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外异议者的悲惨结局
张居正是一个文质彬彬、饱读诗书、俊朗儒雅的读书人。那么，他掌握了国家大权，会杀人吗？断然杀害那些手无寸铁、仅仅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表达某种不满的人？会的。实际上，张居正是不吝杀人的。西南少数民族发生骚乱，张居正下令镇压，他给前线指挥官下达指示说，不论向背，一律格杀勿论，务必斩草除根！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啊！不过，对于体制内外的反对派，他就要施展权术，曲线杀人了！就是说，他做得更隐秘、更高明，不像土匪、军阀那样直来直去，声嘶力竭罢了。
一个著名思想家之死
现在，我要给诸位讲述的，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
不说说背景可能不大合适，所以先扯远点说几句。据我的研究——事先声明，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业余研究：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我们中国的文人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思想解放的迹象。总的说，在明代，除了朱元璋、张居正掌权的两个时期，朝政相对比较宽大，学术相对比较自由，各种观点、流派纷纷涌现，结社、出版、集会（主要是讲学和研讨会性质），似乎不大受当局的干扰，大家都习以为常。
这么说吧，到了张居正进入官场的时候，官方意识形态——被当权者为我所用阉割后的儒家名教圣训——已受到普遍质疑甚至挑战。其实，就连张居正本人，对儒家意识形态、对孔孟程朱那套说教，也未必心悦诚服。当然，为了做官，不得不死记硬背；为了权力，不得不天天捧为神圣。仅此而已。
但是，张居正当国，形势大变。
张居正这个人，是权力崇拜者，作为一个文官，他是少有的文化专制主义者。对官方意识形态、名教圣训，张居正内心可以不信，行动上可以背离，却不允许别人公开说不信那一套啦，或者自己又创造什么学说，并且按照这样的学说对时政指手画脚。他所要求的，是要用自己所理解的那套意识形态统一思想，不允许有不同声音，更不允许有反对他的声音存在。
这个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大权在握，他不光是说说的，是要付诸行动的。比如，他以皇帝的名义下令毁书院、禁讲学，并削减府、县学校的学生数量。总之，未雨绸缪也好、见微知著也罢，反正凡是在张居正看来有可能聚集舆论力量的，有可能议论时政、裁量公卿的，就是他打击的对象。目的是加强对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的严厉约束，用高压手段、国家机器的镇压功能，来钳制思想言论，强迫知识分子就范！
可是这种情况下，偏偏就有人不听、不服。何心隐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要我说，何心隐这个人了不得！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公开蔑视官方意识形态，说，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虚的，假的！要知道，当权者之所以把儒家学说当成官方意识形态，不是喜欢那几个老头子，而是看中了三纲五常这一套，偏偏何心隐公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都是假的，这不把意识形态的筋骨给敲断了吗？
何心隐还公开蔑视权贵，不仅自己拒绝考进士、入官场，还不把当权者放在眼里，曾经在家乡组织抗拒县领导乱摊派、增加农民负担的活动，并因此差一点送了性命。更有甚者，何心隐对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公开表示反对，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由文人选举产生，而不是私相授受。在这个方面，谁要联想到西方的圣哲柏拉图，我看也很自然。
总之，他不仅公开倡导在当权者看来属于异端邪说的东西，还付诸行动，组织团体，结社、讲学，影响非常广，名气非常大。
以我的看法，何心隐有点社会主义思想，还带点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色彩。他反对贫富差距过大、反对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反对控制人的思想言论；要民主（和西方早期的民主思想有相同的地方，比如有限选举权）、要自由。
何心隐不仅公开呼吁，还有实际行动，算得上是狂放不羁的一个名流。显然，他与文坛领袖王世贞，还不属于一类人。应当说，何心隐是名副其实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体制外的反对派。
不用说，不仅在当局眼里，就是在长期受到愚民政策愚弄的广大干部群众心目中，何心隐也是个异类。所以，何当时就有“布衣狂禅”的雅号。
前面说过，除张居正当国的十年外，总体说，明朝中后期朝政相对宽大（不然可能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了），何心隐在国中四处活动，在首都聚会讲学，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麻烦。而且不少热衷学术、喜欢讲学的中央干部，跟他还是朋友。
在何心隐的朋友中，不能不说到张居正的同乡兼朋友耿先生。这个人也是进士出身，因为和张居正的关系比较好，此后也曾经官居要职，地位显赫。要说，耿先生这个人还属于学术上的保守派，可是他居然和当时最有名气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和何心隐都是好朋友。老耿可能是一个仗义疏财、喜欢交朋友的人吧，要不，何心隐在首都期间，怎么会经常住在耿先生的家里呢？
