祖父、父亲可能与严嵩、徐阶在早年有什么渊源？也可能就是因为高拱很有才华，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大家比较公认？反正严嵩和徐阶对高拱都比较器重，相与推荐他当了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的老师。
这是以后高拱能够在政坛有所作为的基础。
在裕王府九年后，高拱离开了，主持国子监。以后又担任礼部第一副部长、吏部第一副部长、礼部部长，在嘉靖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嘉靖四十五年，由首相徐阶荐举，高拱进入内阁。
徐阶为什么举荐高拱进入内阁呢？这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家的一个手腕儿。
因为最高领导人新老交替在即，作为即将接任最高领导人职位的人的老师，高拱进入内阁，势所必然。徐阶稍微提前一点行动，自然可以示恩于高拱。
但是，徐阶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高拱并未因徐阶有举荐之恩就甘心当他的马仔儿，于是，不久他和徐阶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仅仅一年时间，高拱被徐阶用计驱逐。
又过了近三年，在张居正的斡旋下，高拱复出。隆庆五年，李春芳下台，高拱接任首相。
实际上高拱在内阁的时间，还不到四年，担任首相也才仅仅一年。但是，他初步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如果有机会，说不定他会带领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不期然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用大历史的视角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高拱是主张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一位叫牟钟鉴的学者研究了高拱的大量著作后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研究张居正并对他评价甚高的专家韦先生也由衷地说，他对牟先生的“此一论断，深有同感。”
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高拱，他的主张是什么呢？韦先生说，高拱“对宋明理学采取旗帜鲜明的批判立场”。要知道，宋明理学，是当时的官方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就其地位言，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他的理论勇气和思想解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了。
高拱有一句话，最能够反映他的与时俱进思想：“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
高拱是主张改革的。韦先生概括说，高拱“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法以求治”。而他的改革思想，就其内涵或者说走向来说，清末以前的传统社会的所有改革家都达不到，这就是“公开性”和制度建设。
就以干部制度来说，在他短暂的任内，对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而其主导思想就是“公开”。高拱认为“至公”是真理，“公”才立得住，经得起历史检验。而要“公”，就要“开”，即不能暗箱操作。比如，过去，吏部任用干部，只是部长和司长私下研究敲定，十分隐秘。高拱说，这样做，“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于是，每当需要任命干部，就命人当众打开所有名单，大家发表意见，就是部长本人“欲有所私而不能”。而且，凡是职位空缺的，都要在机关外面公告之，使大家都看到，以广泛推荐并监督补缺人选。
高拱还特别注重制度化，在他主政的吏部，短时间内便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
高拱是主张开放的。在高拱主政的短暂时期里，就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只、开海运。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开海运，就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相抵触了。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和理想主义者，都对高拱的主张予以抵制。他们说开海运风险太大，如果海运能够搞，祖宗都是傻瓜吗，他们为什么不搞？
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针对高拱强力推行开海运的做法，他给朋友写信说，“仆犹虑（我还担心）海禁一驰，他日更有可忧者”。张居正忧什么呢？那就是担忧闭关锁国的国策被打破！
这不是杞人忧天。
高拱实际上有这样的主张。不仅要开海运，还要开国门，实行海外贸易！他清楚地说过，东南沿海倭寇之患，实际上真正的日本人不多，绝大多数的所谓倭寇都是中国的海商，被海禁政策所逼迫，只能“连结远夷，向导以入”。如果允许商人自由开展对外贸易，那么一方面繁荣工商，另一方面也是肃清倭患的治本之策。
专家韦先生也认为，按照开海运的政策运行下去，必然带来对外贸易的繁荣，那整个局面都有可能焕然一新。
