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张居正之所以把祖制挂在嘴上，实际上是为减少改革的阻力，不得不如此，是策略上的考虑，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或许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从张居正给朋友的私人信函里也可以看出，张居正是真心这么想的。他认为朱元璋考虑得很全面了，后世按照他的设计做就行了；国家的规章制度已经很多了，问题是制度得不到执行。所以他执政以后，一切的着眼点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能够把祖制执行下去。
张居正还对变法的言论批驳说，“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还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如果我们稍微研究一下被张居正和太监冯保相互勾结而推翻的高拱，就可以清楚看出，实际上，倘若是高拱具有张居正所处的地位、所有的权力，那他会真正推行大改革。
张居正和高拱，都是实干家，是务实的领导人。但是，高拱同时又是思想家。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高拱，他的主张是什么呢？韦先生说，高拱的主导思想是，“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法以求治。”
高拱有一句话，说：“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在被张居正取代前的短暂时期里，作为执政者的高拱，不仅有变法——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改革的系统思考和论述，而且大刀阔斧地在推进变法。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如果高拱继续执政，那么，他会致力于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对闭关锁国政策的大调整，开放对外贸易，在这方面会有大举措。另外，高拱一定会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继续进行较大的调整、改革。还有，鉴于高拱对主流意识形态——宋明理学，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持批判态度，他不会像张居正那样，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采取专制主义的高压态度。而且，毫无疑问，高拱会实行在他执政的短暂时期里提出的“厚农资商”政策，继续其已经实行的鼓励、支持工商业发展的改革，包括货币政策的改革。
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张居正基本上属于整顿派。历史上从来说高拱和张居正没有政见分歧，其实是误解。两个人有政见上的分歧，分歧的根本之处就在这里：是整顿还是改革，是小改还是大改。
或许还会有人说，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那不是改革吗？仅凭这一点，他也完全称得上是改革家吧？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是，事情也未必这么简单。关于此，我要问一句，海瑞是不是改革家呢？可能结论会有很大分歧。
实际上，海瑞早在张居正执政前，就在他担任“一把手”的江南一带大范围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可是，说海瑞是改革家的人不多。所以，不能仅仅因为推行了什么新的制度，就可以称某人为改革家。关键要看他执政的理念和主导思想。事实上，张居正和海瑞，都推崇朱元璋时代的制度，把恢复祖宗法度的功能，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不同的是，海瑞是理想主义者，张居正是实用主义者；海瑞以身作则，从我做起，而张居正要求别人遵守祖宗法纪，自己可以而且应该是例外。
综上所述，我认为，与高拱相比，张居正是整顿派。他的新政，是以整顿为基调的。在整顿方面，张居正是成功的。确实，人治社会、专制国家，条条框框订得其实很多，很冠冕堂皇的；最大的问题是说一套做一套。谁能够促进按照那些制度办事，就已经很不错了。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势人物。
那为什么梁启超等都强调张居正是改革家呢？别忘了，中国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家，有时候，为了现实的目的，要借助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来表达，借古喻今。况且，他对张居正在体制性腐败成那样的氛围里，在整个官场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背景下，能够做成事情，是很钦佩的。所以难免对他推崇备至了。
还有一点也要提及：梁启超不是历史专家，是政论家。据说毛泽东对梁启超很有研究，说他“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这至少可以说明，不能认为名人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子，最好要我们自己去思考，去发现。
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平“红利”
和边防的少数民族达成和平，开放贸易，这是高拱事实上（他只是内阁的“二把手”）掌握全局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以大气魄、高胆识、精谋略，做成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张居正当时作为高拱的助手，是此政策积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不过，和平的“红利”，高拱基本上没有能够分享。不久，他就被张居正推翻了。
张居正执政以后，继承了高拱在这个方面的既定政策，精心而具体地指导新形势下的北部边防，巩固了和平。应该说，张居正对实现和平有贡献，对巩固和平有功劳。但是，他享受的和平“红利”，超过了他的贡献。
为什么这么说呢？高拱被推翻以后，张居正和他的心腹人物对外散布说，处理把汉那吉，是张居正的功劳，高拱其实没有做什么。这个就不说了，意思不大。更重要的是，张居正执政十年，最大的功劳是使国库充盈。这当然很不容易。不过，试想，倘若没有高拱奠定的这个和平的基础，每年投入北部边防的经费还是像过去那样多，那么国库是不是真的能够充盈起来，还是值得怀疑的。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和平达成之前，国库支出中，北部边防一直是大头。所谓“府库空而国计拙，田野耗而民不支”，皆因供应北部边防，“是其大者”。这是户部给隆庆皇帝的汇报说的。
按照张居正自己在辅佐高拱处理该事时的分析，说达成和平，防务费用可以大大节省，即减少直接的费用三成以上，而且还可以腾出精力屯田，“可省行粮数十百万”。后来的事实证明，因和平达成，不用兵革，“岁省费十三”，即百分之三十，同时节约征调费百万。这是什么概念呢？过去，北部防务开支最高的年份，岁费是二百多万。大家算一算就知道了。
另外，由于达成和平后开放贸易，地方增加了许多收入，过去的荒凉、凄惨之地，变得一片繁荣！
还有一点，张居正执政的十年，是国防相对比较稳定的十年。也就是说，是一个和平的环境。这对张居正推行新政，进行大整顿，是非常有利的。不能不说，在高拱主持下达成的封贡、互市目标，是形成张居正执政后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的关键和基础。
