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当权不过如此
1050100000039

第39章 人治巅峰 (4)

直到现在,许多人之所以对张居正推崇备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居正当国后,通过努力,扭转了国库空虚的局面,由入不敷出,到大大盈余。可以说,张居正能够富国。也就是说,他做到了让国家——具体说是国库——富起来。事实摆在这,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换句话说,张居正最大的功劳,就是富国。

那么,张居正的富国之策是什么?他怎么做到的呢?或许有人说,通过改革啊!但这似乎不符合历史事实。前面说过,张居正的新政,基调是整顿,不是改革。属于改革性质的一条鞭法,也是在他去世前才在全国推行的。也就是说,在张居正执政的前九年里,并没有经济改革的措施出台,而改革措施出台不久,张居正就去世了。

显然,富国的奥秘,不是因为一条鞭法这样的改革措施。所以,总体上或者宏观上说,张居正的富国策,还是整顿。

这里,我得顺便说说这样一个观点:国富,并不等于民富,有时候还可能相反。根据我的观察,民主体制下,国富必然民富,或者说,国富必然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甚至民很富而国(政府)颇穷;在专制国家则不尽然。有的专制国家,表面上看,国家可能很强盛,老百姓却苦哈哈的,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道理很简单。专制国家,干什么事情,不需要征求老百姓同意。如果当局不择手段搜刮民脂民膏,集中到一起,用于豢养军队和警察,用于军备竞赛,表面上看,国家还是很强大的,领导人的腰杆挺硬,派头挺足;可是,老百姓的肚子挺饿,面色挺灰。

那些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其实是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不分青红皂白,看到能够使国家表面强大的领导人就崇拜,是很可怜的!我的观点是,不能认为,凡是能够富国的人,就值得肯定,就说是伟人。归根结底,能不能富民,才是衡量一个领导人是不是伟人的最基本标尺。道理也很简单。国家的强大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富足的生活,那强大不强大,意义何在?甚至,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的,那就更成问题了。所以,绝对不能一听到一个领导人使得国库收入增加了多少,就觉得这个人挺好。

张居正是富国的功臣。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他是不是富民,我不敢肯定。那要看他的富国之策到底是什么了。张居正的说法是不加赋而国库足。从这个口号看,不错的。如果就是通过一味增加老百姓税负的办法从而增加国家的收入,未必是办了好事。不增加老百姓税负就能够增加国家的收入,虽然不能简单说就是上策,但是至少是高明的政策,也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这一点,张居正多多少少办到了。

也应该说,张居正为天下理财,确实非常辛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可谓勤勉敬业。

有的专家说,张居正理财,增加国库收入,首先就是开源节流。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

节流,具体说是削减冗费,确是事实。张居正提倡勤俭。从皇帝到各级政权机关、各部门,都被迫压缩了开支。有这样一个例子,小皇帝让张居正看他的衣袍是什么颜色,结果张居正没有说对。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的颜色褪色了!张居正于是说,既然这种衣料爱褪色,那就少做几件。还有,过元宵节,张居正把宫内的灯都减少了。控制开支,就到了这个程度!所以,节流,他是实实在在做了不少工作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但开源,却未必。开源,顾名思义是开辟新的税源。也就是说,不是培植新兴产业,就是对过去忽视的行当课税。不然怎么能叫开源呢?可是,张居正当国,这个方面并没有什么进展。

被张居正推翻的高拱,是坚定主张对外开放的。如果按照高拱的治国方略,那贸易税就应该是典型的开源,因对外开放还可能带动新产业的发展,又会增加税源。可是,张居正是闭关锁国政策的执行者,他执政后把所有和开放有关的政策措施都停掉了。

高拱对发展工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帝制时代,像高拱那样对工商业进行过那么细心的调查研究、倾注过那么大热情的执政者,可能绝无仅有。可惜,他被张居正推翻了,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张居正对工商业并没有执行新的抑制政策,但是他对促进工商业发展,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更没有发行实质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张居正和别的领导人面对的税源都是一样的。所以,民国时期写出《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先生说,张居正除了整理田赋以外,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弥补岁入、岁出的巨大差额呢?那么,说张居正开源,不知所谓何来?

