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物常常是复杂的。如果事情都像我辈书生想像的这样，那领导干部的水平如何能体现出来？这不，荆州府学的学生闹事，这起群体性事件，就出了个棘手的问题。地方“一把手”王世贞表了态，就得处理了。处理就要先查清事实吧？工作程序嘛！调查组对这起群体性事件的调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
似乎不是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了。
虽然此事是因为许同学家里的私事引发的，实际上为首的并不是许同学，而是许同学的同学王同学。据调查组的调查，整个事件，都是这个王同学策划并指挥的。
那又怎么样呢？许同学和王同学，不都是府学的学生吗？这有什么复杂的呢？
我也这么想。可是，诸位不知道，这个王同学，摊上了个好姐姐，而他的这个好姐姐，嫁给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谁呀？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人一跳！就是响当当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啊！
明白？就是说，这起群体性事件的主使者、指挥者，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的小舅子！
直到这个时候，或许我们才能明白，领导对王同学的同学——许同学的上访为什么那么重视；这帮学生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这个时候，替王世贞王领导想一想，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其实，这个时候，才是考验一个领导干部政治上是不是成熟、是不是能够把握分寸、是不是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是值得信用的好机会。可是，越是这个时候，领导干部的压力也就越大。这是很正常的。
该怎么处理呢？要我说，可以不考虑王同学小舅子的身份。为什么呢？
想想看，张居正是国家高级领导干部，是执政者，他平时连对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的要求都很严，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对各级领导干部们就不用说了，大会小会，都要求领导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遵纪守法，清正廉明。从整个官场对这个大人物的印象来看，张居正对徇私枉法的事情，是很痛恨的，处理起来是不手软的；他自己的小舅子仗势欺官，近乎胡闹，他不至于会袒护吧？说不定他听到这个消息——绝对很快就会知道——会震怒的，一怒之下，会拿自己的小舅子开刀，进一步树立公正廉明、大公无私的高大形象！
还可以告诉诸位一个事实，这个小舅子，地位显然没有国舅那样高，连国舅，张居正也处理过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把问题复杂化呢？
何况，张居正教育万历小皇帝的，教育全体干部的，都是要讲大局，要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这起群体性事件，提高了看，也可以说是对“改革”大业的干扰。想必张居正为了推进“改革”，也会要求依法严肃处理这起群体性事件的。
我是这么想的。估计王世贞王巡抚，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王世贞是那个时代的书生，我是这个时代的书生，我们都是书生。书生的最大毛病，就是凡事儿爱较真儿，认死理儿，对领导的话不能活学活用。就领会领导意图而言，比起游七游“秘书”来，那差别简直如同天壤了！
也可以说，书生看问题，爱钻牛角尖儿。再说直白些，书生考虑问题，不如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如果说书生是在牛角尖里看问题，那领导至少也是坐在牛背上看问题的。所以，书生看问题，难免片面。
管辖张居正家乡荆州府的郧阳“特别行政区”的“一把手”——巡抚王世贞，虽然也算得上高级领导干部了，但是他本质上还是书生，而且自己也从来就是以书生自居。所以，他在考虑学生闹事这起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就犯了认死理儿的毛病，钻在牛角尖里看问题。这样一来，就没有坐在牛背上的领导干部看得远了。
那么，从领导干部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我不敢妄加猜测。只知道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一般不会是就事论事，也不会只考虑条条框框，而是考虑得更全面，更长远。如何算全面、如何算长远，实际上我也说不好；但是，从处理结果上看，似乎可以作出些推断。
什么结果？就是郧阳巡抚王世贞，因为不为民——比如王同学——做主，而是要为官——比如李知县——做主，因此被张居正打发回家“卖红薯”去了！
如果说，这次群体性事件以前，王世贞还算得上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知己”，关系不错，属于重点培养对象的话——至少，王世贞是这么理解的，那么，此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竟然成了张居正和王世贞关系逆转的分水岭；王世贞从此成为张居正眼中的不可信用者，在张居正当国的年代里，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了。
张居正为什么打发王世贞回家“卖红薯”，自然有他分析问题的角度。是真的因为王世贞不为民做主吗？如果谁这样看，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恕我直言，那真算得上是愚昧可笑的人了！那到底什么原因？有一位研究王世贞的孙专家说，“在张居正看来……将王世贞派往自己家乡为官，王世贞竟不知照顾其亲属”，因此，张居正“积不能堪”，不得不施展权术，把王世贞打发回家。这个说法可谓一针见血。
不过，这从看问题的角度方面说，还稍嫌不够。我的看法是，领导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其个人的威信。一件事情发生了，如何处理更有利，那是需要权衡的，有时候还需要反复掂量、慎重拿捏。认死理儿、钻牛角尖是不行的。
要说，如果秉公处理了带头闹事的王同学——也就是张居正的小舅子这样的权贵亲属，那只能有助于树立张居正的威信。可是，领导不这么想。
如果对领导的亲属和对普通老百姓一样看待，那是不是在这些人的眼里，根本就没有领导？处理问题，是不是就可以不考虑领导？那领导的权威何在？再说浅显些，领导的面子，是不是有些过不去？还有，如果任凭下面的干部认死理儿，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那领导的意图谁还会去认真领会？
只会照章办事、不认真领会领导意图的干部，还能用吗？结论只能是：绝对不能用。
所以，关键时刻，最能考验一个干部政治上是不是靠得住；面对群体性事件，最能考验一个干部是不是有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都照章办事，哪里还会有什么复杂？如果照章办事就是政治上可靠的表现，那还需要什么考验？
这，就是人治的悲哀。
倘若这样的事件发生在现代国家——―注意，现代国家不是时间概念——那越是涉及领导干部亲属的事件，越会被媒体紧追不舍，处理起来就越要可丁可卯。所以，越是高级领导干部，不仅他本人，就是他的亲属，越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甚至有人感慨说，难道身为高级干部的亲属，本身就是“原罪”？不管怎么说，你要做高级干部，那对你的监督就越严格，这个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惯例。
王世贞生而不幸，他是在威权社会、人治官场从政的，所以，他只能满怀不平，又不断自我安慰着，慢慢卷铺盖回家；而张居正的小舅子王同学，可想而知，一定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谁还敢惹他呢？不要说惹他，巴结他，还未必有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