当然，为了巩固边防和平和国内的稳定，张居正也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作为读书人出身的文官，张居正颇有军事指挥的将帅之才，他差不多履行了最高统帅的职责。尤其是，张居正对军事将领的使用，与政权系统的干部不同，很注重才干能力，很注意培养、保护。像戚继光和李成梁，都是张居正的心腹爱将，他对他们的培养爱护，仿佛是门生、子弟。简单说吧，在处理国防这个问题上，张居正是有很大功劳的。
不过，也应该说，张居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比较坏的。早在高拱和张居正合作共事的时候，张居正和高拱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分歧，甚至发生过矛盾。
高拱对少数民族政策主张，是力主安抚，提高教育水平，引导人心向上，甚至——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以多少带有地方自治色彩这样的战略，来解决问题。所以，他积极推动该地区提拔、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扩大学校学生员额，扩大科举招收数额，甚至说这几个地方可以不受中央下达的名额的限制，目的是引导民风向上。他的施政基调是用温和的、正面引导的办法处理矛盾。张居正则是一味主张屠杀。稍有风吹草动，他就命令屠杀！而且明确指示可以不问向背，斩草除根！
有一次，张居正写信给前方的将领，要他大开杀戒，高拱当即予以制止。事后查明，高拱的判断是对的，那根本不是叛乱，是误会。最后通过安抚，妥善处理了发生的事件。对下面的指示竟然被“一把手”给收回了，这使自视甚高的张居正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对高拱很不满。可能也产生了当副职到底不如当正职的感慨，于是更坚定了他密谋推翻高拱的决心。
高拱被推翻以后，张居正掌握全权，他不再顾忌，在处理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用韦先生的话说，“张居正颇有嗜杀倾向”。韦先生又说，“隆庆时期和万历初期，相继发生的对壮、瑶、都掌蛮等少数民族的过火屠戮，张居正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两项“改革”值得玩味
我的看法已经说过，张居正是整顿派，或者说他执政时期的施政是大整顿；也可以换个角度说，张居正是以恢复祖制的功能为职志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张居正没有改革。
考成法和条鞭法，可以算是改革。这两项改革，颇值得玩味。
先说考成法。考成法是张居正治国理政的撒手锏。简而言之，从行政管理的技术层面看，考成法就是层层节制，事有稽核。这对于强化责任、便于考核、提高行政效率，很有效果，算得上是一种改革或者说制度创新。
不过，应该说，这里面也有巩固个人权力、控制言路的考量。我的意思是说，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考成法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说，政治上的文明成果有什么最值得肯定或者说继承的话，那恐怕非言官制度莫属了。对此，孙中山先生作过很系统的阐述，他创立的五权分立的政治学说，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言官制度在明代，最为发达、最为典型。
明帝国以皇帝昏庸荒唐出名，也以言官的厉害闻名。
言路，一向被视为政治是否清明的晴雨表。所谓言路，主要就是言官表达意见的渠道是不是畅通。从制度上保证开言路的，就是言官直接向国家元首负责，是皇家的“议员”，专门对付政府和政府高级干部，使得政策举措符合舆情，个人操守不至有亏。当然，他们有时候也对国家元首很不客气。在体制设计上，言官制度运用的是小大相维的原则，即以小制大，言官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不受行政机构的节制。
可是，张居正的考成法，从体制上把“议员”置于内阁的节制之下；从效果上基本消除了“议员”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因此，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说，这是政治上的倒退。所以，张居正的这个考成法一出台，立即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反对考成法的人，张居正处理起来很简单，就用考成法把他给打发掉！
后来，干部、“议员”都不敢公开反对了，但是内心不太服气，许多人因此对张居正始终不能谅解。张居正为此，也苦恼过。
从实际效果看，考成法是张居正新政中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但又是十年执政的有力工具，对推行他的新政，作用非常大！
再说说条鞭法。对于条鞭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条鞭法，学过历史的人，几乎都听说过。说到张居正，就会和一条鞭法联系起来。似乎张居正的新政，或者说改革，最主要的，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确实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具体的内容，我就不多说了，比较繁琐，也挺枯燥。研究一条鞭法的专家梁方仲先生说，实行一条鞭法，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这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反正我们不是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对一条鞭法，只要了解到这里，我看也就可以了。
有人会说，既然一条鞭法是重大变革，仅此一条，就能够确立张居正改革家的地位啊！是的，可以这样说吧。但是，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张居正的新政中，一条鞭法占的位置并不重要。
我的这个说法，乍一听，不大容易理解。这么说吧，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的发明，早就试行过了。张居正开始对这个东西似乎兴趣不大、热情不高，所以直到他去世前才正式在全国推行。研究一条鞭法的专家梁先生在遣词造句上很严谨，按照他的说法，开始施行一条鞭法，是“我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嘉靖年间，张居正出生、科举、入仕，到隆庆年间入阁，隆庆六年中开始执政。显然，一条鞭法在他执政前，就已经开始施行了。
实际上，在张居正还是五岁孩童的时候，当时内阁里有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就提出改革田赋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了。当时也有“议员”和地方官响应，并且在局部试行。此后，广东、浙江两省，一条鞭法普遍施行。后来，当国的徐阶——张居正的恩师，因为自身利益的考量，坚决反对施行一条鞭法，阻碍了推行的速度和广度。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徐阶下台后，到徐阶的家乡当“一把手”，就大刀阔斧清丈土地、施行一条鞭法。而当时高拱已经被徐阶排挤辞职回家，内阁里的当国者，都是徐阶的学生和追随者——李春芳、张居正、殷世儋，所以海瑞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
张居正执政后，地方施行一条鞭法的积极性依然很高，不少地方都在搞。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恩师徐阶的影响，反正，在执政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并没有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想法，甚至，对一些地方自发搞的，他还不大高兴。总的看来，似乎张居正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一条鞭法在南方实行可以，在北方不适合搞。