于是，到耿先生家串门的张居正，就和何心隐见面了。当然，这个时候，还是严嵩当国，张居正还是中层干部，担任着最高学府的副校长——国子监司业。
奇怪的是，张居正和何心隐两个人见面，很不愉快。何心隐对张居正很不客气，说你在太学（汉代的最高学府称太学，所以何心隐有此说法），知道太学之道乎？如果用现在的话说，意思好像是说，你在大学当领导，那你明白该怎样办大学吗？张居正是城府很深、自视甚高的人。他在何心隐面前，摆出当官的架子，显得很威严（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何心隐见到他就反感，才那样不客气说话）。听了何心隐的话，张居正以极其严厉的目光紧紧盯住何心隐，即所谓“目摄之”，冷冷地说：“听说你时时想着要飞到天上去？我看，你飞不起来！”何心隐何其狂妄的一个人，听到张居正这样说，竟然“舍然若丧”！他很是悲壮地对耿先生说，我看，张居正这个人厉害！他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
正史是这么记载的。
难道，何心隐第一次见到张居正，就预见到了杀机？虽然正史记载，言之凿凿，我还是觉得是后来的人为了说明何心隐这个人不简单而编造的，或者说得稍微缓和些，猜测的。不过，何心隐感觉到张居正这个人不一般，挺狠，倒有可能。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何心隐和张居正第一次见面的十三年后，张居正果然已经当国执政，成为国家最高实权人物。
何心隐呢，还是那样狂放不羁，还是那样到处鼓吹他的“异端邪说”，还是那样喜欢对当政者说三道四。张居正则忙于巩固地位，收拾政敌，打压体制内的反对派；忙于他的新政，只争朝夕，推动已经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正常甚至高速运转起来。
也可以理解为，他暂时还顾不上何心隐？当然，打击的信号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中央的指示发了，领导的讲话强调了，就是禁止讲学；禁止创办书院——其实就是私立大学兼民间“议会”。不知道是何心隐太狂妄了，还是有错觉，反正他不收敛，不屈服，我行我素。
说何心隐狂妄，不难理解；那说有错觉，是怎么回事呢？我分析，关键还是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对禁止讲学、毁坏书院的政策领会不深、不透，执行起来也不那么有力。也是，好多年了，办书院、聚会讲学，大家都认为挺好，当年，连严嵩、徐阶这样的当国者，都是热衷讲学的，也没有看到出什么乱子啊？怎么现在突然间就不允许了呢？所以，有的半心半意应付了事，有的阳奉阴违光说不办，大概有那么一两年，毁书院、禁讲学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理想。这样，会不会给何心隐一个错觉，就是政府或许只是说说罢了，动真格的，不那么容易吧！
可是，张居正做事，是不允许半心半意的，到了万历七年初，更为严厉的政策和相应的处罚措施，终于又出台了。这次，张居正的要求很明确，对书院，必须斩草除根，使其不能死灰复燃；对讲学，必须严格禁止。
这一次，地方不敢稍有迟疑和松懈了，不然，那是要摘帽子的，甚至，还可能遭到严厉打击。
书院，毁了；讲学，禁了；人，不管是山长、教授还是生徒，都赶跑了，就连财产、田地，也都没收了。
何心隐怕了吗？似乎没有。他不是怕了，而是受不了了！哪有这样干的啊？张居正也太过分了吧？你一个读书人出身的领导人，怎么这么恨读书人呢？怎么可以如此跟读书人过不去呢？官场中人不太敢说话，那何心隐不说话不行了。他非要和张居正叫板不可。
于是，何心隐写了一篇相当于大字报性质的文章，论述书院之不当毁，讲学之不能禁。他还宣布，自己要到北京上访，和张居正当面辩论。何心隐不光是说说，批评领导人——用现在的话说——太“左”，太专制，太霸道，太没水平，太没脑子，还以实际行动表示抗议：新创办了一座书院，继续公开聚众讲学。
张居正也是胆大包天的人。他怕什么？谁敢跟他叫板？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在张居正的训导下，乖乖地挺听话，时常还要想方设法讨好他；同僚，都是他的奴隶一般；其他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论中央和地方的，都是他精心培养、提拔的。至于反对他的人，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炒鱿鱼的炒鱿鱼，收拾得已经差不多了。
况且，那个时候也不存在国际压力，像当年的索尔仁尼琴啦，曼德拉啦，金大中啦，还有昂山素季啦等等，动辄国际社会就为之呼吁一番，甚至制裁一下，让恨这些人入骨的本国领导人投鼠忌器，不敢造次。那时候也不存在这个因素，独裁的、有魄力的领导人，差不多可以为所欲为的了。
既然别的办法封不住这个狂人的口，那就只好开杀戒了！张居正一定是这么想的。他是不是把自己的想法明确说出来了，我是不敢断定的。
在何心隐预见到——如果真有预见的话——张居正会杀他的二十年以后，也就是万历七年，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在全国毁书院、禁讲学的命令下达后，持不同政见者何心隐被逮捕了。逮捕何心隐的命令，是张居正下达给湖北巡抚陈先生的。这个时候，何心隐正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
何心隐当然明白，这个时期是非常时期，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打击反对派的决心很大，信心很足，风声很紧，形势很严峻。对追求独立自由的人士来说，这个时期完全可以说是风声鹤唳，黑云压城城欲摧。可越是形势严峻，何心隐越是活跃。他从祁门到南安，从南安到湖北，马不停蹄，讲学不止，对当局的文化专制政策的抨击，也越发起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