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张居正执政的第五个年头，他提出了两个同意试行一条鞭法的前提：一是在南方试行；二是必须由得力干部主持。这是张居正在写给家乡湖广省的“一把手”的信里说的。他说：“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我）以为行法贵在人，又贵在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矣。”
从这封信里，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这样的信号：第一，张居正对推行一条鞭法兴趣不大、热情不高，所以他一上来先说，你说一条鞭法不错，但最近也有人说不好；第二，他认为在南方可以搞；第三，有点被动同意的意思，所以用了“因之可也”的话，就是说，因袭以前的做法搞搞看也可以吧！第四，他认为南方也未必都可以搞，要有得力干部主持的地方才行。
到了张居正执政的第六个年头，他依然是这个态度。而且是用皇帝的名义，以皇皇圣旨表达出来的，说推行一条鞭法，必须因地所宜，“不许一例强行”。
此后，鉴于不少地方干部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挺高，吏部的杨副部长给张居正写信，要求他加强干预，并且点了几个地方的名字。张居正接到这封信以后，给杨副部长回信说，我已经拟旨，准备再发文件（圣旨），重申要因地制宜，“不必强行”；至于你信中点到的那些地方，你告诉这些省里的领导，文件马上就要下了，要贯彻执行这个文件，不要再搞了（原文是“尊奉近旨罢之”）。
或许是这个时候干部队伍里，对推行一条鞭法争论比较大吧，张居正又一次以皇帝的名义下令说：“条鞭之法，前旨听从民便，原未欲一概通行，不必再议！”
如果联系到张居正的执政风格，他要认准的事情，想办的事情，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态度和表现的。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倘若张居正对推行一条鞭法感兴趣、热情高，那么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作出这样的指示。与其说他是站在支持一方，压制反对者的声音，不如说他更多的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抑制推行一条鞭法者的积极性。至少，张居正是摇摆在两者之间的。
想想看，张居正执政十年，在最后才下令推行的一项制度，在张居正的治国生涯中，被说成占得位置很重要，作用很大，是不是有点夸张？更为重要的是，说到张居正的功过是非，虽然认识很不一致，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那就是，张居正有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也有这个本事；他执政以后，扭转了国库空虚的局面，使得原来空空如也的国库变得充盈起来。那这是不是因为推行了一条鞭法啊？也不是的，这和一条鞭法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国库充盈，在张居正当国后的第三年，就已经实现了。而这个时候，离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行，还早着呢！
当然，也应该说，一条鞭法能够在全国推行，这也是很大的功劳了。尽管张居正对推行一条鞭法曾经摇摆、犹豫甚至有事实上压制的举动，但是也不应该由此抹杀张居正在这个方面的功劳。
老套路新招数
治国先治官。张居正的新政，也是从这里入手的。这是老套路。但是，非常管用！
说起来，吏治，在历朝历代，都是个大难题。治国先治吏，居然成为古训。顺便说说，这里的吏，是官的意思。本来，国民花钱养着那么多干部，是要他们为老百姓服务的，结果，却是变成事实上的老百姓为他们服务了；本来，执政当局是管理公共事务的，结果，管理自身就成为一道难题。为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历来很本分。比如，国人中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我们为什么要花钱养政府？在国人的心目中，政府似乎是必需的，统治者似乎是天然就存在的。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老百姓花钱养政府这个概念，甚至还以为是政府在养老百姓呢！甚至对此感恩戴德，叩头作揖！这个话题不展开讨论了。
或许正因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太顺从了，所以官场中人就很放肆了。他们干什么、怎么干，也不需要老百姓同意，所以也不必考虑老百姓的感受——当然，他们口头上可不会这么说，冠冕堂皇天花乱坠的说辞能让人潸然泪下呢！当然，他们对老百姓可以放肆，对上级就毕恭毕敬了。有个说法，说官不如妓，官不如奴，说的就是官员们在比自己大的官面前的表现。所以，人治的官场，弥漫着腐化和逢迎的氛围。如果这个政权已经有些年头了，那官场还会在腐化的同时，显得疲惫、拖沓，效率低下。