想想看，要是高拱的这个主张得以贯彻，会是什么局面？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正是15~16世纪（恰就包含了高拱、张居正时代）西方的航海活动，拉开了现代历史的大幕！正是海运的大开，最终促使西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而当时的中国，造船的技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和实践，都是西欧所难以比拟的。
不仅如此，中国沿海的民间航海、贸易的积极性很高，其机制也与同时代西欧有相似之处。唯一的差别就是当局的政策。高拱就是要打破这个政策。
不过，张居正执政后，立即又推翻了这个政策。
除此之外，包括结束与当时北方的异族长达百余年的战争状态，实现“互市”即双方贸易往来，也是高拱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极力促成的。
这两点，都是在当时条件下，高拱开放思想和政策的具体体现。
高拱对发展工商业，特别重视。可以说，高拱对朱元璋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他对发展工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刚刚复出回到北京时，很可能是利用春节的空隙，作为帝国中央事实上的领导核心的高拱，曾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好像是他一个人微服私访，没有前呼后拥，也不可能有提前安排见谁，教相关群众对来的领导说什么，所以他是很深入细致的，也确实是了解了实情。他和商家交谈，具体了解国家政策、政府管理有哪些问题，做生意有什么障碍等等。随后他又亲自撰写报告，从国家金融、货币政策到对市场的具体干预行为，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应对措施。
帝制时代，像高拱这样作为执政者，对工商业进行过那么细心的调查研究、倾注过那么大热情，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出台改革措施的，可能绝无仅有。
可惜，历史没有给高拱更多的机会。
用大历史观来审视，我可以这样说，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官僚、政客，实用的保守主义者。
那么高拱这个人，在当时的官场，大家是怎么样看他的呢？
据记载，高拱这个人，相貌瑰奇，为人豪爽。这说的是高拱的外表和性格。但是，据说，高拱虽然相貌瑰奇，似乎不修边幅，胡子特别长也特别多，有“高胡子”的外号。
高拱是廉洁自律的高级领导干部。虽然高拱出身书香门第、干部家庭，本人又没有家庭负担（既无父母需要赡养又无儿子），却“家徒四壁”，生活很简朴。据知情人的记载，高拱家的生活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当时的“中产阶级”的档次，处于“寒士”阶层。这在当时腐化的氛围里，是不多见的。
高拱非常勤政。所有的史家都公认，高拱这个人，尽心国事，英锐勃发。在内阁，高拱实际上是核心人物，日理万机，还兼任吏部的部长，责任巨大，掣肘众多，“晨理阁务，午视部事”，十分勤勉。
高拱是非常有才干的领导。无论是不是喜欢高拱，对他评价如何，但是没有人不承认，高拱能力卓越，胆识超群，务实能干。他在短暂担任礼部部长期间，“科场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尽”。在吏部当副部长，即“吏事精核”，“每出一语，奸吏股栗，俗弊以清”。
高拱开诚布公，不阿私党，是知人善任的领导。说高拱在使用干部上一点没有亲疏远近，可能未必是事实。说他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那只能说是诬陷。史家盛赞高拱“当国时一贯开诚布公，不阿私党”。在重要岗位、关键干部的使用上，高拱是很注意的。像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很高的朱衡，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杨博，高拱并未因为他们曾经公开反对自己就弃之不用，而是重新启用，安排合适的岗位；名将谭纶、地方官王宗沐、殷正茂、张学彦等，都受到高拱的重用。专家考证说，高拱任用的重要干部，“称职率是很高的”。当时的舆论也称赞高拱“善用人”。
高拱这个人，虽然是出身干部家庭，却特别体察下情。这里，不妨以他对边防事务的改革为例，简单说说。
高拱这个以改革统领施政的政治家，对防务很重视，一上任，就着手革除宿弊，并且首先把眼光放在军事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方面。
当时的军事首脑机关是兵部。按照六部每部一部长、二副部长的“祖制”，兵部历来也只能配副部长二人，协理部事，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逐步升迁的文官。平时，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很少巡阅边务，接触部队。但是，一遇边防总督（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缺员，按惯例就要副部长前去顶补，但这些人上任后根本不谙边务，处理事物只能是事倍而功半。
高拱改革体制，冲破祖制，在兵部添设两名副部长，这两个人不理部务，职责就是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充分做到对边防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熟悉起来。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缺员，即可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