依我看,张居正的富国要领,还是整顿。所谓整顿,就是严明纪律,该征收的必须征收到位。张居正自己就说:“方今言理财者,其说纷纷,皆未知设法以督完正供之为便也。”就是说,想方设法完成国家规定的税额,才是最为重要的。韦先生也说,张居正并非有鬼输神运之功,“关键在于敢于严申纪律,大行赏罚以贯彻法令。”

张居正上台后,调整人事。清除异己的同时,就着手整顿财经纪律。他宣布:如果规定的赋税没有足额征收并上缴国库,省级的一把手——巡抚和负责监察的巡按御史听纠,府、县一把手听调。而且基本上说到做到,真的撤了若干个巡抚、府县领导的官。用朱东润先生的话说,事态变得很严重了。所以,地方领导都不敢怠慢了,为了乌纱帽,千方百计也要完成税收任务。

这就是奥秘所在。

要说,张居正也不是一点也没有做开源的工作。他以铁腕整顿税收的各个环节,还在后期推动丈量土地。整顿税收环节,关键是促使有关干部守法杜弊,打击贪腐、惩治姑息,采取了不少动作,得罪了不少人。清丈土地,张居正更是花费了大量心血。

所谓欲清其源,先正其田。过去的执政当局也做过不少这种清丈土地的工作。张居正在执政的后期,在部分地方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将之在全国铺开。应该说,清丈土地,对老百姓是有利的,而对各级官员和富豪权贵就未必了。所以张居正得罪的人也不少。但是他态度很坚决,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话说,就是任凭“谤议四起”,他“终不为动,任之愈力”!虽然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开源还有距离,但是毕竟,把以往偷逃税收的人、土地给清理出来,是会增加税收的。

应该说,张居正的富国策,完全是传统的,并没有任何新意。简单说,就是他基本上做到了该收的税收上来。可以说,这是人治短暂成功的范例。

当然,既然是人治,是传统的做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地方的领导为了帽子,损招很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啊!比如清丈土地,本来应该以查清底数为目的。但是,在张居正的指导思想上,实际上有清丈乃是为了追求溢额,要求清理出更多的纳税耕地的意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层层加码,弄虚作假,虚报冒报,只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朱东润先生说,从书生的立场上看,张居正的这个做法只觉得操切。韦先生也说,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是有欠缺的。但不管怎么说,通过严明纪律,该征的税都足额征缴了,于是,国库收入增加了。

开支控制住了,收入又增加了,国库就盈余了。

顺便说说,此前,由于高拱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已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大明帝国的北部边防问题,化干戈为玉帛,国家因此减少了大量开支。总体上说,张居正当国的十年,没有大的战事,是和平的局面。而以往国库空虚,很大程度上是军费开支过多造成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居正时代的国库,确实是充盈的。

但到底老百姓是不是也同时富了呢?我说不清楚。

我并不是苛求前人,因为他没有发展资本主义,就说他保守。但是,我们可以把张居正的政策和被他推翻的领导人的政策比较,这不能算是苛求吧?如果按照高拱的政策,一是对外贸易,二是大力发展工商业,那么富国强兵应该是有希望的;而且这样的富国强兵,不仅必然建立在老百姓富足的基础上,而且很可能会催生出一个新局面。从这个角度说,张居正和高拱,应该高下立判了吧?

人治和制度的两难选择

人治国家,并不是没有制度。人治官场的领导人,其实也反复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也连篇累牍地制定了不少制度。但问题是,人治国家,许许多多的制度,靠不住。

威权国家、人治官场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制度挺多,挺严,挺能让老百姓感动,可就是执行不下去。大大小小的干部,也知道有制度,可是谁也不当回事儿,不当回事儿也没什么事儿,长期如此,制度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制久而弊生。

这里,就有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大明帝国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出身贫寒,挺能体谅民间疾苦的。他也很勤政,兢兢业业地干,定了不少制度。其中,就有一个驿递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