正因为已经在腐化氛围里浸淫，那些对小团体乃至干部个人有利的事就抢，反之就推；不花钱该办的事也不办，花了钱不能办的事也可以办成。推诿扯皮与争名夺利并存，不作为和乱作为共伴。这样一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管理老百姓易，管理自身可就难啦！管理自身就成为一道难题。
张居正上台，要行新政，第一道难题，也同样是吏治。
那么，张居正当国后，官场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用张居正自己的话说，是虚文矫饰、剥下奉上、奔走趋承、征发期会、苟且草率。
过去的高级干部，都是进士出身，写文件特别讲究对仗、排比。所以有时候，为了形式，损害了实质。至少，让后世子孙看起来有点费劲。按照我的理解，张居正这些话的大意是说，官场中人，形式主义严重，弄虚作假成风；对下盘剥，对上逢迎；做官不是靠能力人品而是靠跑关系，当官的整天忙于跑官要官；工作不讲效果效益，统计数字报上来就算完成任务等等。也有人概括说，当时的官场，一是冗，二是贪，三是姑息萎靡，官官相护。
大明帝国的官场，有一点还算好的，那就是，经常有忧国忧民的人对形势作出很不美妙的分析，提出的问题往往也有些夸张，近乎耸人听闻。比如，说到冗，其实，那个时候全国所有的干部，总共才二万四千人。说多，实际上不能算多。一个县才一个县处级领导，而且一旦不担任领导就是名副其实的平民，说多，实在不足信。但是，张居正所说的情形，大抵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那么张居正整饬的措施是什么呢？
有人说，张居正上台的第十七天就进行京察——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干部考核，当然比现在的考核要厉害很多，每次京察就相当于民主国家内阁重组——是整饬吏治的措施之一。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张居正上台后迫不及待地进行京察，是一次大清洗，不是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而是以人划线的，是很不道德的做法。怎么能够和整饬吏治联系到一起呢？况且，新政府成立，近乎改朝换代，人事调整是必然的，硬说是整饬吏治，实在勉强了。
依我说，张居正的整饬吏治，主要就是他发明的考成法。这是张居正的创制。因此，我认为，张居正上台，套路是老套路，不过确实是有新招数。
考成法说起来很复杂。按照我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要义。
第一，从行政管理上说，核心是层层节制，各项任务有专责、有期限、有监督。第二，从政治体制的层面说，有提高内阁地位、强化内阁职能的意义。
不管怎么说，有了考成法，从体制上说，内阁可以名正言顺控制“议员”；“议员”可以有理有据严密监督六部。从机制上说，任何事情，一旦决策做出，从交办、到完成，都有程序规定、时限要求和问责办法。这样，沉湎于吃喝玩乐、贪污腐化的官场，突然之间，就被迫要干事，而且务必要干成事了。
除此而外，张居正的整饬吏治，就是制定了有关的纪律规定。比如，规定提拔干部，一律不准高级领导个人说了算，若高级领导干部专擅，则斩！如果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亲属，除非是皇帝点名下令，否则一律不能进入干部队伍，违者斩！又比如，各地方、各部门干部有编制数，若超过编制数增加干部，决定增加和被增加的干部，各杖一百！再比如，凡是有关部门的干部，不得在现住所所在地方购买田宅，违者，笞五十，免职，所买田宅没收！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规定看起来挺严厉，实际上差不多是一纸空文。因为，真正破坏制度的，恰恰是制定制度的决策者。比如，张居正用干部，从来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高级干部的选用，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不过，客观地说，张居正推行了考成法，又清洗了政敌的班底，选用听话的干部，总体上说，差不多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很不容易的。
毕竟，大明帝国这架国家机器，经过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已经锈迹斑斑，推动其正常甚至高效运转起来，实在是奇迹了！
不过，还要说一句，张居正的整饬吏治，一时之效是有的，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在整饬吏治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带头扰乱吏治！他选拔干部的私心自用；他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带头卖官、以权谋私；他作风日益骄盈，日益喜欢吹吹拍拍，那么，吏治怎么会清明？官场风气，还能够好？
简言之，张居正是人治的典型。人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吏治问题的。
没有新意但颇有成效的富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